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工作（文/边裕鲲 张萍 王平）
贵州解放初期，我们在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工作。那是一段战斗岁月!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抚今追昔，谈论起那些往事时，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心情格外激动。在这里，根据我们的回忆，就当时财政接管工作和财经战线上的斗争情况，记述一些片断。
春回大地生机一片
我们是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的，大部分是原冀鲁豫区的同志。负责接管财政工作的，基本上是原区行署财政处和军区后勤部的干部，以及在江西时新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和后来从部队转业的同志。
贵州长期受军阀割据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我们接管时，贵阳市公营企业只20多个，全部职工仅有6600多人。其中主要是为国民党统治阶级服务的公用企业、电气公司、公路总局、邮政总局等等。只有一个二三千千瓦的小发电厂和豫丰纱厂等几户小厂，算是生产企业。
反动官僚、政客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什么“特货(即鸦片)税捐”、“百货自卫特捐”、“食盐自卫特捐”、“反共自卫特捐”等等不下几十种。简直是雁过拔毛，税上加税，弄得民怨沸腾，商人叫苦不迭。
解放前夕，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贵阳物价飞涨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币值一日数变，物价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官僚、资本家从中大捞油水，而老百姓大倒其霉，公务人员拿到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多少粮食。
大发“盐财”，大发“烟财”，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坑害贵州人民的毒辣手段。盐巴供应越紧张，他们越在盐巴上打主意。种鸦片、吸毒、贩毒可以从中渔利，他们就大开绿灯。特货税捐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贵州，在国民党溃逃时，又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能搬的、能拿的都弄走了；搬不动、拿不走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不时进行破坏捣乱。赌、烟、娼等余毒污染着社会空气。国民党长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工作的。
接管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好旧政府人员的思想改造，使他们尽快消除疑虑，安心守法为人民服务。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新贵州的需要。
我们一进城，就派人分头到各被接管单位了解情况。军管会宣布成立以后，就分别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正式开始接管工作。军代表进驻被接管单位，反复宣传政策，让留在机关的人员去分头联系、动员原有职工在限期内报到。经过几天的工作，人员基本到齐了，就召开大会。边裕鲲同志在会上宣布军管会的命令，讲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讲明对原有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保证大家生活安定。这就使多数留用人员打消了顾虑，情绪稳定下来。
消除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深入群众，主动接近留用人员，和他们谈心。尤其是紧紧依靠中下级职员和工友，以了解情况，为接管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他们从我们军代表身上看到的是简朴、谦虚、和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这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次接管部召开职工大会，大家听说财政接管部部长讲话，就议论开了。会议开始了，上去讲话的是一位衣着象个“火夫”一样的人，原来就是边部长，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盐务局军代表王平同志，平时穿着旧鞋、旧衣服，不坐车，和大家一起参加种菜劳动，开展文娱活动。他们认为根本不象个当“官”的。这些事例，对广大留用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多数人通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学习，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对我们党开始有了认识，都表示愿意在新社会中为人民服务。在接管以后开展的税收、征粮、运盐、稳定金融等各项工作中，不少人吃苦耐劳，在工作上发挥了较大作用。
