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参加革命、入党已半个多世纪了。在这一历程中，我是如何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和为人民工作的?我应该思考回顾，把其记录下来，让你们了解。希望你们从中能得到一些启迪，这样有利于你们在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1929年至1944年
1929年4月15日，我出生于泰安县颜张村（今属泰安市岱岳区邱家店镇）一个农民家庭，解放后土改时被评为中农。兄弟姊妹5人，我年龄最小。父亲早年去世。
1938年，我进抗日民主政府开办的中心小学读书，1941年和1942年，日本军队“蚕食”、封锁徂徕山抗日根据地，并在颜张村附近设立据点，时常进行骚扰。因此，中心小学不能正常上课，学校停办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我进了私塾班，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空余时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之后，日军撤退，学校恢复开学，总算学到小学毕业。这期间，参加了儿童团，也算是一个活动分子，并受到了革命影响。当时产生一个信念，就是跟共产党干革命。
1944年4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村同学一起参加了鲁中区历城县工商局工作，工作范围为工商管理、税款征收、金库管理，我被分配在西营镇税务所担任征收员。为了适应环境，我的名字也在这时由原来的燕文志改为吴玉林。当时的环境不可能进行专业培训，是边干边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虽然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并冒着随时遭敌人袭击的危险，可精神振奋，一心一意做好工作，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5年至1948年
1945年5月3日，经杨福元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按时转正。
在历城县工商局工作期间，日本侵略军投降了。我被调到泰山地委(也称鲁中区一地委)干部学校学习，主要培训内容是：新解放区党的政策、政权建设政策、反奸诉苦政策以及减租减息政策等，历时半年。其中后三个月到第一线新解放区的章丘县旧军镇和刁家庄实习。第一步，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建立农民协会和基层政权。第二步，发动群众实施减租减息，减轻穷苦农民负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力，群众觉悟有了提高，基层建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面对这种形势，隐藏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进行了垂死挣扎。在一个晚上，武装特务袭击工作队的同志，打死一人、打伤一人。为了稳定群众情绪，工作队召开多次群众大会，揭露敌人阴谋，号召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并增加了地方武装力量，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胜利果实。我们工作队不久即撤出旧军镇和刁家庄，回到地委受领新的工作。
回地委后，我被分配到工商局第五分局(泰山地区)工作。不久，又被分配到泰安县工商局泰城事务所，任税务稽征员。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中共华东局号召：各级地方武装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坚持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曾几次与敌人遭遇，由于信息灵通、地情熟悉，没有受到伤亡损失。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收，泰安县工商局决定成立武装征收队(队员有40多人)，以强化税收征管。我被调任武装征收队支部书记，兼代理队长(队长因病在家未到任)。武装征收队的任务是：对国民党占领区实行封锁、检查进出口货物、保护解放区物资不流入敌占区，被禁止的货物不准进入解放区。在国民党军进攻阶段，负责平抑市场物价，保证部队粮油、副食品供给。
就在1947年，因坚持边沿对敌斗争有成绩，我被评为县局二等功，并受物质奖励。
1948年3月，我回到县局所属山口税务所，任所长、支部书记，负责一个区域的税收征管工作。1949年1月，山东省工商局筹建淄博市税务分局，我被调到淄博市税务分局，任博山东方税务所(工矿区)所长。不久，即被抽调随军南下。
1949年至1953年
为迎接全国解放，执行接管新区任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调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我奉命调至青州总队，编到第三大队二中队一分队，任班长。主要任务是行军、学习，目的地不了解，只是一切听从上级指挥，所携武器也一律上缴。总队途经徐州、蚌埠、宝应、扬州，夜间渡江抵达镇江，再转至无锡(住城市郊区)。这时已知参加接管大上海，学习内容增加了《城市常识》、《上海概况》等。地下党负责同志作报告，介绍相关情况。大家深感任务光荣，群情振奋。
1949年5月29日，我被编入第一梯队进入上海，参与接管原财政部上海市货物税局，派住该局第三稽征所，与原局留用人员负责烟厂的税收查验征收工作。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财政部上海市货物税局、直接税局、原上海市财政局地方税部分合并，成立上海市税务局。我调上海市税务局人事处任组织干事，具体负责干部考核、调配工作。后为充实基层，调到闸北区税务分局，先后任支部书记，人事、检查、秘书股长等职。这期间，在市委、市局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我担任“打虎”司令部副指挥。经过运动，使干部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运动中也曾产生“左”的偏向。
1954年至1964年
1954年4月，我被任命为闸北区税务分局副局长、支部书记。1956年3月，被任命为闸北区税务分局局长、党组书记(当时我26岁)。1959年1月，市财税合并，被任命为闸北区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在闸北区工作期间，1956年被选为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区政协第二届常委。1958年，被选为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区政协第三届常委。
1959年6月，我调至杨浦区任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区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并被选为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至1976年
1964年5月，我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结业后调市财政局、税务局政治部任办公室副主任。此间“文革”开始，政治部机构被造反派砸烂并夺权，业务被停止，政治部领导被批斗，政治部中层干部受冲击，我是其中之一。
