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下金华
1949年3月，我们从蒋峪出发，步行到益都，从益都坐火车到济南住了两天，再坐火车到兖州，都是晚上的火车，天亮时分到站，预防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一路坐的火车都是闷罐车，有的甚至连马屎都没打扫。到兖州的当晚向东南方向行军，一直走到天亮，在临城东北的一个地方（地名已忘）住了下来，这里是鲁中军区、华东局所在地。在等候大军过江的近一个月里，华东局首长来作过形势报告，主要学习了有关新区的各项政策，如，接管城市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发动工人、如何解决治安、如何应对国民党“金圆券”以及浙东党委干部情况介绍、人情风俗、对老百姓怎么称呼，等等。学习的文件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陈云同志在东北的城市工作经验。参加学习的有路西地区和我们鲁中区第一、第二地委各县以及我们第三地委四个县的四个中队与专员公署的一个中队，这四个中队的干部南下后分别接收了浦江、汤溪、金华和武义的政权。在这里，我们换成了一色的新军装，个个都是军人的样子，个人带的解放区纸票子兑换成了人民币。按要求我们还作了轻装准备，原先带的棉衣、大衣、被子都留下交了公，各人只带一条粮袋，每人四斤粮食。离开临城也是晚上坐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在陇海路上的新安镇下了车，一直步行到两淮（淮阴县、淮安县）停下来休息，我们每天要走30公里的路程，途中都是自己烧饭吃。
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我们步行从两淮经过高邮、扬州，天下着小雨，于4月24日从瓜州渡坐木船过的长江，木船由小火轮拖着到镇江，马不停蹄继续急行军一整夜，雨越下越大，走的是小路，天亮时到的苏州郊外。这一天走了24个小时，多数人的鞋子都走坏了，途中只在扬州西北的一个县城吃了饭，一路上又饥又渴，走得很累。苏州郊外的农家都散落在桑树林里，敌机来轰炸的时候，大家只能呆在屋中不能随意出来。5月5日杭州解放，5月7日晚我们坐运河大木船，由小火轮拖着，天亮到杭州拱宸桥，就住在运河边。支部书记、队长到省委开会，听候省委分配去处，一般队员就有机会在城里或者到西湖游览。省委决定鲁中区三地委这个大队去金华，我们在5月11日晚坐上火车，第二天七八点钟才到金华，乘坐的闷罐车哐当哐当响了整整一夜。
1949年5月12日我们到达金华后，住在火车站对面溪下街的一个油库里。当时地委要求山区来的干部到山区去工作，平原来的干部到平原去工作，所以我们安丘的干部就分到金华了。燕依民任金华县委书记，1950年10月到金华地委工作；赵季武为金华县委委员，县长，10月调磐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2月任县委书记；纪成平为金华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0月调任磐安县民运部长；马守青任金华县委委员，宣传部长。5个人中后来就我一人留在金华县委。我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为金华县委委员，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任金华县民运部部长，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任县委副书记（其中1952年1月至1953年7月主持工作），1951年12月至1953年7月兼任金华县纪检委书记。
1949年5月8日金华解放，18日成立金华县人民政府。金华军管会成立后，全县设5个区25乡，军管会最初只在三个区配备了区干部：澧孝区是沈占楼任区委书记，王一虎任区长（不久调去省委组织部）；双芙区是王宗武任区委书记，区长施姬周（是个大学生，后调磐安县）；安南区是李庭文任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李仲才任区长。李仲才在我们当中年纪最大，上任不到两个月就牺牲了，我们现在都常常想起他。稍后，辛其昌任城关区区委书记，刘胥吉任区长；雅塘区是薛振邦任区委书记，李同昌任区长。一段时间后大家觉得不便开展工作，县委会根据地图把全县划为七个区，不久调整为八个。1949年11月，调整为9个区：城关区、安地区、雅畈区、澧浦区、孝顺区、鞋塘区、塘雅区、牌塘区、双芙区。1949年10月20日，金华市（县级）设立，划金华县城区及城郊4个行政村为行政区域。1950年5月15日，金华市撤销。1951年7月20日，复设金华市。
到金华的头两年，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前后经过了五次变迁。最初是专署、县府合住，地点是位于醋坊岭的国民党旧县府。金华专员公署挂牌进驻旧县府以后挤出了几间小房让县长县委书记住下，县委组织、宣传、民运三部门六个人一大间，睡的是上下两人床，别的什么都没有。不久搬到后街南头的中山路上，是旧商会的房子，县长县委书记在楼上办公（楼下是看守所，关着嫌疑犯），余下的人都下乡帮助各区工作。城区设立金华市（县级）以后，地委认为，县委县政府要搬出城区，到县里去，就这样，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搬到了乾西的雅宅村，雅宅村没有召开干部大会的场所，是它不适合县机关办公的主要原因。此后不久，县委机关、县政府的全部科室和县大队搬到了东孝的雅芳埠，这里的条件好得多，楼下办公、楼上住人，开会在祠堂。雅芳埠紧靠东阳江，是个有名的渡口，水上交通很方便（这在当时来说很重要），船埠头修得很有气势。1950年冬，县机关搬回城里，县委驻净渠头，原是一家私人诊所的房子（现在的胜利街248号），县政府搬到了柏树巷。当时西市街北头的旧法院，驻着部队，后来在和解放军对调房产以后，县机关整体搬入这个大院直到2001年撤县。那都是我调离金华县以后的事了。
