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29年冬到1931年3月，在北平工作过一年多时间，以后又去天津工作了3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经历了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及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时期和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罗章龙另立中央搞分裂的时期。这里记叙的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平津党组织的有关情况。
（一）1930年前后北平党组织概况
旧北平是个消费城市，城内清朝的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阀、官僚比比皆是，充斥着浓厚的腐朽、没落的封建气息。北平又是个古老的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后，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公立和私立大学林立，吸引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北平念书。由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开始于青年学生之中，所以，我党在当时的力量也主要在各个大学和部分中学，其次是市政职工（邮政、电话、电车、汽车、管道工人等）和商店店员、洋车夫等等。除了几条铁路和门头沟煤矿外，产业工人并不多。
我到北平后，起初是作学生工作，随后作洋车夫的工作。以后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北平大学法政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到1930年下半年，我做市政工人的工作，任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副部长、部长及市委负责人之一。那时市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是不充实的，因为不容易吸收人来参加工作。尤其是到产业工人当中去，更不容易，虽然几经动员，但报名愿意去的人寥寥无几，支部也没有人报告这项工作或有关社会关系。我们当时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想开展工人工作，就必须要深入到工人当中去。所以，市委在1930年至1931年初曾派刘宏勋同志打进门头沟煤矿去工作，以后张维翰（王景泉）、邢志尚等几个同志也去过，但也仅只是发展了一些个别关系。铁路主要是京汉、京奉、京沪三条干线，是通过全国铁路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开展工作的。刘锡五、马辉之曾先后主持过办事处工作。1929年我到北平时，市委书记是胡锡奎，组织部长是个朝鲜人，我们都叫他“韩国刘”。到1930年4月，王文正（原先是个唐山的工人）接任市委书记，不久后王文正被捕，由曹策任书记。没过多久，胡锡奎同志又回来再任书记。1930年8月底任国祯同志接任市委书记。1931年初，反“立三路线”，把任国祯同志反掉了，调往外地工作，北平市委由刘锡五继任书记。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和北方局的余泽鸿同志（曾任北方局宣传部长和职工部长，1935年5月随红军长征到川贵边界时牺牲了）、阮啸仙、陈甫同志（国民党左派陈树人之子、曾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河北省委陈原道等同志，都曾有过一些接触。
（二）立三路线在北平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是关门主义错误，开始见之于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刊登在当时党中央出版的《红旗》上面。这个决议案认为日愈迫近的新的革命高潮使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并推动世界大革命的最后决战到来的可能。他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从实际出发，盲目的认为“群众要大干不要小干”，于是，到处组织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地方苏维埃，要在天津、上海、北平、武汉、南京、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唐山等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统一行动，把青年团、工会等群众组织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1930年春夏，北平曾召开过多次公开的和半公开的群众纪念会和示威游行，如“三一八”、“五一”等等，还搞六月飞行集会，就是在街头上讲演、散发传单，讲完就走，等警察发现时我们已经跑了。那时我们搞这些宣传，群众感到很害怕，不大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到7月份，党团组织取消，合并为行动委员会，这种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些活动都或多或少的遭受了一些损失。在北平最集中的一次表现是“八一”示威游行。