1967年进入“斗批改”阶段，我被分配到市局革委会业务“斗批改”调查组，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企业财务管理情况调查。1969年，调市财政局第一分局，任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一分局的任务是企业财务管理、税收征管。市财政局和市银行合并后，1972年又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任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营业部担负市属企业信贷、全市金银配售、库务调拨、现金出纳、工商业采购、会计结算、联行业务及票据交换，任务十分繁重。当时的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的态度是：抓阶级斗争实事求是，对业务不懂就学，完成任务依靠群众，工作作风以身作则。在一分局和营业部的工作，群众的反应是良好的，领导也是肯定的。
1977年至1992年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4月我调回市财政局，任办公室主任、市局党委常委。1978年4月任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后政治部撤销。1982年3月，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局党委委员。分管税收工作。
任副局长后，我的分工是：负责涉外税收、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税收计划、会计、统计。我的分工是：负责联系当时10个县的财税工作(党委决定对区、县工作实行“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方法，避免多头领导)。
在这期间，我参与制定财政税收政策。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财源才能扩大。10个县的财税工作，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乡镇企业的税收政策问题和县财政体制问题。上海的乡镇企业起步虽早，但发展缓慢。在设备、资金、技术、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不能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需要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和照顾办法。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在税收上制定了有关财务列支、税收减免、税前还贷，市属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与乡镇企业联营，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和照顾措施，结果证明促进了乡镇企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增产增收，国家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现在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说，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是重要因素。此外，为调动县级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对县财政体制于1983年和1985年进行两次较大的改革，分别实行“定额留成，增收分成”和“核定收支基数，定比增长分成”的办法。这样各县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财力，有力地支持了各县事业的发展。在对县财政体制改革中，我多次参与测算、研究方案。并与市农委、各县县长、县财局局长进行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协商比例等工作。
为鼓励外商来上海投资，除执行国家统一规定外，在税收管理权限范围内，补充制定了一些优惠规定，如减征免征地方所得税等，扶持和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政策的贯彻，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经济成份、企业的经营方式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唯小团体主义和个人利益为重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损公肥私，偷漏国税，违反财经纪律，损害国家利益。这种现象迫切要求财税部门宣传财政纪律、宣传依法制税，以提高法制观念，增强纳税意识。为此，我学习陈云同志文稿后，撰写了《回顾历史经验，指导现实工作》的文章，宣传陈云同志的理财思想，刊登在《上海财政研究》上。根据1985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暴露的问题，撰写《税收管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提出了谁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刊登在国家税务总局出版的《中国税务》杂志上。1988年2月，随同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学习考察广东省的经验后，我撰写了《深化财政改革，开拓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分别刊登在《解放日报》和《上海财税》杂志上。文章论述了借鉴广东经验，推行财政包干和企业承包的设想和应采取的措施。对第二步利改税后，针对当时争论的不同意见，我参与撰写了《实行税利分流，完善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文章，对改进企业所得税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阐明自己的观点，文章刊登在《上海财税》上。
当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后统一改为个人所得税)是一个新税种，公民中的纳税者尚缺乏这方面的纳税意识，我通过报社和电视台记者专题采访形式或座谈会形式不断加强宣传，以提高公民依法纳税的观念。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改革并发展我国税收的事业，我参与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长编》。自1981年起，用了4年多的时间，收集资料、组织编写，完成了180万字的资料长编，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税收历史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指定我为全书编审小组成员之一，也是第一部发展史编写组的召集人之一。我参与了全书编写提纲的拟定，并组织多次讨论。编写完成后，由财经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0年3月至8月，我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第四期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一些基础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经过学习，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分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认识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最终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实现共产主义。