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斗中成长
1922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泰西地区泰西县武家南仇村，我的原名叫武之业。1936年我高小毕业，那时时局很不稳定，中学都办在城里，我因家境不好，上不起中学，就没去读。父母在农村给我找了一个私塾学堂，老师叫武炎武，是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先生，我跟他读四书五经，这样学了一年。我们泰西地区，东依泰山，西跨黄河，南毗济宁，北濒济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全力组织抗战。1937年底，日军相继侵占了济南、泰安等地。1938年，中央从黄河西派来两名特派员，一个叫段君毅，一个叫夏振秋，到我们这里发动群众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并宣布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自卫团共有九个大队，我在第九大队第五中队，五中队的队长叫武魁家，他是我们家族的一位叔叔，他的家境较好，思想上进步，有一定的号召力，那年我17岁。我们那里是老根据地，老革命比较多，有一个名叫武大觉的，在抗战时期搞宣传工作，非常有名。1939年，中央指示地方武装要进行整编，原则是要挑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人到部队去，一部分年纪大、身体弱的留在家乡。我因身体不好，也留下了。有一个叫武梅轩的教师，在附近的村里教书，他是老地下党员，他给我改名叫武琴轩，并安排我到新组建的武村抗日小学去教书。留下的几个地下党员坚持搞抗日活动，我记得有贾化一、刘建民、高纪云等，他们经常到我那里去开碰头会，商量事情，我一直教了三年书。1944年，泰西县四区区长贾化一调我到区里当文教助理员。
这里有个小插曲，之前我在五中队的时候，夏振秋的弟弟夏天任想介绍我入党，当时因年纪还不到18岁，就没有办手续，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党的人了。1945年4月，在区里工作的党员李兴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说我是假党员，政工组外调的人找到李兴华核实情况，李兴华是当时上海市市长的侄女婿，因受牵连也被打倒，他不敢承认介绍我入党。文革结束后我找到原四区的区长于雷等，他们都说是李兴华介绍我入的党，于雷也写了证明，他出面去找了李兴华。再去外调的时候李兴华已经被解放出来，他对外调的人承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的入党时间不是1945年4月，而是1946年6月。实际上1946年6月，泰西县委已调我带领土改工作组到六区搞土地改革，从此我的入党时间组织上就定格到了1946年6月，这是后话。
1946年6月，泰西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精神，抽调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新解放区泰西六区李家庄、六郎坟等地进行土地改革。经过四个多月时间，发动群众，组织贫民协会，控诉地主剥削罪行，没收地主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平均分配，使无地少地的贫农都能得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还没有完全结束，县委又调我到七区去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目的是击断解放区的左、右臂；然后从东西夹击华北解放军主力，阻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解放军的联系，各个击破，最后出关占领东北。同时利用黄河为屏障，将解放军主力阻击在黄河以北，使战争始终在解放区内进行。1946年10月，县委调我到泰西七区任副区长。这个区是个半山区，是泰安县到肥城县公路交通的中心，也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牛俊山是区长。1947年4月，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共出动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在4个月内先后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华东野战军粉碎。第一次攻势在4月下旬，华野进行了泰（安）蒙（阴）战役，歼敌4.5万。5月11日，敌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势，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进，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将突进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包围在孟良崮，15日发起总攻，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整编74师。孟良崮战役共歼敌3.2万余人，打乱了敌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6月25日至7月中旬，敌人又调9个整编师25个旅，向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避开敌正面绝对集中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经过近一个月的南麻（今沂源县）、临朐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攻势。至此，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宣告失败。
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泰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大的损失，通知我区将所有干部、农村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跟随解放军转移到黄河西根据地。留下牛俊山和我，还有部分党员留在泰西七区就地坚持工作，监视和打击地主反坏的活动，保护群众。近两个月的时间，环境非常艰苦，我们既没吃的，也没地方住。我们住在黄山里峪的山洞里，依靠群众掩护和支持，白天藏在洞里，夜间分头到村里的联络点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由于群众基础好，同时又根据群众举报，及时镇压了鱼池村一个造谣惑众、企图反攻倒算的地主坏分子，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这样区不离区，就地坚持，基本上达到了县委的要求。因我们就地坚持游击战创立了功绩，县指挥部给我们记功一次并颁发了奖状。