南下时中央组织部有规定，凡南下干部在当地工作满两年后，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我们这一批回去了两个人，一个是罗店区的抗联主任，姓郭。另一个是姓刘的炊事员。
三、剿匪反霸搞土改
到金华后的前半年，主要是理顺干部思想。南下干部水土不服，病号多，当地方言一个字也听不懂，干部思想有些波动。穷苦百姓听不懂我们的话，无法沟通，无法接近（在老游击区傅村、源东有几个以前曾脱离过地下党的人愿意接近我们，安地区长山乡的百姓接近我们的人相对多一些，因为汤溪的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正面和积极的影响较多）。接近我们的人，多是做生意的，甚至是兵痞、流氓、赌棍，懂点国语的人，农民、工人、学生看不惯也不喜欢这些人，就更疏远了我们，因此工作一时很难开展。地委批评我们是“国语路线”——只靠语言开展工作，指示我们要多提拔本地人，这是很及时的。当时选拔贫雇农来当村干部的不多，农村的情况很不稳定，国民党散兵和当地的土匪、流氓、恶霸、不法地主勾结在一起，藏在深山里，时常出来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1949年6月，国民党二0三师突击第一营营长邢小显，纠集残部，组成匪“十二军二0三师八婺纵队”，12月，改称“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婺纵队”。南北山上的土匪接近万余人，“司令”多得成群。解放后金华县的匪情大致经历了“遁入大山——猖狂袭扰——彻底被剿”三个阶段：在解放大军面前，土匪不敢争锋，跑进了南山和北山；解放军主力往南推进后，土匪探知身穿黄军装的南下干部不是正规军，只是政府武装工作人员以后，改退守为主动向我们进攻，活动很猖獗，我读过南山土匪在安地区张贴的油印告示，说什么南下干部“文没有文化、武不能打仗”，气焰嚣张；最后，解放军三十五军在金华痛剿土匪，匪势很快被压制，直到彻底剿灭。
金华县的匪患，数雅畈的区乡干部损失最大。区长李仲才下村工作被土匪盯上杀害，至今不知尸骨在什么地方，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在老家时已经当了两年的区长；农协会主任李好学晚上从华南乡回雅畈，半道上被土匪截住杀害，凶残的土匪砍掉他的双手把他扔到水沟里，死得非常惨。他俩都是安丘县夏坡区的人，我们一起南下的干部。土匪三次冲到雅畈袭扰，有一次还冲进了区公所，我们的干部都有枪，退守楼上，土匪攻不动。楼下两位女同志被土匪杀害，是电话接线员，才十七八岁；粮库杜主任被打掉了门牙。在澧浦区，有一次我们的干部遭遇土匪，十几个土匪用机关枪扫射，把我们的干部压在山沟里，我们始终冲不下来，后来部队去了才解围，副区长菊仲楼负了伤，组织委员辛朋海牺牲，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副区长刘耐卿下河洗澡，他的通信员是打入区公所的土匪，趁机偷走他的军装、匣子枪和鞋子投了匪。鞋塘区委书记王际云行走街上，大白天土匪就敢下他的匣子枪，夺枪不成，就捅刀子，所幸没伤及要害。罗店区的副区长（姓张）也是被土匪打死的；罗店区有两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均是永康人），晚上在张家村开会，遭土匪袭击一同被害。土匪除了猖狂攻击政府工作人员，对普通百姓采取“枪打出头鸟”，妄图隔离干群，老百姓心里知道共产党是好的，还是不敢接近我们。记得雅畈区华南乡有一户贫农，我们白天去宣传剿匪时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当天晚上一家三口就被土匪杀死，绝了户。据公安局当时向县委会汇报说，北边一带被土匪杀害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有名有姓的就有70多人。
1949年7月底，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部带着警卫营到金华，军部驻罗店，军副政委张雄兼任地委书记，统一领导剿匪反霸斗争。这年的建军节，金华在侍王府操场举行万人大会，三十五军政治部孔主任代表解放军宣布决心消灭现有一切土匪，给军民很大的鼓舞。8月底，三十五军大部队开到金华。它的教导大队大队部设在了金华县的孝顺，大队学员最小的也是排长级别，都是战斗骨干，能打，武器也好，金华和邻近的义乌、浦江一有匪情就前往清剿。这时，全县每个乡都派有教导大队的人，接受所在区区委的统一领导，匪势得到了有力的压制，老百姓敢于接近我们了，土匪有什么动静也敢于跑来送情报了，区乡的剿匪反霸工作也顺利得多了。金华县剿匪反霸的第一个斗争大会是在乾西乡上陈村祠堂外召开的，斗争恶霸地主、伪“国大代表”（外号雌老虎）。雅宅村农民代表在大会上指着地主说，过去你仗着是“国大代表”欺压农民，今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打倒蒋介石、打倒你这个“祝”（金华市内西市街祝裕隆布店老板）恶霸。台下群众自发高呼口号，声势很大。《金华日报》报道了这次群众大会。县长赵季武在鞋塘区帮助区委开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庄某（外号南霸天），《浙江日报》作了报道。面对这个形势，当时地委的结论是“干柴与烈火”，就是把老百姓比作干柴，把部队的剿匪比作烈火，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剿匪反霸势不可挡。金华各县成立了独立营，部队剿匪力量加强，军分区也拥有部分机动兵力，大股土匪被消灭，土匪气焰很快被打了下去。金华县各级党委政府对土匪亲属的教育与争取工作也做得很及时，很多土匪被亲属叫回了家。在物质匮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南山有几个土匪大队长跑到了澧浦区、雅畈区向人民政府投降，其中几个解放前就是旧军官，沾有血债，半年后在镇反中得到了严惩。
