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光荣的入了党，1月20日泰西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平阴县银行办事处工作。当时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县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要组织干部到南方新解放地区接管政权。我和同班同学宋绍河怀着革命热情，一起到县委组织部报名要求南下，4月20日蒋家王朝的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4月29日我们日夜急行军向长江进发。30日早上天蒙蒙亮，我们到达扬州。后经瓜州、镇江、丹阳、无锡到苏州。5月9日连夜乘船到达湖州，第二天到达目的地杭州。后来组织分配我们去浙江西部建德专区（也就是四专区）接管政权。
一、投入公安战线。1949年6月初，组织决定凋我到县公安局工作，我成了一名公安干部。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和散兵游勇趁我政权还不巩固，按照国民党的应变措施，纠集不少土匪组织，如桐分办事处、桐（庐）新（登）分（水）办事处、淳（安）分（水）办事处及土匪王子辉支队等，攻击我区公所，阻击我工作人员。由于分水伪县长起义，县大队也同时起义，作为建制仍是县大队，这个组织没有改造，政治不可靠，为了预防不测事件发生，保证县机关的安全，组织派—个连的解放军住在城边制高点县简易师范学校内，担负保卫县城和县机关。6至7月，分水县及周围土匪四起，他们疯狂地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区乡干部。约7月初，我三区区委开会时被土匪包围，区中队叛变，宫元松等几个同志被土匪打死。逃出的同志到县城报告后，驻分水部队黄连长带领—个排的兵力前去救援，由于没有侦察敌人的全情况，误入伏击圈，遭到埋伏袭击。敌人占领3个山头的制高点，两边山头火力控制，中间山头重机枪把守，敌人三面火力夹击。—开火黄连长脚部受伤，战士们全部被阻在稻田里，无法前进。黄连长命令一个班攻击中间山头，12名英勇的战士中，有11位壮烈牺牲，还有1名战士最后攻上山头，夺过敌人机枪就向两边山头横扫，一下子把敌人打昏了。敌人紧急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了一段路程，因为力量悬殊，又加我军伤亡惨重，很快就撤下了战斗。撤下战斗后，已是黄昏时刻，县机关干部及民兵组成担架队连夜去打扫战场。敌人派侦察员去县城摸情况，半路上与我打扫战场的队伍相遇，他们躲在草丛里观察动静，看到很多人开往土匪逃跑的方向，也就是战场的方向，还有北方人讲话，大都扛着“枪”，还有抬“炮”的，好像解放大军，马上回匪部报告“解放大军追过来了”，土匪放弃了原先攻打三区公所后，再攻打县城的计划，连夜向淳安县方向逃跑了。之后调查得知，县大队有个中队长与土匪有联系，他们打算采取里应外和的办法打下县城。
公安工作，可以说每天紧张，而且艰苦，看守所关押地主恶霸和土匪头子，公安局干部既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防止罪犯逃跑和敌人越狱，所以每天傍晚城区戒严，我们押着几十名犯人转移到地势高的分水简师的教室关押，第二天拂晓又押着这些犯人返回看守所，每天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我每次深夜在校门口放哨时神经都很紧张，时时刻刻注视前后左右，深怕土匪来摸哨，也怕被关押的犯人会出事。我值勤时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经过数月后，土匪大部被歼，县大队也经过改造，形势有所好转，我们也就相对安定了。但是隐蔽斗争也就随之更加尖锐激烈复杂起来。敌人失败的前夕，制定了系列对付我们的应变方案，先是公开的与我们对抗，如果失败就转入秘密的方式斗争。我们在年底前后，就破获土匪“桐分联络站”，组成人员涉及三四十人，为首的被捉后予以处决，次要的处以徒刑进行劳动改造。以后陆续又发现什么“独立大队”、“联络处”等反动组织，及时破获后给予以有力打击，初步肃清了敌人的残余势力。人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纷纷组织了农民协会。经过半年时间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消灭公开武装的匪特，分水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政权，全县社会治安开始稳定，但公安工作力量不足，不能适应对敌斗争需要。10月，组织决定在我县吸收12名有文化、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参加公安队伍，先到建德专区行政干校进行培训，指定我为组长，带领大家经过桐庐步行两天到建德。因土匪肃清不久，怕走山路时被土匪阻截，一路上我非常谨慎，提醒大家时刻注意动向。安全到达建德专署行政干校学习公安业务，两个月的学习顺利结束后，有的分配回县工作，有几个人留在专区公安处工作。我仍回县公安局秘书股工作。工作没几天，决定建立毕浦派出所，任命我为代所长，负责维护区公所所在地毕浦及二区的治安工作。之后不久取消了建制，我又回了县局，被分配在政保股工作，具体负责机关保卫。我在公安局短短的5年时间内担任过文书、秘书、所长、股员、副股长、秘书股长、政保股长、政治协理员、副局长等职务。同时在专区行政干校和临安地委党校各学习一次，还在临安专区行政干校担任中小学教师学习班的班主任。1954年11月县人民检察院成立，我担任第一任检察长和中共分水县委委员，期间我到浙江政法干校检察班学习检察业务，担任班长，组织领导学员学习。1956年7月，我被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县人委副县长，并任县人委党组成员、政法党组书记，负责全县公、检、法、民政等部门领导协调工作。同时，还兼任过建设浙江省新登经分水至淳安公路副总指挥职务。1957年7月1日我作为分水县党员代表出席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
