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一次被捕
1927年秋，我担任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党的基础差，支部很难开展活动。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北大候补生团”，凡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自由参加。我们在这个合法招牌下，可以自由往来而不受人怀疑，便于特别支部进行接头、开会等活动。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也没有发生问题。
1928年3月3日，县警察局突然包围了学校，拘捕了我和李三楼、郭从周、李毓珍、白玉堂、张灵轩、贾荣宗等7名同学。警察把我们带到校委会，然后带到县府大院里。我质问县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县长半陪着笑脸，反复说是阎总部来电，要解你们去太原。我们要求把电报拿出来看看。县长先是不允，我们就说：“就是你捣的鬼！”。县长为了分辩，才把电报拿出来。我拿来念给大家听：
“据报李兴唐、李三楼、李毓珍等七人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宣传共产主义，着即逮捕解送太原总部。”我们大骂县长，凭什么说我们“宣传共产主义”逮捕我们？县长再三说他也不知道，也无权处理等等，让我们去省里说。我们没办法，只好带上行李，坐着牲口大车听任警察把我们押送太原。我们被押到“特别法庭”指定的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清字号，这里已经关押着20余名所谓共产党嫌疑犯了。我们7个人和一些其他犯人关在同一个大牢房里。在这里，我们和其他难友学会了唱国际歌，总算不是白来吧。
我们7人在牢里悄悄串了口供，大家统一口径，决定不承认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口咬定北大候补生团就是为了考学，我们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更谈不上宣传共产主义。我们在一起还凑了情况，分析是谁出卖了我们。根据大家了解的情况和从这次被捕的情形看，估计告密者是学校的训育主任艾鲁瞻。艾鲁瞻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是个右派分子，是在暑假期间到崞县中学任职的，平时经常监视我们活动，并不时教训我们“太年轻，没有社会经验”。有时我们和个别国民党教员辩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艾鲁瞻也都记恨在心，他向上报告就告到了太原省党部。
所谓特别法庭，是专门为审讯共产党人开设的，法庭的官员繁多，什么庭长、推事、书记官、刑警等等一大群，开起庭来象个阎罗殿似的。我们7个人被押到庭上，一个一个的审问。轮到审我了，法官照例问了一遍姓名、年龄、籍贯等等，我如实回答。然后，开始了下列问答：
问：你加入过共产党吗？
答：没有。
问：那你们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呢？
答：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更没有宣传过。
问：那么，你们为什么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呢？
答：那是为了到北平投考北平大学温习功课。学校是知道的。
问：有人报告，你们通过这个团体宣传共产主义啦！
答：刚才已经说过，我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更没有宣传过共产主义。是什么人报告的？姓啥名谁？请他来当面对证呀！
法官“嗯嗯”了两声，说：“下去吧！”
回到看守所后，大家都说了审讯的经过，大体上都差不多，都是按我们事前商量的说法回答的。
过了大约两周时期，敌人再一次把我们提到法庭。这一次什么话也没问，就宣布我们是共党嫌疑未决犯，到“自新院”悔过自新。在“自新院”正式成立前，先送太原第一监狱寄押。我们一齐向法庭提出抗议，他们不容分说，硬把我们押走了。
（六）狱中斗争
我们被押在太原第一监狱静字监荒字号筒，这个监狱有3个号筒（毋、怠、荒），每个号筒有10个单身牢房，号筒上空和墙上拉着铁丝网。牢房门上有个碗大的洞，每日上午8点左右“开封”，下午5时左右“收封”，白天一般不锁门，我们可以在号筒里聊天。但如果得罪了看守，他就要给你锁上，以示惩戒。这是看守唯一的权利。有时候他要锁某一个人的牢房时，我们便仗着人多一拥而上，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左推右扯，弄得看守晃来晃去锁不上门。看守气极了，就去叫看守长。看守长来了也没办法，训斥一顿就走了。可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我们还是要起哄，把它当成在狱中消遣解闷的一出戏。
