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南下
1949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年。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已提出了渡江南进的问题，“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贾旺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即“贾旺会议”。陈毅司令员亲自主持，粟裕、谭震林在会上作了报告，动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编，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先后进行整编，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我仍任七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当时，已为南下接管政权做了安排。三野副政委兼七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率部进军浙江。谭启龙同志具体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工作。对杭州的公安工作，原来有两个方案，一是陈伟达留杭州，我去宁波；二是我留杭州，陈伟达去宁波。
过了春节，我随部队南下。顺津浦线，进宿县、蚌埠、合肥、到庐江，投入渡江的准备工作。
部队主要搞战斗演练。机关相对简单一点，要求能上下船走稳跳板。演练就在湖里进行。这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动作，对从小在北方长大，从未乘过船的同志来说，要在几天之内很快掌握和适应它，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演练的同时还要组织文件学习，主要是强调三大纪律，以及城市管理、交通规则等。大家的情绪无比高涨，沉浸在一片紧张、喜悦和胜利的气氛之中。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毛主席作了重要报告，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是在整编、行军、向南挺进中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和毛主席“两个务必”重要讲话的。
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领导淮海战役的由第二第三两野战军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25日总前委举行会议并多次深入讨论研究，31日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汇总制定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4月3日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
4月1日，我方代表团和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破裂。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渡江前夕，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保卫部随兵团机关已驻在安徽庐江县。我带了保卫部机关少数同志随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一起行动。
4月21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2日，战斗部队已顺利渡江。接着渡江的是机关人员。那天下午，天渐渐黑下来，机关的人员就开始向江边移动。江对岸有灯光闪亮，上船的地方更是被火把照得通明。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已经在江堤上候渡，熙熙攘攘。按计划，兵团指挥部先渡，共有十几条船，先头两条是警卫排，中间是谭震林和王建安他们，后面是一些参谋人员和我率领的保卫部同志。
船离岸已有点距离了。这时，传来了嗡嗡声，有人说是飞机，船老大说是军舰来了。上游处有红绿信号弹升起，果然是敌军舰向我们开来。接着，敌舰向我们开机关炮，曳光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同时也向在岸边候船的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人群轰炮，因为他们的目标太大了。我叫大家不要慌，要注意前面两只船的安全。这时敌舰正驶近我们，只见两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发着沉闷的马达声一冲而过。船被浪打得好像要翻过来。王建安、谭震林他们的船安然无恙，但在他们前面的一条船被浪冲翻，一个警卫班全部落水。
渡江后，七兵团指挥部当日驻广德县城。
4月23日，我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接管浙江省会警察局
根据《宁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二野和三野分工：二野解放南京，三野解放沪、杭。
在二野攻取南京时，三野决定先取杭州，以实现分割包围京（指南京）沪杭地区之敌，截断其南逃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为歼灭宁沪杭地区43万蒋军创造前提。
1949年5月2日，我随三野七兵团指挥部进驻浙江湖州。当时湖州已被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和平解放。
5月3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六十二师解放杭州。
此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匆匆飞抵杭州，密谋决定：“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炸毁大桥”。由于二十一军的神速到达和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组织）的工作，钱江大桥只遭到轻微破坏就又回到人民手中。
由于杭州的解放和浙赣线的占领，彻底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间的联系，实现了稳白击汤，各个击破之方针。
5月3日这天，我正在参加吉洛（姬鹏飞）主任主持召开的一个会，研究解放杭州时的《布告》事宜。会中，传来杭州已解放的消息。谭震林政委通知我，要我立即去杭州。我即带保卫部侦察员王汝良、周恒葆和警卫员高德仁、赵兴亮、宋文祥等启程，步行前往。走了一个下午到武康休息吃饭时，遇到三野去笕桥接管机场的一辆大卡车，我们就搭乘他们的车，一起进杭州。
驶近杭州武林门，已是晚上10时多了，但大街上有一群群、一队队的群众，其中主要是学生，手持小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车到延龄路（后改名为延安路），我们询问警察局在什么地方？路旁的人说就在附近，于是我们就下车，按他们指引的方向，来到了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第三分局孩儿巷分驻所。有一个自称为巡官的警察迎上来，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把我们让进去休息。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既无睡意，也不便睡，就向旧警察们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询问情况，直等到东方发白。这时发现第一个迎接我们的那个巡官不见了，我们以为他跑掉了。不一会，他买了一些烧饼、油条回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吃早餐，这已是5月4日凌晨4点了。