对于留用人员的生活，我们都按照党的政策进行了妥善安排和照顾。起初，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发放生活维持费。评议中，有些人体谅国家财政困难，自觉地与解放军和人民生活水平看齐，主动不要救济或少要救济。1949年12月，原财政厅54名留用人员中，有半数以上表示生活还能维持，当月不要救济。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职工家属生产委员会，从事开荒种菜和烧饭、洗衣等生产和家务劳动，把她们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劳动。职工、家属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接管工作开始不久，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期间，军管会财政接管部、省政府财政办公室(后改为财政厅)和战勤指挥部供给部合署办公。对于接管过来的旧机构，议定该撤销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如特货稽查处接过来就撤销了。造币厂进行改产，后来移交给工业部门。按照新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建立了财政厅所属的各处(科)室，成立了省税务局、省粮食局、省盐务运销局(不久移交给商业部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并逐步建立健全了分支机构，全面开展业务工作。
随着各项接管工作的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在各条战线上迅速地展开。长期麻醉毒害贵州人民的鸦片被明令禁止——禁种、禁吸、禁运、禁销。省政府为此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还在河滨公园当场烧毁了收缴的毒品、烟具，以表明禁毒的决心。全面的剿匪反特工作和打击经济领域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也深入开展起来。各种社会垃圾一个一个地被铲除了，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好转。
与此同时，政府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城市，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农村，政府明令禁宰耕牛，帮助调剂、交换种子，组织生产互助，清理积谷，发放贷款，促进农业生产；城乡贸易，物资交流也渐趋活跃。财经战线上的各项工作，也都迅速开展起来了。
人民币在贵州安了家
人民币当初在贵州高原的发行，是费了很大周折的。这是财经战线上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解放以前，反动派把发行货币做为向人民敲骨吸髓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官僚军阀借机大发横财的主要手段。饱受国民党币制灾害的贵州人民，对任何纸币都失去了信心。群众中存在的这种心理状况，无疑也成了人民币发行工作中的很大障碍。
不仅如此，这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群众的心理，制造流言蜚语，说：“人民币靠不住，也要贬值”。一些不法分子大肆投机，企图把水搅混，把金融市场搞乱。一时间，有的人奔走于街头巷尾，大做黄金、银元买卖。他们用比银行牌价高几倍的黑市价格套购银元、黄金，极力贬低人民币的信誉，阻止它正常流通。因此，推行人民币与反推行，成了金融战线上斗争的焦点。
我们对斗争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五天(11月27日)就发出布告，宣布：“为了保护人民利益，稳定金融市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确定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其他一切旧币一律禁止使用。”为了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人民银行奉命按一定的比价限期收兑银圆券，共收回19亿多元，统统焚毁了。接着，又规定公私帐款一律以人民币作为记帐计价的统一单位。如发现再有以银元记帐计价或拒用人民币者，定予处罚。这就为全面推行人民币确立了法律依据。不过，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奏效的，尤其是象这样一件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事情，不经过艰苦的努力，硬要人家接受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推行人民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人民币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有充足的物资做后盾。当时贫苦农民最需要、最盼望的是盐巴。所以在下乡推行人民币时，就得带上盐巴，带上人民需要的日用品。他们交售农副产品拿到人民币，可以按合理的价格买到盐巴，买到生活用品，比什么都高兴。这样人民币就在群众中扎根了。
要保持人民币的信誉，还要保证币值稳定。发行人民币的初期，必须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使货币流通量保持一定的比例。我们从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发行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大城市每人不超过10万元，中等城市每人5万元，小城市每人4万元。农村每人不超过1万元。全省平均每人不超过2万元(当时币值l万元等于改革后币值l元)。而且规定财政性发行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属于经济性发行，即用于收购物资及向企业贷款等。还有一条可靠的防线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值，国家采取折实计算的办法，发公债折实，吸收储蓄折实，薪给也折实。再加上一切公私帐务，一律以人民币结算，就有力地保证了金融稳定，人民生活安定，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