二、分水县刚解放不久，县机关各种运动经常不断。我是县机关干部，年年都要抽一段时间下去做群众工作，组织上—方面锻炼考验自己，另方面参加具体群众性的领导活动，如1950年土改、镇反时，我被抽调到岑霞乡工作，工作队委分配我到诸村工作，诸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约六、七里路，诸村在山湾中问，三面环山。风景优美。我负责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寻找苦大仇深又有强烈翻身愿望的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阶级觉晤，动员他们起来与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经过一个来月工作，以雇农余得水为代表的一批骨干，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积极参加全乡的土改运动，余还担任村农会主任，他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县委的表扬。在诸村工作中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我还努力学习当地方言，除了开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外，还天天早上站在村边的小山头上用硬纸做成小喇叭筒，进行广播党的方针政策，虽然工作十分困难，但还是认真去做。有空我就走家串户，进行家访作个别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了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当时我的工作得到区委书记董毅民同志的肯定。我是外地人不熟悉当地情况，因为周围都是山，这里又是分水县与淳安、昌化县3县交界处，附近还有匪情活动，我住在一祠堂，自己很警惕，我发现群众对我的安全很注意，尤其是余得水等一些村干部很晚还经常到我住的地方周围去检查。虽然在诸村工作只有3个来月的时间，但由于我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加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与诸村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三、当时我们工作的条件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因是供给制，吃饭由组织统一管理，下乡在群众家用餐或在基层单位用餐都要付粮票和钞票，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交通工具，出差靠两条腿跑路，我们出差到杭州，不管春夏秋冬，靠人力拉的交通船沿天目溪到桐庐县城住一夜，再坐机动船或汽车到杭州算好的。如要下乡去，全靠跑路，那时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去努力完成。有一次下午快要吃晚饭时，接到县局—个电话，要我当天晚上赶到离百江约40多华里的百岁乡去参加全乡治安工作会议。因为路远，而且还要翻过一座大山，于是我喝点水就出发了，在天快黑时到了虎梯岭脚，乘天未黑就赶快爬岭，到山头时已经天黑，山头上有几户农民，我说明来意后，在一户农民家一起吃了一餐地瓜玉米粥饭，付了饭钱就又动身了，他们讲山上有野兽不安全，要派两个民兵送我，虽然对我很热情，还是被我谢绝了。为了赶上会议，吃好饭我就动身，走出几户人家后就是松林，在森林里走路，听到—种风吹的可怕声音，我把枪弹上瞠，握着枪硬着头向前走，当时想万一碰上野兽和坏人，我就开枪自卫，紧张的走了约5、6里路时，在森林碰到一个岔路；是走哪条正确，没有地方问路，我就站在那里一边休息，一边思考，我分析过岭后有两个乡，一个是歌胥乡，—个是百岁乡，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只是回忆地图记载，歌胥在南，百岁在北，我就大胆的往北边的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到晚上快9时赶到百岁，开会人员还未到齐。事后我回想起来真是可怕的一幕。
四、我到临安行政干校担任班主任。组织对中小学教员进行阶级教育。在学习班结束后，一个姓马的老师找我，说朋友请他向政府询问，如果国民党人员委托保管东西，向政府交待后，追究不追究责任，我向他讲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只要是自己主动交出，没有干过危害人民的事情政府不会追究。他听了我的话后，讲了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在解放前夕，住在分水县城，师长是姓马，我也姓马，是同姓，熟悉起来，他们临走时在我家藏了一些枪支，要求政府马上去取，我听后马上带二、三个人去他家把国民党存放的枪支和弹药取回来，经过清点有美造卡宾枪、左轮，德造冲锋枪、木壳枪和手枪共5支及数千发子弹。局长张克明同志同意我使用左轮枪，这枪全新从未用过，子弹三百发，从此我告别木壳枪，使用美造左轮手枪数年。
五、解放初期为了搞清敌人的社会基础及调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县公安局主办两期反动党、团、特骨干分子及伪乡保长一类的人员集训。在集训期间动员他们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因此收集不少材料，为镇反和维护社会治安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中一期由我负责，白天组织他们学习，交待问题，晚上集中住宿，由流动哨保卫。此次学习班期间，正是全国处在三反、五反的高潮，分水县出现一件所谓贪污大案，总值超过一亿元，有重要的材料需要核实，尽管我负责办集训班，但组织还是派我到杭州去调查核实，在杭州经过六、七天的工作，几件主要的贪污事实都予以否定。待我返回分水后，听到—个可怕消息，集训班在我离开后，一些人阴谋进行暴动，并准备两箱煤油放火烧毁房子，杀死我和其他同志夺取枪支上山去打游击，因为他们定的暴动时间是我回来的当天晚上，由于我回来的时间晚了两天，所以他们作案的时间一再推后，时间一长，被我们发觉，当时公安队武装包围集训班，由局长出面讲话，并将为首的几个主要犯罪分子一个—个捆绑关押。这一事件使我感到是个大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