1947年9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一区任区长。这时，党中央发布了整党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三查、三整”，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我到任没几天，区委根据县委指示，通知我和区里几个负责同志到黄河西参加整风学习，学习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深刻的教育，收获很大。回来时间不长，县里又通知我带领部分民兵，去鲁西南支援前线，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当地筹借粮草物资，和群众一起运送军需物资和其它物品，组织担架队接送伤病员等。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经过20多天的连续作战，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了大别山。我们民兵队员不怕艰苦，不畏危险，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8年6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四区任区委书记。1948年秋，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段时间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动员群众踊跃参战补充兵源。1948年9月济南战役之前，根据县委布置的征兵任务，在区委所在地夏张镇召开了一次“动参”大会，到会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更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场涌现了许多父送子，兄弟争着参军的动人情景，深受感动，催人泪下。有百余人当场报名参军，超额完成了征兵任务。接着是搞好军用食品的供应工作，县里分配我区需要准备的食品是馒头、煎饼和窝窝头。这些食品的加工比较复杂，需要很多劳力和工序才能完成，妇女们制作这些食品非常辛苦，她们付出了很多。再就是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运送物资，那时没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扁担挑和用背扛。还组织担架队接送伤员，担架不够群众就想办法自制，他们用两根木棍将麻绳编成担架，有的老乡将家中的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就不可能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南下征程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已彻底失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迎接全国胜利，接受全国政权，开展新区工作，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抽调5.3万名南下干部随军南下。泰西地区抽调697名南下人员，组成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七大队。泰西七地委有7个县，地委要求一个县组成一个中队，我们泰西县是五中队，有73名南下干部，一个区一个班，区的班子也配备好了，县区共计有90多人。1949年2月10日，县委县政府在三区东向镇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决定，原泰西县副县长孙汉杰为中队指导员，南下后任县委书记；梁玉如为中队长，南下后到淳安任县委书记；原民运部长胡晓民为副中队长，南下后任副县长；我任宣传部长，徐冰航任组织部长，孙义友任民运部长，原五区区委书记赵仲一任公安局长。1949年2月14日，我们步行到长清县万德火车站，乘运煤的火车第二天到临城休整待命，学习接受新区约法三章。学习了20天后换上解放军军装，归入地方部队，跟着解放军边打边前进。一路上枪声不断，炮声不绝。我们经过的村庄因受战争创伤，破烂不堪，群众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吃住行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同志们意志坚强，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掉队，在枪林弹雨中，紧跟着解放军前进。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覆灭。4月30日，我们五中队紧随部队，从镇江北岸强渡长江。5月9日我们到达浙江湖州，次日下午乘汽车直达杭州一个叫卖鱼桥的地方等候分配。省委决定七大队接管建德，建立浙江第四地委、专署，崔健同志任地委书记，李荣村同志任专署专员。5月17日我们从杭州乘车跟七大队到达桐庐县城住了五天。地委决定五中队接管建德县。5月22日，我们从桐庐步行到建德乾潭大畈村，中饭后进驻梅城镇，与当地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会合。
三、初到建德
到达建德后，我们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积极投入到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中去。1949年6月开始，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生产、剿匪反霸，刚开始那里很不稳定，土匪、散兵游勇很多，枪声连续不断。要全面清剿土匪，我们的力量显然不足。194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301团到各个区帮助剿匪，他们在区里都有兼任乡长或者区干部的职务，帮助我们一起剿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持秩序，并配合部队一起把土匪全部消灭了。1950年3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胡晓民和我一起带着干部在杨村桥搞土地改革试点，当时的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起初老百姓都不敢与我们接近，我记得有一个叫王老大的老乡，家里非常贫苦，他给我们当翻译和宣传员，这样慢慢地打开了局面。9月土改工作结束。我们到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工作、介绍经验后受到了表扬，接着全县各区都开展了土改工作。年底全县5个区的土改工作都基本结束。
