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日）我出生在山东莱芜鲁西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全家老少十几口人，主要靠种地生活，每年的收入可以维持开支，虽没有什么盈余但日子还可以过得去。
七岁那年上小学，那时家乡文化落后，教育条件很差，全区只有一所高级小学。我一直到十六岁那年才高小毕业，随后我报考了泰安的两所中学，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同时录取。按我家庭经济条件，拿出钱来供我上中学，的确很勉强，但在我一再要求下，父亲还是答应了，东拼西凑，备齐了学费。正当我准备入学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泰城，我读书的希望破灭了。
1937年冬，随着日本鬼子的不断南侵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而退，我的家乡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当时的我只有十六岁，虽然很年轻，但“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道理已深深印在心中，我不断地寻求和探索着报国之路。1938年4月，我的一位老师（共产党员）李华舫找到我，约我参加组织莱芜县第十区民众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从那时起我离开家庭，正式参加了救亡活动，在地方上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建立各种民众抗日团体。除普遍发动组建抗日自卫团外，重点是建立青年抗日救国团。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这个青年抗日救国组织发展很快，工作也很有特色。是年冬，组织上调我任莱芜县青年抗日救国团县团部秘书。1938年底莱芜县城沦陷，在县委领导下，青年团还发动组织了一支青年武装部队，以支持地方工作的开展。1939年初，泰山特委成立，调我到特委青年部任宣传部长。1940年3月调我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41年。前后这四年时间，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树立革命人生观，以及学习怎么做工作的很重要的一段，是打基础的一段，这也是我革命人生的起步阶段。
从1942年2月到1949年5月，有七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县里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莱东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章丘县委副书记、书记和泰安县委书记。我在莱东工作时，时值抗日相持阶段，环境艰苦，斗争尖锐。1942年秋敌人对我分散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重要村镇安设据点，交通沿线筑碉堡，当时全县我们能公开活动的只剩下了几十个村子。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强调县区党委要亲自掌握武装，领导武装斗争，大部队放不下，部队即以连队为单位，深入敌后打小仗多打仗，积小胜为大胜。在武装斗争的支持下，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在敌伪军和伪政权人员中建立了许多工作关系，有的组织可以为我掌握。经过两年多不折不挠的斗争，莱东县的党组织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更巩固更加有战斗力，不仅老区工作加强了，而且敌占区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开展起来了。局势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转向更加有利于我，直至进入反攻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我调任章丘县委副书记、书记，当时刚刚宣布投降的日军拒绝向我八路军缴械，日、伪、顽合流，仍是敌强我弱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带领当地军民开展了对敌伪军的围困，破坏铁路，武装封锁，逼迫日军向我方投降。1946年春，胶济线的日军收缩到大城市，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新收复区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运动。章丘的广大农村，敌人占领时间长，对农民的压迫摧残特别严重，一经解放，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斗争性顽强，短短半年时间，这一运动即在全县展开并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一基础上普遍建立党政和群众团体的基层组织，并注意培养提拔了一批当地干部，这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在以后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谈协定，他的军队为打通胶济铁路，又重新占领了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章丘的局势又变恶化。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章丘的斗争形势到了更艰苦的时期，县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经过这一斗争的考验，证明了章丘的党组织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斗争中有些县区领导干部和农村党员光荣牺牲了，他们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是激励我们在革命征途上不断前进的动力。我在章丘工作了两年多，1947年的11月经华东局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后，调任泰安县委书记。从1949年5月至1965年底，我在泰安地委先后任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