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14年7月出生在长清县石窝村(当时为黑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村属于山区，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石窝、石窝，风大石头多;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日本安据点，穷人干了锅(日本人据点安在泉水处，村民无法用水);一碗白水一碗泪，白水哪有泪水多。”这一段顺口溜就是当时我们村的真实写照。我家虽身居穷乡僻壤，却是诗书传家，传统思想氛围极为浓厚。父亲8岁时，我那在江苏省江阴县做县官的爷爷去世了。当时的中国积弊已久，军阀混战，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奶奶拉扯着三男二女，支撑着整个家庭，但她并没有放弃要儿女们读书的想法。从1922年2月开始，父亲在本村念了儿年私塾。1929年7月考人尚山高小念了两年书。1931年7月考人济南正谊中学，一年后转入长清县立中学。自1935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本村或本县其他地方任抗日小学教员。在教学期间，父亲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据父亲后来回忆，平时的教学内容都是宣传抗日，日本鬼子来了，就把抗日课本藏起来，拿出四书五经来学。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写宣传抗日的标语。
自1943年12月至南下前，父亲先后担任峰山抗日县政府文教科视导员、平阴第一高小校长、长清县文教科科员。这期间，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父亲参加并组织了大队转移至黄河西，时任中队指导员。当时长清县是老根据地，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巨大压力下，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军民粉碎了一连串的“围剿”后，于1948年9月17日解放县城。紧接着又解放了位处济南的四五两区(今济南段店以西地区)，长清全境解放。当时，辽沈战役的帷幕刚刚拉开，党中央正组织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长清县作为老解放区，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支援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的任务，当时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新的形势下，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长清县委于1949年2月抽调83名县区级干部，由董炳宇、王新下带队，编人鲁中南区党委南下干部纵队，为七大队三中队，在临城(今薛城)集训一个多月，即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支援渡江战役，接管新解放区。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长清县83名干部所在的三中队负责接管桐庐县委、县政府。
那时，父亲是在和大伯、二伯分家七天后就离开家南下的，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个人忙活，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等孩子们睡觉后还要做针线活儿。最初母亲是不愿意让父亲南下的，父亲就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说只有彻底解放全中国，才能保千家万户平安。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最后同意了父亲南下。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桐庐县建立民主新政权、巩固新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击反动武装，清除土匪、恶霸地主，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父亲的工作相当繁重，白天要下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稳定社会秩序，开展生产运动;晚上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时江南一带局势很不稳定、常有兵匪出没，还要随时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晚上常处于备战状态。听父亲讲，那时他们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手枪都是放在枕头下面，一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随时投入战斗，歼灭来犯之敌。父亲说，那时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忙起来的时候，一天连两小时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父亲1949年5月至1954年8月间，先后任桐庐县文教科科员、桐庐县委检查组组长、桐庐县委秘书，桐庐县法院院长等职。
繁重的工作，使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得了神经性头疼，由于当时的治疗条件太差，导致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在得到组织允许的情况下，父亲回到山东老家治疗、养病。
病情稳定后，父亲又重新拿起了他放下多年的教鞭，先后在平房完小、固山中学、张夏三中任教师，直到1969年退休。
退休后不久，父亲患脑溢血，在县医院治疗，当时的病情十分严重，一阵清醒、一阵迷糊，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床前，小声对我说:“儿子呀，公家的钱来之不易，我年纪大了，就别再给公家浪费钱了。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把钱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我们回家吧……”这就是一个南下干部的临终遗言。在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平凡中的伟大，也被父亲的这种精神深深鼓舞着。虽然当年赴桐庐县的83人，如今大多数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那种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出生人死、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在祖国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父亲早于1979年去世，在他弥留之际仍时常念叨那些江南战友的名字。30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揪心的疼痛。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南下干部”这个名词在人们脑海里渐渐淡去的时候，父亲那代人的南下经历却依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时拨动着我的心弦。那是值得我们珍藏的难忘记忆。(张培城撰文 原载2009年3月25日《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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