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有8个分局，局长傅肇仁，已于5月1日撤逃，留下一个副督察长马瑞文临时负责。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用分驻所的电话将马召来，写一张纸条亮明自己身份：“王芳，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
我向他宣布：“我奉命派驻警察局。”并问：“局机关在何处，有没有房子可供我们住？”
马瑞文回答：“有，请你们马上搬进去住。”
我当即请他带路，到了太平坊巷22号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我们就在一处平房里安顿下来。从那时开始，由我们执掌维护杭州市社会治安的职权。
自1938年起，我肩负锄奸工作，历时十余年。解放后，主持一方公安政法工作至1963年。与之作斗争的，主要是敌对势力中最反动顽固、最阴险狡猾的那一部分。解放前，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后，为打扫庭院、清理积垢、粉碎美蒋反攻复辟阴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刚接管国民党的浙江省会警察局时，院子里乱哄哄的，除了旧警察，就是一些国民党部队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我进去后，就叫王汝良、周恒葆将这些人赶了出去，院子内秩序才好起来。
我命令马瑞文等所有留下来的警察在原岗位待命，等候军代表前来接管。同时命令杭州市区所有交警恢复值勤，摘去旧警察帽徽、领章上岗，维持交通秩序。
当天晚上，我又到武林门迎接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等指挥部首长，安排到昭庆寺旁的两幢房子（即现在的省外办、省旅游局）住下。
5月5日，七兵团保卫部的侦察科长张世祥、审讯科长刘文山、秘书曲琪玉、干事张清勤、警卫员李友笃等人和后续部队赶到，接着又把七兵团联络部的几位同志安顿好。
“保密局”杭州支台起义及潜伏组台的覆灭
5月5日，杭州解放的第三天下午，有两位青年持杭州地下党的介绍信，来到太平坊巷22号找我。我看了介绍信，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原来，他们中一位是策动国民党“国防部通信某支台”起义的中共华中局江南城市工作部所属复旦大学支部新闻系二年级学生党员武振平，一位便是国民党杭州支台中校台长、武振平的表姐夫厉培明。
武振平向我简要地汇报了发动组织支台起义的经过。武振平同厉培明在1949年3月接上关系。4月28日，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已过无锡，国民党保密局电令杭州支台随浙江站行动，一起撤至武夷山打游击。当天下午，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毛万里派车接运支台人员赶浙赣铁路最后一班车南行。厉培明让坚持反动立场的7人先搭车去了，他借口检查杭州潜伏台，拖延时间，迅速离开支台驻地大螺丝山，转移到安吉路36号民宅隐蔽。5月3日，厉率支台留杭人员举行起义，当时有15人。起义时不在场事后很快回台的6人，共21人。
我听完汇报，充分肯定了“杭州支台”起义的革命行动，对武振平出色的工作和厉培明弃暗投明的义举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并进一步阐明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我对厉培明说：“你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为人民立了功。今年要努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指出：“一、支台的机要文件和全部密电密码本仍由你保管，并将保密局布建的潜伏组台的资料立即写成书面材料；二、浙江站布建的潜伏组台，要切实掌握其动向，不使其逃跑，待命破案；三、参加起义人员，暂住原处，不集中，但要加强管理。”
厉培明听完我讲的话，紧握我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在表弟具体的帮助下，我庆幸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接着，我又转向武振平，关心地关：“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武振平回答：“我现在的组织关系在常州，这里办好移交后，等到苏杭交通一恢复，就要赶到常州去报到。”我很想挽留武振平，笑着说：“现在浙江解放区很需要干部，你就留在杭州一起干吧！以后再把组织关系转过来就行了。”武振平说：“我是学新闻的，搞策反工作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任务，全国解放后，我还是在新闻战线上作贡献比较合适。”婉言谢绝了我的挽留。武、厉两人起身向我告辞，返回安吉路住处。
当天晚上，我随带一名警卫员，驱车来到安吉路36号看望起义人员。杭州支台于1948年12月底仓促组建，是国民党保密局整个应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台湾总台未建成之前，替代南京总台负责江、浙、沪一带布建的潜伏电台的过渡性通信枢纽。杭州支台的起义，为我迅速肃清保密局在江、浙、沪的潜伏组台起了重要的作用，给了国民党保密局应变部署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热情地向参加支台起义的人员表示欢迎和赞赏，代表杭州市军管会，正式接受杭州支台起义。还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非常感动。我专程前往看望他们，既体现了我党的政策，又使他们消除顾虑，安下心来。
5月6日，我带领保卫部的几名干部再次来到安吉路36号。厉培明将杭州支台的机要文件、人员名册、全部密码、通信方法以及联张信号等清点后交给我，还交给我一份由他亲自整理的保密局浙江站的组织概况，下属各组长姓名、各潜伏组台详细地址，以及解决浙江站潜伏组台的计划意见。
同日下午，厉培明向我报告说：“保密局浙江站布建在杭州龙井的杭州城郊组台有转移潜伏的动向。”我立即驱车到安吉路听取厉培明等人的详细汇报，感到情况紧急，事不宜迟，便返回驻地与张世祥同志研究，决定当晚就采取行动。
晚上8时，张世祥带领10位同志，化装成国民党警察，乘坐缴获的国民党巡警中型吉普车，在起义人员程为民的指领下，直驶龙井太和园，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组长徐鼎新的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徐逮捕，并从一座土地庙里的菩萨背后搜出了美制CMS小型电台一部、密码两本和120枚银洋。随后，我又派厉培明陪同邬家箴同志等逮捕了另一组长单德兴，缴获了藏在庭院中的电台。
杨必勇是“军统”浙江站老牌特务，毛万里在撤逃前将他安排在民主人士组建的“江南先遣纵队第一师”，同时又要他在浙江“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杨必勇领命后紧锣密鼓，布置电台，组织武装，在岳王路34号秘密设立“突击总队部”，自任总队长。5月7日上午，杨必勇随“选遣一师”的贾参谋长来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向我汇报了所谓缴械投降的经过及处理善后的情况，伪装已投靠我，进一步试探我对他的态度。我已从厉培明等人提供的情报中，掌握了杨必勇的罪证，当即下令将他扣押。初时，杨百般狡赖，只承认“军统”身份，不承认搞“应变”。我亲自审问他，相持了两天，5月9日，杨才供认毛万里给他布置的任务，并交代了隐藏在醋坊巷9号的译电员章德耀、报务员潘一平。我亲自带领武装人在职醋坊巷逮捕了这两人，并缴获了枪支与电台。接着，“保密局”浙江海北流动电台也被破获，逮捕组长张开运、报务员何敏予。
至5月16日，“保密局”布建在杭嘉湖的5个潜伏组台全部被摧毁。除投诚自首者外，共逮捕“军统”特务75名，缴获一批武器、电台、密码本等。
这是我们入浙后，军管会反敌特斗争的第一场胜利。连日里，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通宵达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瞌睡。
