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济南近郊魏家庄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是北靠黄台南临小清河，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乡亲们勤劳善良。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度过的。
逃离虎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从卢沟桥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这时，黄河又决口，洪水把济南以北大片村庄淹没了。三百多户人家的魏家庄，被大水冲倒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幼都猥集在黄台山上，用破席烂布搭起暂时栖身的小棚子，风吹雨淋、饥寒交迫的情景十分悲惨。在这天灾人祸的日子里，突然一队国民党的炮兵开进了我们村，声称为了阻止日军过黄河，要在黄台山周围构筑炮兵阵地。老百姓乍听，觉得他们给大家带来免遭杀身之祸的希望，得到不少安慰。可是他们一住下，就把全村仅有的树木一砍而光，把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洪水中抢回来的木料和门板全部拿去修了工事。为了免受亡国之苦，群众宁愿牺牲一切。谁知日本兵打到黄河北岸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敢用大炮去阻击敌人，反而钻进地堡里不敢出来。这种怕死丑态，激起老百姓们的无比愤怒。事情也凑巧，就在这多灾多难的日子里，济南发生了地震，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慌情绪。穷困的生活，恐怖和威胁，使人们无法忍受。妈妈便带着琴姐、珍妹、梅侄女和我，在11月中旬弃家出走，到肥城安临站麟甫大哥处避难。
哥哥魏麟甫，在家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就到肥城安临站盐店当店员，在那里得到肥城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教育，思想有很大进步。他回家时曾悄悄同村里的年轻人讲革命道理，说地主和高利贷者完全靠剥削穷人发财，是不合理的封建社会造成的。还教我学习拉丁文。我记得1936年冬天，他还曾秘密到当时的北平，准备去延安。家乡的人们虽然感到他的言行与众不同，但从来没有人想到他是共产党。当我们全家到达安临站后，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并让我进安临站小学读书，这都是哥哥为人忠厚、热诚，才有这样好的人缘。小学校长葛阳斋，是我哥哥的好友，教员张绍三、辛俊卿、乔绶卿、孙士轩、陈经远等人，都和我哥哥来往甚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常在夜晚秘密聚会，后来听说他们暗中筹集枪支弹药，到老聪台、五虎门的山沟里去练打枪，听说是想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天气进入隆冬季节，全家挂念留在家乡的父亲，妈妈让我回去看望，顺便捎回点棉衣。12月23日，我从安临站骑自行车回济南，看到一路上都是国民党军队，他们那种惊慌混乱的狠狈景象，令人气愤。当我回到家里时，原来驻扎在黄台山周围的炮兵部队早已无影无踪了。乡亲们悲观失望地木然相对，坐等灾难降临。我回家的第四天--12月26日天刚亮时，就传来日军偷渡黄河的消息，下午五点钟左右，日本兵从东向西，象蝗虫一样扑来，村里没被水冲倒的二十多家房院，全挤满了鬼子兵。他们一住下，到处燃起大火，把全村的鸡和猪都抢去杀了吃，把人赶到村外忍饥挨冻。第二天，当敌人向济南推进时，鬼子兵把我的自行车抢跑了。同时，敌人还四处抓人替他们背东西，一个青年人稍不顺从，便被几个强盗用刺刀活活捅死在河堤上。乡亲们亲眼目睹这群魔鬼的残暴罪行，心中无不燃起愤怒的烈火。
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后，象一群恶魔，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们村更是这些强盗们经常洗劫的地方，
乡亲们一见到他们的影子就四处躲藏，村东的一位年轻妇女没来得及躲藏，便被七八个野兽给轮奸了。有一天，两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爸爸和我的胸口要东西，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话，让他们看了我们破烂家当，他们没有找到可要的财物，打了我们几枪托子才离去。大家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纷纷逃到外乡或山里去避难，不少人到洪家楼天主教堂去，以为那里的德国神父会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我和爸爸也跑去了。进去一看，德国神父正借机发展教徒。凡参加的人，就住在教堂的走廊里，每天供应两餐稀粥；不信教的人，只准在露天里挨饿受冻，而且日本兵照样去抓人，有两名爱国志士就被抓去杀了。所以教堂不但没有丝毫安全可言，神父反说难民中混进了魔鬼，给他们带来不幸，赶走了不信教的人，我和爸爸目睹了这情景，就气愤的离开了。
亡国奴的日子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和爸爸便于1938年3月中旬，逃出日本鬼子的虎口，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到达肥城三区贺庄，全家人庆幸在大难中重新团聚。
战歌的召唤
