1948年底，鲁中南七地委(即泰西地委)为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根据上级党委的具体布置，积极为解放全中国准备干部队伍。
1948年11月至12月，我调任泰西县委党训班主任，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办了一期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农村优秀党员训练班动员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同志，准备为解放全中国而听从党的召唤，为大军南下，接管敌占区，准备了一批新的干部力量。
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我调地委组织部任秘书，亲自参与了组织全地委南下干部队伍的工作。
当时从地、县、区、乡组织了一整套的党、政、军干部南下薛队伍。基本上是从各级组织中抽调三分之一左右的干部参加南下，泰西地区所辖的泰西、肥城、长清、平阴、东平、汶上、宁阳等七个县，共组织了约七、八百名干部。
南下地委班子的组成人员如下：
地委书记： 崔 健
地委组织部长： 邵汝群
民运部部长： 李学智
地委秘书长： 曾少东
专员公署专员： 李荣村
军分区司令员： 谢福林
各部门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我调任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德臣为统计干事，还有两名挑夫，负责挑运干部档案箱子。其它部门的干部和各县的干部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汶上县的书记是隋长文。
南下干部队伍组织好以后，放假几天，于1949年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六)在地委驻地一肥城城西穆庄集中。2月27日早七时出发，步行到万德火车站，当夜12时左右，乘一列拉煤的货车(地委机关坐尾车)南下，28日早7时到邹县稍事停留，下午4时又乘车，晚8时到临城(今枣庄)的官桥站下车，住在石楼区的邵庄，与第一批南下的谷扩如、张澄秋(张耀南同志之弟)等同志率领的华东大学学生(系济南解放后招收的城市知识分子)汇合，编入华东党校为一部七大队。在党校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共学习了三个报告：一、城市政策；二、新区支前工作；三、新区农村工作。组织部则忙于了解干部情况并向上级党委汇报。
4月1日，从临城乘火车，下午4时30分到徐州，后又转走陇海路，4月2日中午1时45分到新沂，下车后便转入徒步行军。途经北上庄，沭阳县洛庄、胡集、小赵庄，淮阴县城，沿运河大堤南下，8日到淮安县下河镇。在下河镇休息了四天，搞行军总结，轻装行李，没有挑夫，马匹的干部，上级规定：每人除武器外，行李不得超过两公斤。组织部门则为在四八年整党时受过处分的同志进行复议．
4月13日开始第二阶段行军，目的地是高邮，路程100余公里，出发那天正下雨。中途经宝应县城，16日到高邮东南的徐公桥村、休息3天。20日，我们到党校一部部委驻地一赵庄，听取了部委张玉范政委传达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央议的报告，听到了国共谈判破裂，我军准备渡江的消息。这一天，部委召开各总支书记，组织委员会议研究干部问题。
在赵庄休整学习期间，宣布了干部的任职，拟去的地区，学习业务知识和熟悉拟去地区的情况。23日，县以上干部到部委驻地，听取张政委传达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在听了第一节后，忽然接到校委来电，要我七大队去支前，并立即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限四天内到达州州，二浅华野七兵团十八师接受任务，并向谭震林同志报告。
4月24日，我们到高邮南关，25日因雨大未走，继续听取华东局城市工作会议报告的第二、三部分，晚上还尝到了高邮鸭蛋。26日早刚开始行军，又接部委来信，叫我们停止前迸，改变任务，随支队一起行动。经邵伯镇、江都县的仙女庙，28日下午到达杨州，29日到长江边的1个小村——丁小圩。30日下午2时许，乘“扬平号”小汽轮渡过长江，到镇江。5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镇江石油库，引起冲天大火。5月2日支委联席会决定：从各县抽调二十四名干部到华东局接受公安训练。5月3日到达镇江以东的新丰车站，经丹阳，无锡到苏州以西15公里的望亭车站。5月7日晚，行军到苏州西关运河码头上船，五月九日到吴兴城(湖州）。
5月10日拂晓乘汽车，晚六时到达南下行军的目的地——杭州。一路上，同志们经常冒雨行军，踏着泥泞的道路，背负米袋艰难地行进着，疲劳和饥饿倒是“常客”，但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团难，到达了杭州，喜悦之情顿时打心底涌起。
我们到达杭州后，住在拱震桥待分配。这时正在组建省委机关，我被分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到浙江后，对南下干部队伍的分配原则是：原来靠城的进城；靠海的去沿海；靠山的到山区。七地委(泰西地委)由于主要在太肥山区活动，就把这批干部分到了建德地区(这个地区主要是山区)。
后来，我向省委组织部介绍了七地委(泰西地委)在山东的地理位置，干部的组织状况、工作能力、文化程度等情况。省委经过考察，逐渐调整了对这批干部的使用。以后建德地区和金华地区合并，省委便调崔健、邵汝群、李荣村等同志到浙江最复杂的温州地区去工作。泰西的南下干部在浙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本文根据作者的“南下日记”摘要整理而成，本刊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