8月1日上午，北平游行群众百余人到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集合，然后由此出发，这次示威游行，差不多把北平党组织和各群众团体的全部骨干力量都投入进去了。我记得公开指挥是北京大学支部的王作宾。游行中高呼的口号是“庆祝红军攻占长沙的大胜利”、“反对军阀混战”。参加游行的人很多是西服革履、长衫礼帽的大学生和教、职员等知识分子。我奉命带领车夫工会的十余名洋车夫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排在师范大学大门对面。游行队伍向南走了不远，经过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或叫区联办公处，设土地祠中），我们把它牌子砸碎了，高呼了一阵口号后，又向前走。刚走不远，就遭到了预先埋伏在胡同里的数百名武装、便衣警察的突然袭击，顿时队伍大乱，混战一场后便各自东奔西跑。我打倒一个警察后，就往和平门方向跑，结果被3个警察前后堵住被捕了。这天参加游行的许多党、团员及反帝大同盟的干部和盟员都没能冲破警察的包围圈，一个一个都被抓起来，押到了北平市公安局，简单过堂后，在两三天内陆续送到了阎锡山驻北平的警备司令部，曹策、张友清、赵铸、向慈和一些过去被捕的同志也都关在那里。
这次参加示威游行的洋车夫因为有洋车做掩护，又是在队伍后面，均未遭逮捕，所以我被捕后敌人搜不到我的证据。在军事法庭上我什么也不承认，一口咬定是找朋友路过此地被误抓的。因为阎锡山的军政机关我们山西老乡多，我的“九穷”朋友们便去找警备司令部的同乡活动，结果比别人早十几天就把我保出来了。
我出狱后，听老乡、朋友们说，阎锡山因为蒋介石与张学良联合，南北夹攻对他不利，要早日退出平、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重要，立即找到了市委书记任国祯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并建议市委抓住这个机会，立即通知各校、各单位赶快营救被捕同志。因为阎锡山要撤走，正处于混乱时期，趁这个时候，学校出面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刑警那里作个保，有时候需要给他一两块钱，就能保出来。市委马上发了紧急通知，要各单位去保人。经我活动保出来的有向慈同志、张树槐同志和白坚同志。到同年10月间，不仅这次被捕的同志陆续都出狱了，而且连过去被捕的同志如张友清、赵镩等同志，也趁机获得了自由。
这一段回忆，就是我第二次被捕的经过，过程大致是如此。现在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为什么敌人事前就有埋伏，是不是有人告密？走漏了风声？还是什么缘故？我事后听说，北方局曾指示：“八一示威要采取公开路线”，“必须坚决执行公开活动路线”，“八一筹备大会应公开地动员群众参加”，“以十二万分的决心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于是根据北方局这些指示。在“八一”游行之前，市委公开贴过布告，内容大意是，为了庆祝红军的胜利，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将在8月1日举行游行，集合地点在北师大，号召群众参加等等。将自己行动秘密公诸于众，敌人自然有所准备。据当时报纸报道：北平军警在8月1日前后3天不放假，汽车队、自行车队、大刀队、手枪队全部出动，“各重要地方，均有大批军警守望”。可想而知，那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何等荒唐，而我们的同志又是何等的幼稚，缺乏对敌斗争的艺术！按道理讲，“八一”游行示威经过这样一个严重的挫折，应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了，但是，有些市委负责同志仍没有认识到立三路线的危害所在。那时多数同志对立三路线还缺乏系统认识，但经过一些挫折，怀疑却也在支部中增长。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纪念日，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因为是大革命“退兵”的最后一战，有纪念意义，市委准备在这一天组织游行。我认为当时北平党的力量尚未恢复元气，应该把支部的巩固工作任务提到首位来做。而不应再蹈立三错误的1日辙。其次，市委尚没有认真的总结“八一”示威游行失败的教训，新的行动缺乏充分准备；第三，刚刚出狱的同志有的思想情绪不稳定，积极性不高，硬组织活动，可能调动不了多少人参加。我这些意见都向市委讲过，并建议最好不要再举行活动，但未引起足够重视。我当时是市委职工部部长，市委要我担任这次行动的秘密指挥。我说，市委如果认为一定要举行活动，并且要我负责的话，就要给我紧急处置权，即情况不利或不允许时，我有权决定改变纪念的方式。我记不清当时市委负责人是任国祯还是胡锡奎了，也不清楚这次纪念游行是北方局的指示还是北平市委自己决定的，反正最后是同意了我的要求。集合的地点，还是定在北师大操场。11日上午一直等到10点钟，还不见有多少人到，稀稀啦啦的不到20个人。我和负责公开指挥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红旗打出来，喊几个纪念口号就马上解散。由于规模小，散的快，敌人还来不及发现和阻止，就散了，也就没有什么损失。那个时候对立三错误尚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零星的、感性的认识，所以，虽感到搞那些示威游行无益，但也没有坚决的反对。
（三）反“立三路线”种种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很快便为实践中的惨痛教训所证实是行不通的。凡是实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地方，革命力量都受到很大损失。白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根据地也丢了一些，听说红军也损失了3万多人。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同志主持，纠正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对其错误的实质加以彻底清算，三中全会精神尚未到北平，共产国际便紧接着来信说，“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等等。国际的来信造成了中国党内的思想混乱和党的领导的危机，为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提供了“依据”。这一过程当时在北平并不清楚，国际来信到北平大约是12月中旬，这时候我们才从理论上觉悟到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错误的。