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文/徐运北)

堂邑 发表于2017-11-14 10:14:22

抗日战争前鲁西北党的活动

聊城在历史上就是鲁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鲁西北十几个县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到聊城来,接受新文化思潮。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人到日本求学,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等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组织。五四运动前后,聊城两处省立中等学校的学生,就开始学习《新青年》、、《新潮》等宣传科学与民主进步思潮的书刊。一九二五年秋天大革命时期,聊城山东省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的进步青年,在南方革命高潮的影响下,纷纷背起行李卷,步行到邯郸,乘火车到开封找关系介绍到广州去,进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技术,先后去了四、五十人。聊城地区开始有共产党活动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发生“七一五”反共政变以后。一九二五年初聊城二中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军事的阳谷王寅生,聊城赵以政、聂子政等同志由武汉奉党的使命回到聊城以后,首先在聊城三师、二中两个学校进步青年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先后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团员。以后,又在聊城周家店、博平袁家楼、阳谷郭店屯,先组织农民协会,又相继建立农村党支部。一九二七年十月间,在聊城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家中正式建成中共鲁西县委(中心县委,包括聊城、阳谷、博平、攀县、东阿等处),以临清张干民同志为县委书记,省委委员王寅生,聊城赵以政、聂子政、博平袁果等同志为县委委员。他们通过阳谷城北九都杨庄的共产党员杨一斋(原名杨耕心)同志的社会关系,和阳谷城北郭店屯一带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等人联系,通过农民协会的形式,组织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日)攻占阳谷城北三十五里“坡里德国天主教堂”的农民武装起义,俘获了德国修女五人,神父一人和枪枝弹药、粮食等物品。成立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布政治文告,开仓放粮,开群众大会扩军。震动了山东反动统治者奉系军阀张宗昌,张即派大兵围剿。起义部队最后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夜间退出坡里,到冠县一带解散。这次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暴动,虽然以敌众我寡失败了,但是作为革命的火种,从此传播到鲁西北各地。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中共鲁北特委还在高唐城北谷官屯,举行了以共产党人金谷兰同志为首的农民自卫团抗暴运动,杀死了恶霸地主李鸿楼,并用特制的武器“铁羡黎锤”砸死五个“盐巡”。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同志和农民自卫团副团长姜殿甲等十四位革命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聊城、高唐两处的革命运动受到挫折之后,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曾一度处于低潮。

一九三一年秋天以后,聊城第三师范的学生中又开始有了共产党人的地下革命活动。这时,由平原县立中学来的刘书林(即刘子蔚)和由济南东鲁中学来的唐书春(即田海山)等人,在聊城第三师范建立了“鲁西总支委员会”,领导附近几个省立中学的革命运动。

一九三三年春,山东党遭受大破坏,受到严重损失,并和中央失掉联系。这时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断滋长和国民党残酷镇压时期,革命形势处于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济南乡村师范赵健民同志一面联系整顿山东党,一面发展新党员,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山东党临时工委,赵健民同志为临时工委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冬,我在济南高中读书时,经育英中学李秀海同志介绍,认识了赵健民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我经赵健民同志介绍入党。一九三四年春节,正值学校放寒假,我和赵健民同志回到了鲁西北,利用春节拜年访亲友的形式,由赵健民同志主持,在堂邑我的家中成立了中共鲁西工委,我为工委负责人。

一九三二年濮县一带即建立了党的组织,由刘培臣同志负责,归直南特委刘宴春同志领导。一九三五年,黎玉同志来到濮县一带活动,他是直南特委书记,受河北省委领导。在黎玉同志领导下,开展了抗粮吃大户的农民运动。濮县范县一带农村党的组织逐步建立起来。这是在那一时期鲁西建立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也是最有基础的农民运动。濮县一带,有在寿张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和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上学并在学校参加了党的人,也和濮县的党有种种联系。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在赵健民同志主持下,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党恢复发展了,同时想尽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为了和上级接头,曾经派人去过上海和鲁西南曹县、开封一带,也曾经派人到北平去找党,但都未成功。一九三五年暑假,由于济南乡村师范党员郭崇豪(淮县人)发现濮县有党的活动,使赵健民同志一九三五年夏天去淮县古云集,经王世喜和刘宴春同志见了面,一九三五年冬又去淮县大徐庄和黎玉同志见了面,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冬和北方局接上了关系。黎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到山东成立山东省委。黎玉同志为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为组织部长,林浩(尹圭琼)同志为宣传部长。赵健民同志不久被捕入狱。省委又派刘宴春领导鲁西的工作。由于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鲁西北的党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鲁西北的形势有以下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协定”,成立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察蒙政务委员会,步步进逼;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勾结帝国主义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同时加紧内部控制,排斥异己,加深了同韩复渠等非嫡系部队的矛盾。在这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流砒柱,成为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和抗日救亡的希望。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黄河,粉碎了蒋、阎匪的进攻,直取同蒲路。这一胜利,给鲁西北人民很大鼓舞。一九三五年冬,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鲁西北广大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当时在鲁西北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小学教员,他们是从城市到农村、从知识分子到农民的桥梁。他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纷纷订阅进步书刊,成立读书会,从事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这是我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公开合法场所。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胜利,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促进了鲁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鲁西北党的建设。一九三五年冬,山东党和上级党接上关系后,即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时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少奇同志以“胡服”笔名在北方局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的文章,给大家很大的教育。一九三六年,在山东省委领导下,濮县范县一带的党组织和鲁西北的党统一组织成为鲁西特委。特委书记是刘宴春同志。此时,鲁西北的党员约有百余人,散布在鲁西北各县。有的组成县委,有的组成工委,也有的组成支部或特别支部。农民党员、农村支部主要是在濮县、范县和冠县、堂邑、东阿。多数党员为知识分子,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基本上是小学教员。这是抗战以前鲁西北党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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