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乡往事
我生于1922年5月，是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北古德范村人，我们家祖辈都是种地的。我的父亲五十多岁时死于盲肠炎，我的母亲1965年去世，活了九十多岁。我有二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的大哥尚秀华，入党比我早。二哥尚秀莱，是小区的联防大队长、民兵战斗英雄，1950年春季因病去世。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二嫂，我的二嫂叫韩玉珍，今年应该86岁了。她17岁入党，当时是模范妇女村长，莱芜战役中，只有21岁的她，曾带领12名女民兵担负看押200多名俘虏的任务。她组织村里的妇女们夜以继日地推磨、推碾、摊煎饼、烧饭汤、做军鞋，被县委表彰为“支前模范”。1992年山东省妇联、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等联合命名表彰了57名“山东红嫂”，她是其中之一。我的二嫂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革命老人，战争年代，她先后几次抢救八路军重伤员，最后竟致使自己染上出血热，差点丢掉了性命。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许多受了重伤的伤员伤口恶化甚至生蛆，她一次次的将这些伤员背到隐蔽的地方，隐藏起来，好好看护。记得有一次在抢救重伤员时她突然晕倒，鼻孔出血（出血热症状），大家都以为她不行了，回村为她准备后事，但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在躺了一天一夜之后，她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调养，康复后又回到了支前一线。她也曾拿起武器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为赶走日寇和赢得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9月底，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专程到苗山镇北古德范村拜访了韩玉珍并演出节目，莱芜市历任市委书记先后多次去看望过她。二嫂是我们家的光荣。
我文化程度不高，读过两年小学，读完后在家里帮着父亲、哥哥种地，由于家里人多地少，所以还要靠给村里放放牛、羊来换点粮食，放养一头牛一年可以挣到60斤粮食。之后我们家与别人合伙养了40只羊，每家各20只，一家养15天一轮，羊粪留在自家地里，一年给我8元工钱。1939年我18岁那年，因家中无粮我们把羊也卖掉了，我大哥、二哥都参加了民兵（游击小组）。有两个冬闲季节，我在村里上了村办的学校，收获比两年小学大。因识得几个字，我在村里当了雇工组成的抗日职工会工会小组长。我们这个村是5个自然村形成的行政村，有妇救会、农救会、民兵组织，又成立了由20多个雇工组成的抗日职工会，我积极投入到工会工作中。
我有个堂哥叫尚子芳，1938年春就入了党，是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政治部的李主任住在他家时介绍他入的党，他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村外谈话，他说：“老三，有个事和你讲一下，我们这里有国民党、八路军，你说哪个好。”
我说：“八路军好。”
“你喜不喜欢八路军，想参加八路军吗？”
“我文化程度太低。”
“你文化程度不低了，你大哥、二哥都是游击小组的人了。”
“我不参加游击小组，我要去当八路军。”
“你要愿意，我介绍你去个地方。我是共产党。”
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四五个老师晚上经常点着蜡烛去山沟里开会，原来都是共产党。
他又说：“我们支部已经研究过，你大哥也准备入党了。”
我说：“你要是早和我说就好了，我可以增长知识。”
“现在也不迟，你到县大队下的一个连队去，那里有教导大队在训练军事干部，你去学点知识。”
1940年3月，我到教导大队学习，同时参了军，大队长张恒叶和一位姓张的组织干事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工会里动员了3个同龄人和我一起去教导大队学习，一个月训练结束后，我分到本县的文字社乡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动员参军，训练农村自卫团，二个月一期，再就是参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任务。10月我调到县社会部任便衣队的班长，班里有10个人，配的是匣子枪。任务是到敌占区镇压那些已经投敌叛变的人，也找伪军劝导教育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为自己留一条出路，如果不愿革命就在家好好种地，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明确告诉伪职人员，人民政府对伪职人员都有登记，谁做点好事我们就点上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点上黑点，等赶跑了日本鬼子，这笔账是要算的。我们的工作有效地震慑了伪军和伪职人员。1941年我调泰山地区专员公署社会部（后改为公安局），在武工队当班长，班里有三十几人，配的都是匣子枪，任务和文字社乡时相同，但工作范围更大、危险性更大，因为泰山地区有七个县。1942年武工队改为地委工作队。这年的春夏季，2万多日军连续扫荡，其中采用的牛刀子战术、长途奔袭的战法给我方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泰山地委、泰山军分区在莱芜的茶叶区吉山村根据地遭敌突袭，军分区政委汪洋以下五百余人牺牲，我要不是另有任务和另两人外出，我也跑不出来了。之后武工队员有的分到部队当锄奸特派员，有的到区里当公安员，地委工作队留下很少一部分人。我们工作队的领导是商景才，他是山东藤县人，在济南读的大学，曾任鲁中区党委秘书、泰山地委秘书、济南城工委秘书，当时住章丘县虎门区的一个山村。我所在的工作队驻章丘县观音村，我任小组长。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奸诉苦。1944年3月，地委工作队归属地委抗联领导，抗联主任吕子仪带领我们在新解放的历城县西营区开展工作。我仍是小组长，带着六七个工作人员在西营区王坦工作点，这个工作点很大，其中天井峪村就有300户人家，我们则住在甲口村开展点上的减租减息和动员参军工作。1945年3月我被分配到柳埠区当抗联主任、区委民运委员，分管工会、农会、青年团、妇联、儿童团，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减租增资，不断在斗争中总结经验，一直干到日本鬼子投降。
