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我随隋长文率领的南下干部纵队第七中队来到寿昌县万松镇(现寿昌镇)。
5月5日，寿昌解放以后，金萧支队已经派了城镇接管小组进驻寿昌。他们在我们到达前十几天，会同野战军维持城镇治安，收缴枪支弹药，组织发动群众，为寿昌的顺利接管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因此，我们到达时，寿昌的社会相对稳定。
我们到达寿昌以后，立刻投入了具体的城镇接管工作。当时，为了工作方便，寿昌建立了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和城区五个区委、区人民政府。我在城区区任组织委员。
我们首先建立了组织机构，县委设立了宣传部和组织部，县府设立了财粮科、行政科、军事科、公安局。然后，我们建立了地方武装——县大队，县大队的队员大多由游击队员和野战军留下的人员组成。接下来就是筹集粮款、减租减息和剿匪反霸等工作。
当时最难办的就是筹集粮款。5月份，正是青黄不接之际，贫下中农基本上无力负担政府用粮，一些地主富农家中有粮却不愿意拿出来，那些伪乡长、保长对我们表面上说得好听，实际上是敷衍应付。我们便发动群众，召开座谈会、群众会，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取得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一些开明绅士也慷慨解囊，协助我们解决过境大军的粮草供给问题。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根据当地情况，于6月17日开办了一期训练班。我们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参加训练班的学习，结果布告一贴，60多人报名参加，大多是青年学生。7月20日，训练班结束以后，这些学员被分配到县、区、乡担任一般干部。这些本乡本土的干部，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工作起来如鱼得水，事半功倍。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干部，工作时就不如他们得心应手。
寿昌是个山区，国民党溃逃时，留下的匪特就向山区深处转移或潜伏。6月初，野战军撤离后，一些土匪开始出山。他们抢粮抢物，暗杀积极分子。我们又及时组织一个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武工队由县大队部分成员和南下警卫班组成。我也从城区调入武工队任指导员，同时兼大慈乡乡长。
当时，武工队主要住在李村。李村的反动势力很强，原寿昌县国民党书记长李仁荣就是李村人。解放后，他逃回了老家。其弟李继烈曾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还有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李子修，这些反动势力骨干就聚集在李村。一些土匪也化装成老百姓分散住在李村，他们组成“小刀会”和“暗杀团”，无恶不作。村里的老百姓不敢和我们接触，工作一时很难开展。10月初，野战军一个连进驻李村，在李村休整了一段时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李村开展减租减息。通过减租减息，我们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立刻组织了农民协会，由本村农民李某任会长。后来，李某在土匪的威逼下，被迫参加了“暗杀团”。他暗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那些天，我发现李某的神色不对，找他谈话，他交待了暗杀计划。我们立刻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几天后公安局侦察股股长董承举带领侦察员来到李村。经过周密的工作，最后将李仁荣、李继烈、李子修等反动骨干和20多个土匪一网打尽。我们召开了审判大会，枪毙了为首分子。群众人心大快，很快便打开了局面。
寿昌县顺利接管，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寿昌县的反动统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既巩固了城镇的政权，又为今后开展农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锡杰，汶上人。1925年9月生，1946年8月入伍。1949年2月随进南下浙江，先后曾任武工队长、土改队长、镇长、镇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部长、县委常委、县监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