这就必须积极探索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科学。现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还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指导现实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我还结合业务需要，读过一些经济理论和专业论著。如《社会发展史》、《经济建设常识读本》、《资本论》中的一些章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财政问题》、《财政学》、《国家税收》、《各国税收制度选择》，以及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文件等。这对增长我的知识、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去过英国、香港和泰国考察学习。回来后，对英国的税制及其管理专门作了介绍，共分三期刊登在《上海财税》上。对香港税收和泰国企业管理的经验也通过不同形式作了介绍，都产生了好的影响。
改革开放推动了学术的繁荣，我对学术团体的发展及其活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支持。1984年中国税务学会在北京成立，我被选为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连任两届。1985年，上海市税务学会成立，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被补选为上海市财政学会副会长。1992年换届，被选为上海市税务学会副会长。对学会工作计划、总结、调研课题的落实、组织学术交流、召开理事会议，我均主持参与。
1992年至1998年
我于1991年12月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后，担任上海财税咨询事务所主任。1993年4月改制建立上海财税咨询服务公司，担任公司管委会副主任，还担任上海财税法规编委会委员。
由于长期从事财税工作，对财税工作有深厚感情，一直关心财税工作的改革发展，积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税务代理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1993年，我撰写了《论税务代理制》的文章，论述了税务代理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而来的，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税务代理是依法纳税的内在要求，是税务征纳关系中一个良好的制约机制。税务代理是转换税务机关职能的一种现实选择，它不是税务行政管理权的转移。税务代理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完善有关法规和加强代理制度的建设。此文被中国税务学会评为1993年优秀论文，并被《中国改革论丛》一书和《中国税务文库》一书选入。
《中国税务报》第567期，刊登了一位公民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一封信，说税务咨询、税务代理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编者并为此加了按语。对此，从事税务咨询、税务代理工作的新老同志深表关切。为此，我撰写了《税务咨询、代理事业前景广阔任重道远》的文章，表示对来信首先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坚决克服和防止发生乱收费等损害税务行政部门和税务咨询、税务代理机构形象的行为，做到警钟常鸣，更好地坚持双向服务，坚持职业道德，加强廉政建设。同时阐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税务咨询、税务代理事业也是如此，由于业务发展迅速，难免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加强行业管理予以解决。它的发展、完善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税务机关征管改革的广度与深度紧密相连。税务部门要为税务代理鸣锣开道，要确立先发展，在发展中求规范，先指导，在指导中求监督的指导思想。要扶持帮助，不要随意采取取消主义。文章刊登在《中国税务咨询通信》上，对稳定税务咨询、税务代理事业产生了积极作用。
针对税务代理法规迟迟不能出台，为维护国家税收，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原则，1993年4月我以学会副会长的名义写了《税务代理宜早日出台》的文章，刊登在《新闻报》上。建议加快制定税务代理管理办法，明确税务行政机关委托代理的有关条款。之后，国家税务总局正式颁发了《税务代理暂行条例》。
上海的税务咨询、税务代理起步比较早，在市和各区、县相继建立了机构，配备了人员，逐步开展了工作。在上海市没有建立行业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自发地建立了轮流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开会。以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并听取市局主管部门的情况通报、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已召开了近30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市税务咨询和税务代理事业的发展。我基本上参加了这一活动。可以说，上海的税务咨询、税务代理事业，在困难中求发展，在探索中求前进，人员不断增加，业务不断拓展，工作趋向规范，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5年2月，中国税务咨询协会在北京成立，我被选为协会理事会理事。
我参加革命时间较早(15周岁)，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年代，艰苦的农村环境，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读书。参加工作后算是进了“社会大学”的熔炉，边学边干，使我增加了知识。从1947年起，陆续担任了一些领导职务，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熟悉掌握了一些专业知识，基本上适应了工作需要。1988年12月，经上海市经济系统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成为高级经济师。1996年8月9日，被评定为中国税务师。1993年，被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授予1988至1991年度学会“优秀工作者”荣誉。1988年12月1日，经市政协经济委员会正副主任提名，主席会议通过，担任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就要对党、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是人生价值。我生性耿直，对事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有一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共产党员就是要襟怀坦白。我处理问题是通情达理的，也是得到正直人们的褒扬的。
1998年12月
燕文志：曾用名吴玉林，本文是他写给子女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参加革命及南下后的历程。泰山区党史史志办公室于宪忠进行了个别字句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