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下午，我们南下七大队五中队在建德县梅城镇与金萧支队接管建德办事处的同志胜利会师。会师后，县委决定派我们南下来的10位同志到建南区开展工作，筹建组织区政府，由张传珍任指导员(当时党的组织没有公开，区委书记对外称指导员)，于兴胜同志任区长。
我们南下的10位同志到建南区开展工作，在当时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团结一致，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与残匪开展顽强斗争。7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洋附近成群结帮的人动了起来，穿戴举止异常。即向区政府汇报，区政府派我带通信员赵长义前往鲁塘去侦察，发现鲁塘村附近的一座桥下有二、三十人聚集在一起，形迹十分可疑。我们立即返回向区委指导员张传珍汇报。张指导员将我们在区里的七位同志集合在区政府院子里作了动员，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并要大家准备好武器(当时我们区委委员都是双武器一长一短)，作好战斗准备。
当天深夜，果然有一股70余人的武装土匪包围袭击我区政府，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区政府北方南下来的全体同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就在这股土匪进攻片刻后，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由近而远。这时区中队长何海松忽然在院外大喊：“土匪已经逃跑，大家快去追击。”此刻在里院的张指导员十分冷静，命令大家不准动。他分析说：“敌人进攻一阵后，为何又自动离去?其中必定有诈。”
果然，过下一会儿，枪声再次激烈起来，这股土匪又卷土重来，向我区政府里院发起攻击。张指导员沉着指挥我们团结战斗、固守阵地，不准冲出房院，这样一直坚持战斗到天明。土匪见久攻不下，眼看天已经大亮，只得狼狈撤退。
第二天下午，区政府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大家对区中队长何海松提出了怀疑，为什么他要说土匪已经撤退?为什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要我们去追击土匪?又为什么在战斗中只身离开集体，跑得无影无踪，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回到区里。大家怀疑何海松的许多反常行为与这次土匪偷袭有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他很可能已经叛变了。我们把上述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我们：“尽快找到何海松，送分区去学习。”接着县委派组织部长徐冰航同志，带了一个武装班前来配合我们整顿区中队。通过审查整顿后，除五名留下继续工作，其余十八名送县政府集训，发给路费，疏散回家。
何海松到分区学习不几天，就从集训班里逃跑了，他逃到大洋区的里黄村，在一富户家起出埋在地下的5支步枪，上山投靠了土匪。在他上山后的六七天内，就有五十多名土匪第二次偷袭我区政府，好在大家都已有了充分准备，土匪没有得逞。
鉴于当时那种复杂的严峻形势，上级党委指示我们，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组织农协会，建立乡村政权。我们发动群众揭露、控诉恶霸土匪的罪行。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各乡都培养了一批骨干积极分子。8月底，我35军103师307团三营二连连长张洪奇带领全连指战员进驻大洋，有了部队的支持和骨干积极分子的帮助，剿匪反霸和建立乡村政权的工作迅速展开，9月上旬的一天，杨村积极分子鲁纪成的儿子上山砍柴，发现下徐塔塔岭白岩寺有土匪活动，急忙回家报信，鲁纪成听了儿子的话，立即赶到里黄村找我(我当时正带着一个班的战士驻在里黄)汇报。我在向区领导请示的同时，即请鲁纪成父子化装砍柴，进一步了解土匪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我们动员全体干部，并组织了一部分民兵，分编成三个战斗小组，由于兴胜区长率一组20多人，从里黄翻山越岭到达与兰溪交界的姜田村，埋伏在那里，防备土匪向兰溪方向逃窜；张传珍指导员带十余民兵，在里黄村正面堵击；我带一个武装班从里黄翻山经西坞村的竹杆坞爬至匪徒巢穴附近，迅速形成包围圈。拂晓时，我低声对同志们说：“跟我从大门冲进去。”随即一跃而起，带头冲进大门，向墙角边石头凳上坐着的一个哨兵猛扑过去，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命令他不准动。他竟持枪企图反抗，跟在我身后边的同志，一枪将他击毙；另一同志手持机枪紧紧跟上，还在睡梦中的土匪们，都乖乖地当了俘虏。这场战斗进展很顺利，击毙土匪一名，俘敌七名，当场抓获叛徒、土匪头子何海松。我们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七支，无一人伤亡，大家扛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喜气洋洋地凯旋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