在我离开安临站期间，泰山以西的肥城、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宁阳等县相继沦陷。各县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中小学教师、工人和农民纷纷拿起刀枪，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救国斗争，麟甫哥哥和他的那些好友，都成了各地游击队的领导者。哥哥除在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工作以外，还是山东第六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政训处的上尉政训员。后来，党中央为了保证延安到山东分局和华中的文件传送和人员往来，沿途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我哥哥就担任三区贺庄站站长。这时，我们家也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安临站地处交通要道，为了工作需要，全家有个较稳定的栖身之处，哥哥和贺庄的赵文英结了婚，这虽然对工作和家庭安置都比较好，但又给哥哥增加了很多拖累。我和爸爸的到来，使得哥哥可以把家庭事务和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交给我和爸爸，他可以放心地投身到游击队的活动中去。他隔段时间回家看看，对全家讲讲抗战形势，这对我们全家后来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5月中旬哥哥回来，当他返回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时候，我要求跟他去游击队看看。吃过年饭，我们弟兄二人从贺庄起身，翻过布山，慢慢下到泰安西部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一片绿葱葱的麦田，农民们正在锄草浇水，在敌后能有这样和平气氛实在难得。过了北仇，从边家院传来一阵阵嘹亮的歌声：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
那怕它山高水又深……
寻着歌声看去，只见一群着便装的青年男女游击队员高兴地唱着；另一群穿着农民服装背着步枪的战土唱的是《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厂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歌声此起彼伏，振荡着蔚蓝的碧空，激励着爱国同胞的热血，召
唤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优秀儿女。我这亲身尝受过日本兵欺辱，而逃离敌占区的人，看到这些游击战士这样纵情地高唱抗日歌曲，使我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就想参加游击队，我含着激动的眼泪问我哥哥：
“这就是你们的游击队吗？”
“是我们自卫团的同志，他们中间有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有农民，工人，还有从敌占区来的人……都是一些爱国志士！”哥哥详细地给我做了介绍。
在自卫团的团部，哥哥带我见了团主席张北华同志。他是自卫团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率领六十名游击队员，夜袭界首车站，亲手用大刀砍死了日本兵，缴获了日本的三八式枪和一部分军用物资；战斗胜利，大大鼓舞了泰西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张北华同志从此便成了泰西地区传奇式的英雄，大家一致推举他为自卫团的主席。他身材不高，穿着朴素，平易近人，象位中学老师。我哥哥对张北华主席说：“这是我弟弟魏兆埏，才从济南来肥城不久，趁送我的机会，来看看我们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张主席亲切地接待了我，并详细地询问了日军侵占济南的情况，然后热情地对我说：“看什么，就留在这里好啦！这里正在办一个青年训练班，都是各县来的青年学生，你先学一点抗日的道理，咱们就一块打日本吧！”张北华主席的话正说出了我的心愿，也没有征求哥哥的意见，便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愿意留下来，跟着张主席打日本！”我哥哥听了也很高兴。张北华主席便派人送我到一座庙里，参加了青年训练班。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一名成员了。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从1937年10月起，先后派人到泰安，肥城，长清等县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自卫团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到我去的时候，已经发展成十八个大队，拥有两千多人，成为群众公认的泰西地区抗日的中坚力量。
我到青年训练班，正赶上郭洪涛同志从延安带来一批干部到鲁中去，途经泰安边家院时，为加强泰西和自卫团的领导力量，留下了段君毅（董君毅）、孙光、何光宇、李国厚和张正福等五位同志。他们都到青训班任教。段君毅同志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党的任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孙光同志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光宇同志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等。这些革命和战争的道理对于我们刚参加游击队的青年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启蒙教育。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学习，我便被分配到青年工作团当宣传员了。
把战歌唱遍全泰西
1938年5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政治部把青年训练班第一、二期的大部分学员组成了青年工作团一一宣传队。团主任左平、队长张有壬，指导员袁振（袁彰武），下设三个小队，男女队员共三十多人。任务是鼓舞部队的战斗意志，担负战地勤务、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以及瓦解敌伪顽军等工作。同时也是一所没有校址的干部学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随时为各大队输送政治工作干部。我在这一年6月便由张峰、徐其昌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工作团成立后，大家的抗日热情更高，首先在驻边家院的部队和附近群众中展开了宣传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很差，我们因陋就筒，用苎麻扎成笔，把老乡的锅底灰刮下来做颜料，在各村的墙壁上刷写：“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还教部队和群众唱抗日歌曲，到处都可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
