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出生在山东宁阳的一个农民家庭，老家离泰山不远，是个山区。1949年，宁阳解放不久，我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区里(当时是小区)当财粮会计助理员。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后，准备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新解放区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地方干部。1949年初，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宁阳县抽调一批同志，准备南下支援新解放区，我是被抽调的其中一个。根据当时领导所说，我们到新解放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培养一批地方干部，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完成任务就可回来。
我们宁阳县属于鲁中南七分区，抽调上来后先到肥城集中学习了一二个月，主要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当时按照一个中队接管一个县的要求，需要配备县级和区级干部，因为我们宁阳县抽调的干部较少，不够配备一套县级班子和四套区级班子的编制，所以就和平阴合并整编为第七大队第四中队。
大约是1949年4月，集中学习结束，我们全部都换上了军装，开始了长途跋涉的行军生活。当时，究竟哪里是我们南下的目的地，大家都心中无数。
我们南下的第一站到了江苏的镇江，然后经扬州、苏州等地，5月初到达杭州。一路上风餐露宿，还必须克服天气的不适应和生活上的不习惯。
初到新区
到达杭州后，我们住在郊区的拱宸桥，一边继续学习有关方针政策，一边休整。在休整期间，领导再三强调，到了新区一定要严格执行纪律，不允许有任何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但在杭州还是发生了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一条长虫(北方人称蛇为长虫)在房东家的房梁上面爬来爬去，大家七嘴八舌决意要打死它，因为不打死它大家连睡觉也不敢睡，最后将它打死了。但按照当地习俗，到了家中的长虫是不能打死的，只能将它请(赶)出去，因此违反了群众纪律，为此大家做了检讨。
在杭州休整了几天后，通知我们四中队负责接管分水县。我记得当时分水县有个叫项雷的来杭州接我们，项雷和他的父亲都是参加革命的。我们从杭州走路到分水的(根据其他同志回忆，四中队是从杭州坐汽车到桐庐，在桐庐与金萧支队会师，第二天由项雷带领，从桐庐出发，走路到分水—编者注)。
到达分水后，我们与当地坚持敌后斗争的金萧支胜利会师，随后成立了中共分水县委和分水县人民政府，南下干部分别被分配到县级各部门和各区分委、区政府开展工作。当时，分水县下设四个区，我被分配到三区负责财粮方面的工作。当时三区驻地在百江，刚到百江之时，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思想上有疑虑，不敢接近我们。因此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
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
分水虽然是个只有四五万人口的山区小县，但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在溃败前就制订了一整套应变计划，刚刚解放不久的分水，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土匪活动猖撅，他们与地方的反动残余势力互相勾结，有的甚至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策反，将一些原来就是从国民党队伍投诚起义或俘虏过来、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拉出去，搞里应外合。南下干部初到分水，人生地不熟，加之语言不通，当时面临的是山上有土匪，下面有他们的情报员，而我们还没有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缺少群众基础，消息不灵的严峻形势，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
有一次，我们三区区政府遭到土匪的袭击。剿匪主力部队得到情报后，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进行追击，当时由我和区委组织委员巩元松，还有一个区中队队员带路。土匪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沿着山梁走，而我们却沿着山脚的小路追击，结果在百江的鹿坞岭遭遇土匪伏击。土匪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13名解放军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我们三个带路的同志，除我幸免于难外，其他两人也光荣牺牲。主力部队带队的连长非常痛心地说，我们连队在淮海战役只牺牲了3位战士，没想到在这小小的剿匪战斗中牺牲了13位。
事后回忆，其实有两件事确实暴露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第一，在土匪袭击区政府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了土匪的意图。当时我们三区干部有10多人，南下干部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短枪，一支长枪。我佩带的是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一支“三八”大盖的长枪。因为人生地不熟，大家的警惕性很高，一般晚上都是和衣枕枪而睡，所以小股土匪也不敢前来偷袭。但就在土匪袭击三区区政府的前几天，我们发现有个陌生人老是在三区区政府旁边与四区交界的一条小溪中走来走去，形迹可疑，于是我们就将这个人抓起来进行了审问。据他交代，土匪有个袭击四区和三区计划，他们准备先打四区，再打三区，为了了解我方的r况，他奉命前来打探消息。本来这件事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但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几个土匪怕什么，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怕死就不来了。结果没过几天，土匪真的来了。第二，那次土匪袭击三区区政府，采取的是引诱战术，因为他们打了儿枪就跑了。当我们带领剿匪主力部队追击到百江魔坞岭下时，我曾向剿匪部队的连长提出:这里地势险峻，恐泊有敌人的埋伏，是否继续追击，要好好考虑考虑。当时连长说:几个小小的土匪怕什么，继续追。结果真的巡到了伏击，造成我方的重大损失。
鹿坞岭战斗中，剿匪主力部队在地形不利的情况卜，仍奋勇杀敌，最后由被动变主动，打死、打伤土匪数十名。经过这一仗，土匪受到重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巩元松是和我一起南下的山东干部，他牺牲后不久，他家人得到消息，千里迢迢来到分水，按照家乡的习俗，将他的遗骸运回山东老家，当时是我帮他们办理了相关手续。
大约到1949年底，土匪基本肃清，群众也发动起来了，随即就进行了土改和民主建政工作。在剿匪和土改建政工作中，我曾立了两次三等功。
1951年，土改结束，我调到县民政科，任人事股股长;1952年调到分水四区当指导员(相当于区委书记);1954年上半年，调分水县委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1954年下半年，调金华专员公署，任人事科科长;1955年调金华地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1957年调浦江，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60年浦江、义乌县合并，任中共义乌县委常委、工业交通部部长;1962年，任中共义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靠边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后任义乌县委常委、县经委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恢复政协后任政协主席，直至离休。(整理王建中、吴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