1950年4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销建德专署，原属建德专署的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6个县划归金华专署管辖。
四、扎根金华
1951年的金华，从火车站到机关都是黄泥路，除了九德堂、祝裕隆布店外，没有象样的商店。还有一家酱油厂、一家布厂和一家福音医院（后属金华医院）。街道两旁都是小茅屋，城墙背（现新华街）上住着乞丐和流浪汉，附近都是荒芜的土地，有时还会出现狼的踪迹。1951年4月，我调到金华地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部长是曾少东。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宣传党的政策为主，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我们搞了一个宣传网，下设宣传站，各县都有。我们培训宣传员，联系指导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地委很重视，金华搞得最好。记得有一次在省里开会，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林乎加在会上表扬了金华，大会交流时林书记叫我发言，说：“大个子，你要讲一讲。”我就作了即兴发言，得到了大家的掌声。
1953年，我到地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干了不到一年。1954年4月至1958年2月任地委办公室主任；1958年2月至1960年11月担任专署农业局局长。“大跃进”期间，地委又调我到金华农学院，1960年11月至1961年8月，我担任农学院副院长。时间不久，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各地区要负责教育培养农村知识青年，又调我去筹建金华地区政治学校，任党委副书记，一直干到1963年6月。学员由各县选送，学制半年一期，办了两年，为充实基层提供了后备力量。
1963年6月至1968年4月我担任地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这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委抽调各县县委书记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在金华县临江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办公室设在择竹林公社。由我组织几个人负责与各试点联络。1964年8月地委集中学习总结试点经验后于12月份转移到诸暨县牌头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时的名称是浙江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金华分团。分团驻地在牌头镇，地委书记李学智为分团团长，我在分团办公室工作。在诸暨搞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又转到东阳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团住在东阳县卢宅大队。虽然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的看还是有成效的。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整顿健全了一些基层组织等。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我们这些人调回了各单位，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9月，造反派把我们这些所谓走资派，赶到大黄山“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三年来过着犯人似的生活，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够了折磨。我们住在“牛棚”里，天天劳动，经常被轮番批斗，还要强迫接受被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暑热寒天，我们每天饭前都得先在食堂前低头请罪，然后才有饭吃。所干的劳动是挖山、挖沟、开发丘陵、种茶叶、种田地、种经济作物。经常要拉着双轮车到城区肉联厂去运垃圾，从装猪下水的水池里挖肥料，一趟要二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不知多少趟，累的头晕，真是吃不消。李学智的夫人周惠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女同志体力弱，单独一人拉着一辆双轮车，上坡的时候，拉上去了又滑下来，反反复复，非常可怜。作为我来说，不仅个人受折磨，而且还连累了全家。我的母亲年近古稀，在金华给我照顾孩子多年，也被迫遣送回山东老家。老母亲因受到惊吓，回去后不久，带着满心的牵挂致疾而逝。我和妻子被赶到“五七”干校后，年仅13岁的女儿孤零一人无人照顾，幸有邻居帮忙渡过难关。后来军分区苏政委得知后，把她送到省体委篮球队当运动员。我儿子和未婚妻在杭大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金华，不能留在城区工作，把他们分配到龙游溪口山区罗家村教书。我原来也是被下放到开化县工作的，因在一次雨天的夜晚被造反派叫去守护秧田，右脚踏入水沟造成骨折，没去成。
1971年10月，我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以后，回到了原单位。地区革委会军代表陈浩找我谈话，叫我参加革命宣传队，带几个同志到浦江县黄宅区，后来又到义乌平畴大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抓革命促生产，先后搞了几个月。1971年11月调回地区革委会农业办公室当副主任，一年多后的1973年5月，又调到地区革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一直干到1979年地委行署分开办公，领导叫我组建行署办公室。我担任行署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工作到198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