厉培明率台起义，击中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要害，潜伏在杭嘉湖的5个组台被一举摧毁。5月下旬，应苏南、上海方面的要求，我同意厉培明带杭州支台起义的其他3名成员前往苏南公安局，协助侦破在南京、镇江、无锡、苏州铁路线上的潜伏组台。6月初厉又奉命到上海，协助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保密局”预伏在上海的全部组台。厉培明的表现很出色，一直留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主持杭州公安工作
渡江前夕，在蚌埠，中央前委决定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谭震林、谭启龙为正、副书记，李丰平、杨思一、戴智真为委员。
入浙后，1949年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
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建立，李丰平兼任部长，我和陈伟达任副部长。陈伟达未到任，经杭州即去宁波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李丰平同志原是山东鲁中南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他于5月5日与谭启龙同志一起抵达杭州，是位阅历、经验丰富、为人耿直的同志，他到任后，与我们住在一起。
当时在杭州执行警备任务的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对李丰平同志和我住在警察局很不放心，动员我们住到警备司令部去（后为浙江省公安厅所在地）。我说：“我们是接管警察局的，怎么能住到司令部去？”后来陶军长派出一个班增强我们的警卫力量。
军管会公安部成立接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内设秘书、人事、资料三个科）；第一处，治安行政处（内设警务、消防、户籍三个科）；第二处，侦察情报处（内设情报、侦察、技术三个科）；直属审讯科。人员主要来自七兵团的保卫部、二十三军保卫部、南下公安干部以及华东革命大学的学员等。至5月下旬，人员已有239人。我兼任二处（侦察情报处）处长，副处长马达、张世祥、邬家箴。建立时规定二处的任务是：组建侦察队伍，接管敌党、政、警、宪、特机关，整理敌特档案，准备肃反。一开始就把反奸肃特斗争作为工作重点来抓。
5月12日，李丰平和我签署发布了军管会公安部接字一号命令，宣布解散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和警察训练所，并向军代表办理移交；所有文书档案、武器弹药、财产物资由留守人员保护，不得有任何毁坏、隐藏、转移，违者以法论处。
5月20日，发布接字第二号命令和人字第一号通知，先后接管国民党省、市党部及青年党、民社党的组织机构和浙江陆军监狱、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局、浙江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及防空监视哨、“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浙赣铁路警务处、稽查处。根据军管会确定的“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进行接管工作，至5月底基本完成。
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丰平兼局长，我任副局长；保留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市军管会还兼及全省公安保卫工作的开展。
8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成立（设在将军路1号，1951年夏迁至民生路66号现地址），李丰平任厅长，杭州市的公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同年8月，我被华东局任命为中共杭州市委委员；11月17日，被任命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
6月1日，我们开办了第一期人民警察训练班，设在梅花碑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内，李丰平和我兼任正副主任，招收350名学员，培训后分配到杭州市的公安机关，主要是到派出所当民警。6月30日，训练班改为人民警察学校，迁到卖鱼桥原武德中学，我兼任校长，又继续招收培训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工作。1950年1月，又改为浙江省公安干部学校，我就不再兼任校长了。
警卫领袖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让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稿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12月26日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江省委，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桌。桌上除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也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他在1921年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我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觉得我的名字“王芳”像女人似的，提议改一改，大家赞同，但主席不同意，说等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搞好了再改。这就是那天晚上陪主席喝酒后谈论的一件事。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主席又讲起我改名字的事，他说，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有一半的地方搞得像莫干山这样，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那天，主席去莫干山，虽然气候还比较凉，但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到山上后，先看了芦花荡、剑池等景点，然后就到山庄别墅——皇后饭店吃中饭。稍事休息，又兴致勃勃地到了塔山、炮台山等主峰观赏山野风光。主席对莫干山的植被，林涛竹海，遍山绿荫，赞叹不已。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七绝》一首——
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来。
主席工作很忙。在杭期间，他还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仍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等，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此时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发展纲要40条》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开始时没有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发展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的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