1946年3月，历城县委组织部调4名干部到淄博的鲁中区委党校学习，我是其中之一。学习期间没有开课，而是在博山发动工人增加工资、反奸诉苦。7月1日，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鲁中军区撤出淄博，党校转移到莱芜山区的一个村庄，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学习土改政策，包括学习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地主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学习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的《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和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土地改革暂行条例》。1946年冬季，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党校分四个支部，我在一支部，支部书记尚化雨带我到一地委报到，一地委住在泰安县的山口冯村。土改工作队的重点在泰安，因泰安在济南附近，那里地主成份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随时掌握土改政策。地委组织科长栾真亭把我带到历城县柳埠区，栾真亭也在这个区参加土改，党校同学韩其高分到伊家乡的店子村，我被分到张家村。张家村是个100多户人家的大村，也是济南的门户。村里土改完成后接着是动员参军工作。当时历城县经过土地改革，群众得到了物质利益，改善了生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动员翻身青壮年到前线去，补充我们的野战军，用实际行动来支援自卫战争、保卫胜利果实，动员参军的口号是“刨蒋根、杀蒋头”。当时老百姓想过安稳的日子，对参军的思想认识不足，动参工作非常困难。根据县委的决定，我们召开了干部会、群众积极分子会、群众大会，广泛地宣传全国和本县革命形势。会后，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们频繁活动，夜以继日地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消除群众顾虑。张家村共动员了42个人去参军，我们让新兵戴大红花骑着驴送往二十里开外的柳埠镇区公所新兵接收站，一路锣鼓喧天宣传参军光荣，反响很大，对历城县的土改动参工作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这年的11月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我们村被评为土改动参县级模范村，县委组织部授予我模范土改干部的荣誉称号，后又被鲁中区党校一支部评为土改动参模范干部。莱芜战役结束后，我们几位党校学员在雪野运粮站帮助工作。雪野粮站接收渤海地区过来的军粮，装军粮的车要三匹马才拉得动，卸车的工作量很大。粮站担心敌机轰炸白天无法收粮，只能晚上收粮，不但收粮食，还要晒干、藏好。由于每次藏粮我都是最多的，所以我连续三次都被粮站评为二等功。
1946年7月，鲁中区委组织部的赵副部长带着我和另外两人（一个姓亓，一个姓朱）到安丘县，我被分配到寿山区任抗联主任、区委委员。10月份公布我到郚山区任区委书记。
1949年春节刚过，我接到安丘县委组织部通知，调我到县委当民运部长、县委委员。接下来这一个月工作很忙，主要是研究调整干部南下的事。我和组织部的干部科长一起在七个区的干部中挑选身体好、素质高的干部，每个区挑出6人，加上县委机关部分人员，还有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共97人，组成一个中队，准备南下。当时各个区的干部都配了双套，准备走一套、留一套，上级指示要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组织上帮助准备南下的干部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如，有的干部一贯工作积极却因家庭问题不能入党，组织上帮助查清后得到了解决；有的干部年龄偏大，没找到爱人，组织上也帮助予以解决；有的身体较弱，县保健委员会就批给营养补贴（第一等级的是可买四斤猪肉的北海票，当时一斤猪肉是三毛多，一斤大米只要七八分钱。二等等级以下递减）；已公布准备南下的本县干部准许回家探亲，干部们都比较满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南下路上干部中的问题、难题很少，和以上这些措施有很大关系。2月份，挑选出来的干部到沂山地委所在地——临朐的蒋峪集中学习了四五天，听报告，准备南下。这期间地委安排了南下后县委领导班子的职务配备：燕依民任县委书记，他是大知识分子；赵季武任县长，他原是地委秘书科长；我任县委委员、民运部长；马守青任宣传部长，他原是临朐县的民运部长，是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地委组织干事纪成平任组织部长。由我们五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燕依民任支部书记。五人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文武都行。中队由赵季武任队长，我任副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