在狱中，我们7人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支部研究决定，我们要串连难友，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择其要者而言，第一是为学习而斗争，我们托外边亲戚朋友买的书，都要经过典狱长允许才能进来。我们向典狱长提出要读书的要求被拒绝了。后来在我们继续要求下，典狱长批准了一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什么《西洋经济学说史》等书籍。第二是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我们在狱中吃的是霉烂、生虫的小米糊、高粱面的红窝窝头，里面砂子不少，牙碜的没法吃，还是馊的。我们听送饭的老犯人说，好粮食都叫典狱长卖掉，饱了私囊，专门换了霉米馊面来对付犯人。我们联合难友向看守长、典狱长提出质问，典狱长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说：要吃好的，由你们出人办小伙房，监里给厨子。他以为这一来我们吃不起，要没人吃小厨房，他就又趁机贪污口粮了。我们就赌气专和他作对，自己蒸白面馒头，煮小米稀粥，弄得典狱长无计可施。第三是赶走“教诲师”。监狱里原来设有教诲师，用所谓“改恶从善”，“回头是岸”一类的陈词滥调来“开导”犯人，因为典狱长信奉佛教，所以教诲师也尽讲些枯燥无味的佛教故事，唠唠叨叨地也没人听他的。我们为了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就决定围攻他，把他撵走。他一来，我们就七嘴八舌的出难题，针锋相对的反驳他，弄得他十分尴尬，狼狈不堪。这样几次，他就再也不来了。
我们这个支部在开展狱中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和已决犯（即已经被正式判刑的共产党人）联系。这些党员有被判无期徒刑的，有被判十年八年有期徒刑的，也都被关在静字监，但与我们不是一个号筒，平时不能串门。我记得有王道成、张勋（后改名张文昂）、郭洪涛、杨高梧、杨高桐兄弟俩和聂沁源等10个人。他们那个号筒的看守是个老头，挺好说话，我们渐渐和他熟了，以借、换书看为名就溜进去了。我们有时交换一些书看，有时借点手抄本的学习材料回来传阅。有一次，我们趁早上“放茅”（厕所离得较远，规定时间解手叫“放茅”）时，互相传递纸条，不料让一个坏看守发现了。我们把纸条扔进粪坑里，就是不承认，结果和看守吵了起来。为这件事，我们7个人被送到陆军监狱审讯。审到当事人，他一口咬定没有，别人不是说没看见，就是说不知道。最后，只好又把我们送回来。
大约在九十月间，监狱突然宣布把我们7个人转送山西省“自新院”。
“自新院”设在上马街，由阎锡山的老官僚、特别法庭庭长韩甲三兼院长，院下设两个科，一个是教务科，科长是韩的小舅子，是个什么也不懂的糊涂蛋；另一个是总务科，科长也是韩的亲戚。我们被押去时，已经有数十人在那里了。这里伙食比监狱里稍强一些，除了吃窝窝头外，有时候能吃到点汤面、白面馒头。我们7个人分住在两间屋里。同住的人背景复杂，无法组织支部活动。和同屋的人只能通过聊天大致了解其政治面目，其中有个剃头工人，政治上还坚定一些，其它人则讳莫如深，不便多谈。特别是同住的有一个是原太原总工会的主席武子程，是个叛徒，我们对他格外戒备。院长和院方监督人员经常在早、晚查房，若发现你违犯他们的“监视”就要给你“记过”，使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但渐渐我们摸到了规律，使他们无从发现，我们的来往也就频繁起来了。
每天上午，由那个狗屁不通的教务科长和一个姓赵的科员上课，讲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有一次他讲到“TRUST”这个词，他自己不懂，却不懂装懂的提问。李三楼同志便故意出他的丑，说：“TRUST”是西洋的哈巴狗吧！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教务科长还莫名其妙地问：你们为什么笑啊！结果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下午是自学时间，我们便在屋里自学英语、日语、世界语等科目。院长韩甲三每周讲一次，讲些“孙文学说”、“建国方略”、“民权初步”一类。有时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也来人上课，唱些“三民主义”的空调子，听的人都十分反感。
按照“自新院”的规定，3个月为一期，期满释放。我和郭从周、白玉堂3人是第二期获释的。释放前，院方通知你找个铺保，然后在青天白日旗下跟他念誓言。誓言大致内容是“誓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而奋斗”等几句话，并无涉及共产党的字句。然后即交保释放。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支使其爪牙，抓住我这一段经历大作文章，割断历史，节外生枝，硬说我念了反共宣言，就是背叛了革命，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我打成“叛徒”，推下台去，其目的何等险恶。
（七）赴京投考