关于禁止银元流通，我们的作法是既慎重又坚决。在人民币的威信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时候，只是宣传不久将要禁用银元，但没有公开宣布禁止流通，也不承认合法性。到了1950年2月，鉴于禁止银元流通和黄金买卖的条件已经成熟，贵州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及时做出了《关于禁用银元的决议》，军管会也明令公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月21日，在贵阳市体育场举行拒用银元大会。会后还举行了2万多人的盛大游行。可见禁用银元的声势之大和决心了。
紧接禁用银元之后，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组织收兑；另一方面，对于继续非法进行银元、黄金投机倒把活动的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当时《新黔日报》曾刊登消息说：“23、24日两天内，捕获非法使用与贩卖银元的李某某等187人，搜出银元127l元”。在禁用银元强大力量威慑下，不少银元贩子纷纷改邪归正，弃旧图新。
经过这样一场激烈的斗争，确立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各级人民银行的机构相继建立健全之后，各项金融业务陆续开办，在稳定市场、支援工农业生产、促进物资交流、开展各城市问通汇以及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打晌解决盐荒的战斗
缺盐，是贵州人民穷困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有关贵州食盐奇缺、盐价昂贵的记载，传说很多。解放前，有些山区的贫苦农民几十年吃不到盐，而以稻草灰水、牛骨灰水代盐。有些人家“吃盐当过年”。缺者为贵，旧社会人们越是缺盐，盐吏、盐商就越是把盐牢牢地垄断起来，一再抬高盐价。所谓“斗米斤盐”是千真万确的。其实何止“斗米斤盐”!有些地方要用七八十斤大米才能换到一斤巴盐。可见“盐荒”给贵州人民带来的苦难太深重了。
贵州山多坡陡，交通不便，本省又不产盐，全靠外省供应。除东南和西南的部分县用广西和云南的盐以外，其他地方主要靠川盐。长期以来，贵州的一些盐商与反动政府勾结，只准仁怀、綦江、涪江、叙永四大口岸进盐，垄断食盐运销，故意制造“盐荒”，从中吸吮贵州人民的血汗。
贵州解放以后，一场解决“盐荒”的战斗很快打响了。1949年11月23日，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派军代表王平和三名联络员接管了国民党盐务局，开始对这个国民党的腐败官僚机构进行改造工作。查悉国民党溃逃时，为了让我们背上一个缺盐的沉重包袱，曾大肆偷买、疏散存盐，把盐仓弄得空空如也。一些盐商乘机囤积居奇。据接管以后的统计，被国民党军政机关强迫拖运疏散的盐巴就有5万多市担(每市担100市斤)；被土匪抢劫的有2400多市担；贵阳、遵义、思南、毕节几处盐仓仅存有34000多市担。这是当时的全部家底。如果不能马上进盐，势将无盐可售。不能尽快解决人民吃盐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此时此地，盐的作用是任何东西也无法代替的。人们把它称之为“政治商品”。
解决“盐荒”，尽快让贵州人民在过春节时吃上盐，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首先采取了对盐商、盐贩加强管理的措施，防止坏人乘机捣乱，扰乱食盐市场。接着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大力组织抢运食盐，把库存充实起来，做到库中有盐，心中不慌。
1949年底，省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刚开过，杨勇主席就指示财政接管部边裕鲲同志抓紧组织进盐。我们立即从各方面组织了一百辆木炭车(汽车因缺油改烧木炭)的运盐车队，由边裕鲲、田纪云等几位同志参加，部队派了一位副团长带领三个连的兵力随车去重庆运盐。1950年元月中旬，满载食盐50多万斤返回贵阳。消息一传开，商贩的盐价马上落下来，不但保证了春节前后市场不缺盐，还稳定了市场的价格。这次运盐，是排除了许多艰险才运来的。车队离开松坎30里左右，遇到苏振华政委和尹先炳军长带一个警卫排去重庆开会。他们说刚才在新站附近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要我们注意一点。后来据情分析，这股土匪可能就是抢劫盐车队来的，没想到苏政委他们先为我们驱散了，才免遭袭击。从重庆到贵阳400多公里，山路崎岖，坡陡弯多，随时都有遇到土匪的可能。百十辆老掉牙的木炭车集体行动，事故不断，经常遇到敌人袭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连不断地组织了多次运盐车队。与此同时，又动员组织社会上各方面的闲散运力进行托运，按运进盐价的22％给予补贴。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抢运，食盐紧张的状况缓和了，盐价亦趋于稳定了。后来，又有计划地几次降低盐价。盐商企图囤积、抬高价格的妄想，统统破灭了。
有了盐，就大力组织销售。陆续建立了盐务支局、盐仓等机构，建立了食盐销售店，还组织城市里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挑担上山下乡售盐，既解决了部分居民的生活，又解决了农民买盐不方便的问题，深受群众欢迎。
在这个基础上，有步骤地对盐商、盐贩进行了整顿改造。开始时，对盐商售盐采取按盐务局批准的数量销售的办法，逐步地停止他们进盐，其存盐限期售完，或由盐务局收购回一部分。有运力的盐商，可以组成托运队为盐务局托运，其余的帮助他们转业改行。对于零售盐贩，则实行凭证购盐运销的办法。这样就保护了合法经营，防止了投机倒把。后来食盐就逐步实现由盐务部门专营了。
解放不到一年的时间，贵州长期存在的“盐荒”问题被彻底解决了。贵州的食盐运销大权，从此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缺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在硝烟炮火中征调粮食
