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响应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令，随着解放军大部队从山东步行来到建德，当时我只有18岁，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站岗放哨，给领导当警卫员和通信员。至今一晃已有50多年了，回忆建国之初的这段历史，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困难令我难以忘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建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也刚刚建立，我在建德担任县委领导的警卫。当时我县虽然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但是，还有一部分躲藏在山区的土匪没有被消灭，乡政府经常遭受匪徒的袭击，给新的政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记得十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有老百姓报告说：躲藏在马目附近山上的土匪要到南峰乡袭击政府。接到报案后，城关区区委书记陈雪凡当即下令，组织我们三〇七团的50多名干部战士，兵分二路包围马目的山头。通过搜索，没有发现土匪，陈雪凡同志命令我们撤退，同志们都下山了，由于我身背二支枪，肚子又很饿，渐渐地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实在走不动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队伍已走的很远。这时，陈雪凡同志发现了我不在队伍里，就回过头来叫我：“同伦，快跟上!”我说：“没有关系。”他没有丢下我，而是一定要等我一同下山。下午二时左右，队伍来到一个叫茶园村的小村庄里，再次围剿土匪，我们就住在这个村庄的老百姓家里。第二天的早晨，有三个土匪到村庄里向我们部队投降，通过审查，我们得知，马目一共还有三十多个土匪，二十多支枪，我们部队搜索时，他们都躲藏起来了，等到搜索结束后才往大洋方向逃窜，留下他们三人在山上过了一夜。直到这时，区委书记陈雪凡的紧张神情才有所放松。由此可见，当时在建德山区土匪的活动是很频繁的，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记得还有一次吃过中饭后，我跟随区委副书记邵学英去庵口顾家村催粮，因只有十多里的路程，陈雪凡同志告诉我们：“你二人去，在天黑前回来。”当时顾家村有307团的二个班的驻军，我们到达后谈完了工作，准备回梅城，部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定要我们吃过晚饭后再回去，还说要派一个班送我们返回，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吃过饭后再走。大约晚上九时左右，一个班的战士送我们到了庵口村边，我们就叫他们回去了，当我们走到庵口村过来的石桥上，发现有几个人在路边，但不知是什么人，我们二人立即在路边的玉米地里趴下，通过初步观察是土匪，这时我准备开枪打，邵学英同志说：“不要打，先看看。”我说：“枪一响部队马上会到的。”这时邵学英同志又说：“天黑，我们在玉米中间，他们看不到，先不要动。”经过一番商量后，我们认为还是先发制人好，便大叫了一声：“干什么的?”土匪听到喊叫声后连忙逃走了。我们快速地回到了区委所在地，只见陈雪凡同志手里拿着枪站在大门口，一见我们就劈头盖脑地说：“叫你们天黑前赶回来，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今晚出了事谁负责？”当时我们二人谁也没有谈路上发生的事情，到第二天，邵学英和我才报告了事件的经过，邵学英同志还写了书面检查。
建德是浙江省第四专署所在地，1950年3月份，第四专署和金华专署合并，县委就搬到了原第四专署大院。1950年上半年的一天，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下乡工作了，只留下了十五、六个人在家值班。晚上大约十时左右，土匪向县委机关大院里(梅城国民党国大代表徐子林老房)打枪，听到枪声后，大家拿着枪都集中起来。过了一会儿好象没事，考虑到晚上要通宵值班，所以只留下二个同志在院子里放哨，其他同志回去休息，万一有情况，随时准备战斗。我手抱着枪躺在床铺上，其他的一些同志有的坐也有的躺在床上，大家都有些紧张。这时县委书记胡晓明同志手提着木壳枪来到了我们的住处，开口就说：“外面的枪声很紧，同伦你们还睡在床上，都起来!”这时我说：“胡政委，你不要怕，有什么关系，你睡觉，我们外面有二个同志放流动哨，就是来十多个土匪，我们包打出去。”胡政委听我这么一说，就很严肃地对我进行了批评，并说：“都起来，谁也不能睡觉，把枪准备好，听从指挥。”那天晚上，谁也没有睡觉，谁也没有睡意，大家都握紧枪时刻准备着，一到天亮，才把大院的门打开。五十年代初土匪的活动一直是非常猖獗的，加上我们的力量比较薄弱，斗争十分残酷，生命危险随时存在。
王同伦，肥城人，1931年生。1948年4月入伍，离休时任建德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任新安江区委副书记、县知青办主任、县劳动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建德市第八、九届人大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