金华的剿匪主要由地委和部队组织承担，金华县的干部与武装也曾经和土匪打过几次遭遇战。有一次，邢小显带了一百多土匪到罗店抢粮，我率城关区中队、罗店区中队各一个班和县公安局警卫班共三十多人，带一挺机枪，在尖峰山后小村南边遭遇上了，邢匪怕我们的援兵会很快赶到，且战且走，不敢恋战，逃进北山，我们打死他多人，缴获长枪8支，缴获的一支小手枪我一直佩戴身边，直到1953年统一上交县级干部的武器为止。这一仗，军分区接到求援电话后，派出一名营长带队前来支援，赶到高村，我们结束战斗后也回到了高村。
此后，敌人的破坏手段有所翻新。1949年11月20日，城关区的滨湖等乡600余人，受匪特裹胁，以要求减免农业税为名，赴金华专署“请愿”，被挡在了通济桥南，派出的代表在专员公署受到接待，中午还管了饭：大米饭加豆腐。塔水桥村的一个反动地主就在村里扬言：不减轻农业税，再去专署请愿，吃干饭豆腐。“金兰汤暴动”期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在邻近兰（溪）、汤（溪）的临江乡，有人煽动乡民企图冲击乡政府，三十五军工作队的队长高声喝阻不果，一个战士开了一枪，打死了一个，其余的没敢再往前走，冲击企图被粉碎。整个“暴动”期间，金华县的局势是最稳的，干部没损失。这个月，三十五军派出以营排干部、骨干组成工作队来开展工作，主要是动员大学生参加剿匪、反霸斗争。县委密切配合解放军统一领导剿匪斗争，土匪已经不成气候。1952年2月3日，公安武装和民兵毙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婺纵队司令”邢小显，至此，全歼匪“八婺纵队”。
解放后的这半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剿匪反霸的群众运动搞得不理想。我们接受了地委批评的“国语路线”这个教训以后，大家改进了工作方法，加上形势有所好转，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了。同志们的身体也开始好转，适应南方的环境了。1950年三四月份，金华、建德两地委合并，建德县委书记孙汉杰来任县委第二书记，调来寿昌县的范子明任宣传部长。这年夏，县委书记燕依民和我带领区委书记参加了省委组织的整风学习，不久，燕依民调地委工作，孙汉杰任金华县委书记、县长。当初在山东确定的县委会五人班子这时就剩下了我一人，除了任民运部长，兼任土改部长。
1950年春金华实行土地改革，地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实行和平土改。金华地、县党委一同决定在土改基点乡乾西乡搞调查，了解土地关系，积累经验，培训干部，由地委民运部长李学智负责，地委派出工作队有30多个人，县委工作队有20多个人，李学智任队长，我任副队长。10月乾西乡土改完成，县委会提出要在金华县的重点乡搞试点，地委同意了。我到金华县的重点乡——城关区的东溪乡塔水桥村展开试点工作，和乾西乡隔江呼应，互相推动。此后，县委指示我到安地区帮助搞土地改革，我就住在长山，那里有两个行政村。我们借鉴家乡和金华土地改革试点经验，这里的土地改革进展的很顺利，我们不干违纪的事，只要地主交出地契就完事，和平土改。接着在罗店区也展开了剿匪、反霸、土改、征粮工作，并很快在全县推广试点工作经验。10月，江沿乡开始土地改革。11月，金华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多湖乡、岭下朱乡、含香乡都由地委派的正县级干部带队帮助领导土改，县委会的孙汉杰书记联系仙桥区，我负责安地区、罗店区、城关区，宣传部长范子明在孝顺区，副县长王明路在鞋塘区，全力领导土改工作，金华的这项工作进度最快。1951年二三月间，金华县完成土地改革运动，也很快扫清了尾巴。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的敌对势力配合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海、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之机蠢蠢欲动，形势的变化促使此后改变了“和平土改”政策，在剿匪、反霸、土改的同时，金华县也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中央决定，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起搞。上级党委也指示我们，土改必须镇反，镇反支持土改；土改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揭发反革命分子，各地可以根据工作进展情况灵活掌握。当时阶级阵线分明，镇反界线明确，地主恶霸、伪保长、匪首敌特一律属镇压范围。在地委的领导下，金华县镇反工作取得了不小成果，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