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刘子仁，时年64岁，系清光绪年间武举人；父亲刘虎臣，时年37岁，旧军校毕业后任过排长，“七七事变”时为本村村长。两代人每天看到成群结队的难民从门前涌过，面对中华民族危亡的深重灾难，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他们每天都和附近村庄的有识之士商讨时局和对策，坚决表示：“绝不当亡国奴！绝不做日寇的顺民。”
不久，东光县城乡的中共地下党开始利用集市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国。爷爷和爸爸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依靠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在当地的影响力，毅然拉起抗日队伍，积极寻找共产党。
当时，八路军115师在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迅速改变战略，趁胜挺进冀鲁大地，分兵成各个支队，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抗日武装。1938年2月，爸爸在给八路军“三十一支队”送军粮时，终于见到了第三路指挥杜步舟。杜对爸爸坚决抗日和要求参军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并立刻介绍给他第九路指挥郑松林。郑松林与爸爸会面后，当夜派二营郭营长率一小队，随同爸爸返回小刘庄动员扩军。短短三天，便汇集了周边村庄七八十支枪及一百多名青壮年，组建了31支队第九路一营，爷爷为营长，爸爸为副营长。
经过几次和小股下乡的鬼子交战，依照我党的建军方针，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一些不三不四的分子剔除。爸爸再次被任为连长，并且根据战斗中的表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由于年事已高，又是较有名望的开明绅土，被委任为东光县政警大队兼政府参议员，开展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
1939年2月，我还不满14岁，在长辈们的影响及支持下，当上了县动委会的通信员，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半年后正式参军，1940年4月入党，不久任六支队青年干事。
1942年秋，在日寇重点清剿敌后抗日武装的严峻形势下，我被上级派到三分区干部轮训队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后被任命为盐山县独立二连政委，长期独自率领全连掩护县党政机关，保障抗日政权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巩固。
1941年3月，115师教导六旅为了打通当时的冀鲁边区和清河军区的陆上联系，抽出17团，16团的二、三营，旅特务营等，由旅政委周贯五率领，连续夜行军，前进到敌占区山东商河县兴隆镇沿徒骇河一线。日寇得知后惊恐万状，慌忙向该地增兵。拂晓，我军抢占河北岸做好迎敌准备。日寇首先向我16团二营发起进攻，刚涉过河中心，二营突然开火，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等一齐打响，河中水花飞溅，顿时染成红色。日寇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一些哇哇乱叫滚回对岸。遭我痛击的日寇不甘失败，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枪炮声震耳欲聋，我军阵地岿然不动。日寇见久攻不克，又慌忙从德州派出大量汽车援兵。激战至下午3点，气急败坏的日军开始对我阵地使用毒瓦斯炮弹。二营战士头昏眼花、不能放枪。危急时刻，爸爸作为三营11连连长主动请战。经团长批准，全连立刻将事先准备的大蒜咬烂，涂抹在毛巾上，捂住鼻口，大蒜不够用，就用自己的尿水。11连接替6连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突然，爸爸头部中弹，流血过多，昏倒在地。被担架抬下后，经止血包扎，爸爸苏醒后，挣脱了护理人员重返阵地，极大地鼓舞了全连士气。战斗直至夜幕降临。周贯五等领导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硬拼，部队星夜转移。
此役虽未能打通陆上通道，但却让鬼子拉回了十几辆汽车尸体，让日寇领教了中国抗日军队的厉害，极大地鼓舞了抗战斗志，一时传为佳话。
4月底，16团经过休整后，接到情报：盐山县日伪军三百多人准备沿各据点、公路，给旧城镇敌军运送大批物资，16团以6个连兵力摆下伏击圈。爸爸伤愈归队后重返11连担任主攻。战斗打响后，敌人乱作一团，一字长蛇阵，首尾不顾，少数日军趴在公路边的水沟里还在顽抗。为防止敌人跑掉，爸爸大吼一声：“敌人乱了阵脚，快跟我冲啊!”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战士们吼声震天，个个像下山的猛虎。这时，一阵机枪子弹打过来，爸爸重重地倒在血泊中，跟在11连后边的团政治处副主任辛易之同志最先发现爸爸的肠子都流了出来，赶紧派人把爸爸抬下，当夜送往后方医院。
这次战斗干净利索，半小时结束，缴获大批物资，粮食全部分配给了边区群众。在这春荒季节，群众得到粮食备受鼓舞，更加热爱支持子弟兵。而爸爸带头冲锋陷阵着实伤的不轻：腹部中了三弹。冀鲁边军区首长为了救护这员“虎将”，特地让他在伤势基本稳定之后，化装成平民，通过地下党和敌伪统战工作，安排他到京、津两地大医院去治疗。其中一颗子弹打进脊柱里无法取出，一直跟了爸爸37年，直到1978年逝世。民政部授予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成千成万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今天，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已经不多了。我作为参加过抗战至今已90岁的老人，看到国家日益兴旺，日见强大，无比欣慰。我衷心地希望年轻的后一代人，珍惜胜利果实，保持优良作风，永不忘本，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明天。（撰文：刘虎臣之子刘崧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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