1929年三四月间，我从太原监狱回到了老家。家人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父亲怕我再搞政治活动，执意要我到西安银号商店去做生意，被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到北平上大学去。因为我是独生子，父母见改变不了我的打算，也就由我了。于是，我约了郭从周、白玉堂一起到崞县中学去，找校长要毕业证书。
我们3人回到学校后，校长、教员倒很热情，说我们吃嫌疑官司被耽误了一年多，觉得有些抱歉。校长召集了全校师生欢迎会欢迎我们，我们3人都讲了话，讲了吃嫌疑官司的经过，并趁机讽刺、影射了阎锡山、国民党政权的昏庸腐败。会后，校长给我和白玉堂发了毕业证书。郭从周因未到毕业期，校长留他在校继续读书，但被他拒绝了。
白玉堂经这一次折腾，有些动摇了，不愿再和我们去北平，我们也不勉强。从此，他便脱离了革命，脱离了党。郭从周十分坚决，他借了上一届同学的毕业证书，和我一起去了北平。不久后，我们俩便考上了政法大学（后来改称北平大学法政学院，也就是把原来独立的8个大学再冠以北平大学的牌子而成）。我们考取后，即写信给李三楼等人，那时他们也都出狱在家了。不久，李三楼、李毓珍、张树槐、贾全祥等人便陆续到了北平。正巧，法政学院又录取补考学生，他们几个也考上了。
我们6人都住在西城区李阁老胡同法政学院第三院，校舍、课堂都在这一个院内。为了省点钱，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合作社”，大家轮流做饭。同时，又邀请了李克让、孙云鹏同学和原先住校的王景泉同学参加了我们这个“合作社”。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9个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因为我们9人都很穷，便风趣的自称为“九穷”。后来“九穷”就叫起来了，在同乡中间还颇负盛名哩！
（八）找到母亲
自从“四一二”政变后，王瀛同志不幸牺牲，我们崞县特别支部便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虽然我们几个党员不论在何种困难场合下始终坚持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但毕竟是有局限和临时性的。上级党的指示、政策及党在新形势的任务，我们都无从知晓，党员同志都心急如焚。我和郭从周同志商量，一定要设法找到党组织。
那时，东安市场内的旧书店里，经常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籍。如：郭沫若翻译的《煤油大王》、美国加克伦敦的小说集等等。因此，我是这些书店的常客。有一次，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党组织出版的半公开的文艺刊物，在这本刊物一个上角落里找到一个通信处。我按这个通信处，试投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与母亲失散了，请帮助查询，并留了地址。过了半个多月，中共法政学院支部书记向心力同志来找我谈话，我十分高兴。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并找到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郭洁民同志帮我证明了入党时间及太原狱中的情况。向心力同志经核实无误后，便介绍我加入了法政学院的党支部。
同时期在党支部工作的党员还有郑佩、施名溢等人，以后还有郝德青等人。团员有郭从周、白坚、雷任民等，不少团员不久便转入党了。
当时党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愿意夸夸其谈，不愿意做艰苦的实际工作；只愿意作学生工作，不愿意扎下去做民众工作。因此，1930年春，中共北平市委开展北平职工运动时，虽征求党员参加而报名者很少。我们很不容易才找到党，很想为党多做点工作。所以，市委一号召，我便参加了。市委让我参加了市委书记胡锡奎同志组织的北平市职工工作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同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还有李作舟（即栗再温）、郑佩等同志。
职工工作委员会下设具体工作委员会，我分工管车夫工人工作，担任北平市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北方局和北平党组织很重视职工工作，记得北方局余鸿泽同志来北平时专门询问过职工工作情况。在胡锡奎之后，担任过市委书记的王文正、曹策等人也都兼任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下旬，任国祯同志任市委书记，职工工作委员会改称市政工作委员会，由向慈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向慈同志调走后，我继任书记。以后，市政委员会改称市委职工部，我先后担任职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