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相互勾结，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年代，也是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伟大的革命年代。
我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夺取全国胜利的斗争，又经历了建设年轻的共和国以及建国后一系列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斗争。
耄耋之年，回顾这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为探索将来的道路提供一点总结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资料，便是我打算写回忆录的目的。
（一）少年时光
1906年农历五月十二，我出生于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现在是原平县大牛店乡东野庄）。原名叫李兴唐。
祖父李毓秀，是个老实本份的庄户人。记得小时候，祖父每天领着叔父起早贪黑的下田干活。冬闲时候，就赶上牲口到相距六七十里地的轩岗一带去驮煤炭，第二天再驮到原平镇上去卖。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宽绰的，有七八十亩地，雇了一个本族的兄弟做长工，也算是个富农了。我祖母吃素、信佛，治家极严，我母亲和婶母都十分怕她。
后来分了家，我们也得了30多亩地。我父亲先前在绥远的粮店里做店员，后来回到老家，在镇上的杂货店当店员，平时经营些布匹、棉花等杂货买卖，农忙时也回家帮助做些农活。
我是独生子，下面还有妹妹。10岁那年，我和堂兄一起在本村念私塾和上小学，读些《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孟学说。到14岁，考上了大牛镇高级小学。
学校的校长、教员多是本地的前清举人、秀才和高等学府毕业的大学生担任，教规极严。读的科目很多，有古文、历史、地理、作文、体育、国画、音乐、手工，还读《左传》等。虽然那时教师禁止学生看小说，但我们仍然背着教师偷偷看了不少，如《说岳》《水浒》《三国演义》以及《大八义》《小八义》《红楼梦》和一些鼓词、唱本等等。因为怕教师看见，常常把这些书夹在课本底下。受这些书的影响，我们满脑子满是些绿林好汉、才子佳人之类的东西，讲哥们义气，好打抱不平。以后学习近代史，读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我即联想到历代英雄伟业，萌发出一些“富国强兵”的感慨，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谈论。到毕业时，我和这些要好的同学互相换庚帖，结金兰之帖。以现在看，那自然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了。但那时学校里，同学之间结拜把兄弟的风气是极盛的。多年之后，当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这些把兄弟有一部分在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和宣传工作中，还帮了一些忙。
我17岁考进了县立中学（四年制）。县立中学的校长、教员虽然也是些旧知识分子，但由于县立中学所处的环境、地位，对国家政治文化的变化较为敏感，社会先进思想、文化容易流入进来，使我的眼界比在私立高小就读时开阔得多了。
（二）新潮流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愤怒的潮流很快从上海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运动。崞县中学，也卷入了这一革命风潮，全校学生教师参加了示威游行，进行反英日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宣传。
这一次运动极大的影响和教育了广大的青年学生，也是促使我决心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崞县中学期间，我们有几个进步同志结合在一起，购买“五四运动”后出版的新书，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和鲁迅的《呐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开始从书本上接触了社会问题。
“五卅运动”更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亦促进了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出版一些社会学书籍和介绍苏联的书，《东方》杂志中介绍了一些“五卅运动”的情况，在上海的进步书店还出版了一些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文稿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还出版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开阔了我的思想，使我看到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如当时传阅的一本描写共产主义的小说，名叫《极乐地》，对未来的社会作了一些假想。后来有人告诉我，此书的作者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如此，对一个渴望打破封建牢笼禁锢的青年学生来说，仍然有一定积极作用。
我们有一个同志，名叫樊炳星，他订到了一份《响导周报》，这份报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党刊，对我们的思想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阅读这些革命书刊，使我的思想逐步从狭隘的好侠尚义的人生观转变到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来，这是我在思想上向革命迈出的第一步。
在读书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共同的思想感受使我们许多同志走到一起来了，这与在高小时拜把兄弟是不同的。我们在一起组织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以后还办黑板报进行宣传，组织思想辩论会等活动。
（三）加入共产党
1926年5月“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组织领导了全校学生上街游行、下乡宣传等纪念活动，并推选读书会的刘保粹、康自励同学为代表，出席在太原召开的全省“五卅”纪念大会。在他们临行前，我们读书会委托给他们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借这次活动找共产党。
刘保粹同学到太原后，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认识了太原学生会会长、中共党员王瀛同志。8月底，已经加入党组织的刘保粹带着从太原纪念会会场买来的《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顺利返回。刘保粹回到崞县后，即着手建立了崞县第一个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9月，刘保粹、冯汉瑛两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原来读书会的同志也都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这时，孙中山已经逝世，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尖锐。但我们这个地处偏远县城的基层支部对这些情况知道的是很少的。只听说李大钊和孙中山曾有协议：加入共产党的同志必须加入国民党，说是输送共产党员到国民党队伍里去改造国民党的腐败状况。我们入党时，上级即布置了同时加入国民党的任务。于是，当时新入党的同志统统加入了国民党，称国民党左派。
当时，国民党员在崞县也为数寥寥，县立中学仅有四五名国民党员。山西军阀阎锡山尚未公开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政治倾向不明，国民党仍处于秘密活动阶段。在一般群众眼里，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革命党，要杀头的！
过了半年，中共崞县支部通过做工作，把国民党在崞县的头头王镜常也拉入了共产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县代表大会中，我被推选为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主要负责人）。但我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
学校的学生会改选时，我经全体同学选举，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我一面利用学生会的合法名义办壁报，提倡阅读进步书籍，为扩大党组织打基础；一面组织学生党员利用假期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扩大组织。同时加强学生会的工作。在“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活动时，同志们推选我和冯汉瑛带队上街游行并深入农村进行宣传。
那个时候我们的上级是中共山西太原地委。有时上级寄来宣言和告民众书，我们支部就分给每个党员贴出去。我们和北方区的通讯处也有联系，有时给我们一些内部读物，如《柏林》等小册子。这些读物要用药水洗出来看。洗出来后，我们也不知道厉害，就将纸片摊在宿舍院里晒干，然后传看。所谓“柏林”秘密通讯大概是代表北方区吧。在公开刊物中有《政治生活》，党中央出版的《响导周报》，此外还有罗亦农同志著的小册子。这些书都是李大钊同志主持北方区工作时寄出的。我们还在上海书店买了《唯物史观》等许多小册子，支部同志轮流阅读讨论，提高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培养了一小批有初步阶级觉悟，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四）考验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便加紧了争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先是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竭力排斥共产党员，继而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逼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到1927年初，斗争更为尖锐，而陈独秀一味退让，一直到最后关头也不布置应变措施，致使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受惨重损失。
蒋介石叛变革命，阎锡山随即挂出了国民党旗，和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等人拉在一起。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地，许多人一反常态大骂共产党，有些曾在革命运动中表现积极者消极低沉了，脱党者有之，叛党者有之，在这种环境下，对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崞县中学的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也和我们这些“国民党左派”发生了分裂，与太原的同伙拉上了关系。但他们人数有限，势力不大，所以未敢跟我们发生正面冲突，只是在背后搞点小动作。有些人只知道我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如崞县县长、中学校长等人看形势有变，想投靠国民党，还来找我帮忙。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搞政治投机，但考虑到可以借此掩护共产党组织，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我们煞有介事地把他们召集到《总理遗嘱》前面，宣布他们加入了国民党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