财政的首要任务是搞好供应。当时在一切供应中，粮食供应又是第一位的。我们一进城就接管粮库，尽量能多掌握一些粮食。但是，敌人在溃逃时，不可能把这样的重要战略物资老老实实地留下，仅旧田粮处长谢伯元于解放前夕就变卖了800多万斤粮食。贵阳市粮库里只剩下不到50万斤混合粮，势难保证军需民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地集运粮食，力求保证贵阳不断粮。
这时，北面遵义，南面都匀，西面安顺、毕节还都正在解放。只有到东面的黄平、炉山(凯里)、施秉一带的仓库里去运粮。粮食局的同志，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冒着硝烟炮火到这些地方去起运。
一些地区相继解放，可以筹集的粮源虽然多一些了，可是条件仍然很艰苦。1950年初，王民三、章宗炎同志去贵定调粮。时值数九寒冬，他们翻山越岭，夜晚在粮库盖着几条麻袋片过夜，白天向群众宣传支援贵阳人民和解放军吃粮的重大意义，讲解人民政府征借粮食的政策，终于搞清了当地存粮情况，排除种种困难，冒着危险，按时把粮食调运了回来。
经过接连不断地调运，解放初期贵阳的粮食供应总算保证了。最困难的阶段渡过后，粮食工作的中心就转移到征粮工作上来了。
正式征粮工作，是1950年初开始的。1月10日省政府公布了《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到1950年下半年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征粮办法做了必要的修改、完善，重新公布施行。这些征粮办法都从保证军需民用出发，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规定了免征点，对于贫苦农民给予了很大照顾。对遇有各种自然灾害的，给予减免。从征粮的实际情况看，地主负担45％左右，富农负担38％左右，中农负担10％左右，贫农仅负担7％左右，充分体现了合理负担的政策。
为了全面完成征粮工作任务，各级党政领导都从各方面抽调了大批力量，组成征粮工作队，分期分批地深入农村，开展征粮工作。当时征粮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反征粮的活动相当嚣张，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财政接管部第一批参加征粮队的同志有40多名到惠水县征粮，并进行农村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宣传党的各项农村政策。有的到农村遭到了土匪的扰乱和袭击，一些同志为完成征粮任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候每一粒粮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换来的。
正由于粮食来之不易，就更要加强粮食保管，搞好仓储工作。2月初，省政府就发出了加强粮食保管，防止霉坏损失的指令；3月中旬，又对征粮灌仓及保管工作发了指示信。
由于省委的正确领导，贵阳解放初期的粮食工作，自始至终对政策掌握得比较稳，注意加强调查研究，紧紧依靠群众。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征粮工作队的艰苦努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稳定了经济局面，巩固了新政权。在贵州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渡过了一个困难的年头
“当家便知柴米贵”。我们开始接管，就尝到了“财神爷”不好当的滋味。正在战场上战斗的14万军队需要供给；全省5万多名党政机关干部需要保证正常的经费开支；起义、投诚、俘虏的7万多名国民党军人和接收的近4万名公教人员需要安置，保证他们的生活；被破坏的工业交通企业亟待给以财政扶持，使其尽快恢复生产，等等。当时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得200亿元之多(当时币值等于现在200万元)。还有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也要开展工作。百废待举，都需要花钱。一下子要筹集这样大量的资金，使财政工作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战胜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我们按照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增收节支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解放战争，工农业生产、各项事业发展和巩固新政权的需要。
当时的财政收入来源，一是靠公粮，二是靠税收。由于正在接管中，来不及制定一套完整的税法，经过研究，我们就决定用发布告的办法，宣布除将国民党各种苛捐杂税，如“反共戡乱自卫特捐”、“特货捐”等废止外，其余仍按原办法继续征收。
在清理接收的纳税档案中，发现1948年下半年的所得税尚未征收，因而就于1949年12月2日发出公告催促缴纳。同时派税务局军代表张萍同志与贵阳市总商会交涉。经过反复协商，本着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原则及税法规定，最后确定征收20万银元。要求商会把这一任务布置给各同业公会，不久即如数完成了。同时对1948年度房地产税及其他欠交的各税，均加紧征补。