那时共产国际在党员中很有威信，多少有些盲目崇拜，并未想到共产国际在指挥上、主观上还会有错误。中央96号通告也未见全文，只知道反“立三路线”。没过多久，在上海发生了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事。罗章龙利用党内一些同志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不满情绪分裂党，组织“第二中央”（即非常委员会）、江苏“第二省委”、上海市区“第二区委”等等，从中央到地方分裂党的组织。在北方则出现了以张金刃（张慕陶）、袁乃祥、曹策、韩连会为主要领导成员，吴化锌为秘书长的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他们以天津为中心，到北方各地积极活动。原北方局的一部分同志也有些动摇不定，在机关内部争吵、打架，使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北平也出现了以萧敏（当时是北平互济会负责人）、赵作霖为首的“北平紧急会议筹备处”（以下简称筹备处）。当时中共北平市委的刘锡五、李兴唐（黎玉）、杨洁斯（冷楚）、平杰三同志，青年团书记小罗（赵林）同志，东城区委书记李烈飞（李力果）同志及绝大部分大专院校党支部都认为：第一，北平筹备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非法的第二市委是错误的。第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要清算，但不能借此在组织上打击、处分北方的省、市党组织负责干部。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发生的错误也只能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加以纠正。我们多数同志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例如：任国祯同志，受北方局委派去山西太原工作时被捕，壮烈牺牲。原北方局的贺昌、阮啸仙、余泽鸿等同志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献身了。
当时的斗争是尖锐的，“北方筹备处”派人四出活动，到处拉拢人参加“筹备处”。曹策曾来北平找过我，碰了钉子回天津了。他可能去找过赵作霖等人，详细情况不知道了。但是，他们活动的结果绝对不会有多大成绩，绝大部分支部和党员是不会跟着“筹备处”跑的。“筹备处”的中心力量和主要阵地是在北大党支部，但是在北大也有李烈飞（李力果）、郭小仓、杨洁斯等同志反对赵作霖等人的分裂活动。在其他各校：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女大、师大、清华、燕京、中国大学和民国大学的党组织，都是反对“筹备处”的分裂活动的。在斗争中，由河北省委在清华大学内召开北平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北方筹备处”的人，把一些天津“筹备处”的人也拉来凑数，并取消北平共青团代表的选举权，企图以此来达到人数上的优势。还有少数人散布了反对四中全会的一些话，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四中全会的文件、决议，可见“筹备处”和上海罗章龙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会议推选刘锡五、李兴唐、杨洁斯、平杰三同志为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筹备处”则推选肖敏、赵作霖两人为市委委员。最后，河北省委陈原道同志同意先由刘锡五（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李兴唐（即黎玉，负责职工工作并担任职工部部长）、杨洁斯（负责组织工作）、平杰三（负责铁路工作）4人成立北平市委，负起领导北平党的责任。我们4人写了意见书发给了北平市各支部。
会后，由刘锡五、李兴唐找到了肖敏、赵作霖两个进行说服、转化工作，前后正式谈了两三次，他们不愿意放弃分裂党的活动。最后，市委决定，开除肖敏、赵作霖2人的党籍。这大约是1931年二三月间的事。
为了解决北方筹备处的问题，中央又派了徐兰芝、陈原道、陈复（陈甫）等同志组织新的河北省委。北方筹备处由于拉拢了一些脱党分子和韩麟符等另一伙不三不四的人，成份非常复杂，甚至把叛徒、特务分子也联合了进去，结果很快被天津警察局一网打尽了。
大约是1931年3月，中央又派殷鉴、阮啸仙、陈原道、张友清、刘锡五在北平建立新的河北省委。因为我党在天津的各级组织遭到了敌人严格破坏，省委决定派我去天津成立临时市委并任书记，负责恢复天津党组织的工作。
（四）奉命赴天津
派我去天津恢复工作，是为了避开叛徒的耳目。天津被捕的人中，除了曹策，别人都不认识我，所以我去安全些。但是，认识我的人少，我的工作关系也就少，只有一个党员关系，通过他又找到了一个姓吴的团员和一个14岁的小团员小郑，他们都没有职业作为掩护，工作不好开展。我当时住在天津河北区，住在那里的都是做土布毛巾的手工业工人。我们就尽量同这些工人接近，与他们打成一片，以便开展工作。但是，原来天津市的党员无论是学校的、工厂的还是商店的，费了许多时间，一个关系也没有找到，省委也没有一个关系转来。一直过了很多天，原来天津党的关系始终没接上，我们几个人有些心急了。于是，我就挎上一个卖纸烟的篮子，到北洋纱厂的大门口去，等工人下班的时候借卖烟和他搭话，想找机会突击发展几个工人关系。工人下班走出厂房，人山人海的一大片，我挤到工人中去，和他们拉话头。没想到工人们持着怀疑的态度，对我的热情十分冷淡。我一连去了几次都是这样。其实这也不奇怪，在那样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家根本不认识你，又没有个熟人介绍，靠硬碰，突击怎么行呢？靠突击是个天真的想法，可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在天津举目无亲，一个社会关系也没有，工作关系接不上，生活又发生了困难。被子送进了当铺，换了点钱还了房租，也所剩无几了。最困难的几天到天津乌衣市用一个双枚铜板买多半碗“高梁鱼”（一种用高粱面搓成条，蒸干的食物，很便宜）垫垫饥。这样维持了几天后，原来与省委订的通信关系也断了，真是叫人一筹莫展。最后，只好把衣物也送进了当铺，换点钱买上车票，回到了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