此外，我们还演出小话剧《父与子》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左平、孙泊和刘朗同志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战士和群众欢迎。各大队和各地群众都要求我们去进行演出。6月中旬，我们首先到泰安夏张一带的一大队和当地群众中进行宣传演出活动，接着到东向、高游和汶河两岸的五，六、七大队，随后又到安驾庄、孙泊，张候一带的十三大队、十四大队和十五大队及驻地群众中进行宣传演出。这时，自卫团团部移到了护鲁山口，我们青年工作团住在一座庙里，每天到宁阳、汶上、东平、肥城五县交界地区开展工作。我们走到哪里，就把标语写到哪里，把戏演到哪里，把战歌唱到哪里，把宣传工作作到哪里，也就把抗日救国的烈火点燃到哪里。我们的条件很差，生活也很艰苦。找座破庙、祠堂、破房甚至草棚就住了下来，没有被褥、就借点谷草麦秸，男女同志挤在一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筹借粮食或现成的熟食，弄到什么吃什么，有时还会饿上一两顿。不管条件多么困难，生活怎样艰苦，工作怎么紧张，由于同志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比兄弟姐妹还亲热，大家的革命热情高涨，心情愉快，生活充满了无比欢乐。
8月初，我们青年工作团在大董庄见到了山东省政府巡回宣传队的同志们，由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抗日，要从鲁西到鲁南去。在宣传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决定不随沈走，便从阳谷的张秋镇来到了肥城，并在南尚庄同我们青年工作团合并在一起。他们大都是全国各地的大学和高中学生，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合并以后，我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工作也更加活跃。在肥城三、四区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多数同志调到于会川同志领导的十七支队去了。
9、10月间，我们青年工作团到东平三区尚庄和四区夏谢一带，东平县的战地青年工作团又编到了我们工作团。东平县土地集中，大地主多，有的大地主土地多到挂千顷牌，甚至双千顷牌。我们住过一个名叫响场的山村，当地群众说，这是地主为了夸耀他的富裕，用木板铺成打麦场，板下挂满铜铃，当牲口拉着石磙在上边打谷物时，场上响起铃声，因此而得名。群众还向我们讲地主荒淫无耻的事，说地主为了寻欢作乐，让使女把红绒线剪成碎屑，从楼上撒到院子里，称作下“红雪”，再让丫环们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扫起这些所谓“红雪”。这些不拿人当人的奇闻，听了实在令人吃惊。因为当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我们在这些地区特别强调“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共同抗日！”的口号，来促使这些地主们为抗日多作贡献。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敌后斗争日趋紧张和复杂，我们青年工作团的任务也加重了，二、三大队在东西尚里一带同肥城出来的日军作战时，我们就到战场上做救护伤员工作；当国民党的光复军和荣别队不抗日而同自卫团进行磨擦时，我们就在枪林弹雨中向他们唱《国共合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曲，进行喊话，宣传共同抗日，团结对敌。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留在敌后的军队不但依然不打日本，还加紧了反共步伐，不断制造磨擦。接着又派来山东第一行署特派员郁仁智，专门进攻由共产党领导的自卫团部队。为了进行自卫，我们青年工作团改成教导四连，男女都编成班排，配发了武器。全连在尚庄进行了实弹射击，打的成绩不错，提高了大家的战斗信心。11月15日，日军攻陷聊城，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郁仁智的部队便乘机向驻在大峰山区的自卫团四大队和范筑先的十七支队、十支队机枪营进攻。为了反击郁仁智的进攻，自卫团的部队和十七支队以及十支队的东进梯队会合到大峰山，我们教导四连也连夜赶到房头，参加反击郁仁智的战斗。由于各部队同心协力，密切配合，英勇作战，迅速消灭顽军一部，其余逃出泰西地区。我们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光荣改编成八路军
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针对山东抗日起义武装的情况指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成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四至一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因此，党所领导的泰西地区几支抗日武装，便在反击都仁智进攻的胜利后，于lq38年11月27日，在长清县大峰山岚峪地区，光荣地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辖四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各县独立营。约有六千多人，成为泰西地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成立后，立即分别开赴各个地区，大力发动和组织广大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各团在各自的地区广泛发动各界各阶层人民，并按照男女老幼、组织儿童团、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组织，积极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权，在工作深入开展之后，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的工作机构，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在泰西各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它为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泰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