那时候征税，既要与走私逃税、漏税、抗税以及伪造税证的不法分子斗，也要和扰乱市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斗。当然，那时候能够战胜敌人，按时完成任务，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紧紧地依靠群众，讲究斗争策略。因为我们收税的对象主要是资本家、工商业者，所以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不少集市交易员都是税收积极分子，他们随时向我们反映情况，使我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及时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对不法商人、走私分子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伪造税证，破坏税收活动的事件，以及逃税、漏税、无故拖欠税款、故意假报瞒税的，我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都能及时发现，认真查处，因而得以保证税款足额入库。
进入1950年以后，根据中央统一财经政策的指示精神，并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和西南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税种、税目、税率，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整理，相继公布了印花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税种的征收办法，使税收工作逐步地纳入了统一税法税制的正常轨道。整个财政工作，也逐步由战时财政向和平时期财政过渡。
在开展税收工作初期，虽然沿用了某些原有的办法，但是特别注意了与国民党的税收性质相区别。我们本着有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坚决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同时限制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有害于国计民生的一切非法的经济活动。对于人民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在税收上据情给予照顾，鼓励生产经营，减轻人民负担。而对于迷信品等则课以重税，限制其生产和发展。这样就使税收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工商业者拥护。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扩大财政收入来源，1950年初，中央决定发行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折实公债，就是按照规定的几种商品牌价计算每分公债的价值，使国家和个人都不致因物价波动而遭受损失。西南财政部分配我省折实公债35万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市民和工商业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踊跃认购，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认购、交款任务。广大人民是诚心拥护人民政权的，能够正确理解国家财政遇到的暂时困难，节衣缩食，主动为国家分担困难。陈云同志当时指出：“财政困难，物价波动，是伟大军事胜利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支出猛烈增加，而国家收入则有待于恢复，但这种入不敷出，依靠发行钞票，以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现象，完全是暂时的，完全有办法克服的。”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在开辟财源税源，抓紧组织收入的同时，又特别注意节流，不该花和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能少花的钱一律少花。省委机关在这方面首先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从1950年3月中旬，就着手抓机关精减整顿，减少汽车与勤杂人员，注意节约用水用电。每月节省开支2.6万余斤大米(折实数)。在省委机关的带动下，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为国家分忧，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增产节约，开荒种菜。据有的同志回忆，当年仅贵阳师范学院，就少向政府领粮10万多斤(折实数)。
当时开支都是以粮食为计算单位。这是因为全国币制还有待统一，物价波动较大。为了核实收支，保证公教人员的生活安定，接管以后，经研究确定，全省财政收支都暂以大米为会计计算单位。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发行折实公债，开办折实储蓄，实行的薪给制也都以折实单位计算。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征粮、税收直接关系着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盐务与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密切相关。这些工作完成得好坏，对财政影响极大。我们在省委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省财政、税务、粮食、金融干部的艰苦战斗，在贵州解放的第一个年头里，渡过了一道道难关，胜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年初在做财政收支概算时，收入指标为6.5亿多斤米，支出8.2亿多斤米，支大于收，有1.7亿多斤米的差额。经过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增加了一部分收入，节约了一些支出，加上由西南财政部承担了属于野战军的一些开支，调整了收支预算。执行结果，基本上实现了收支平衡，这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财政史上一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