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山东省沂北县任组织部长，接上级命令做好干部南下准备工作。老区人多，干部少，组织了两套干部，留下一套，带走一套。南下的这一套人员各方面素质都要强一些，文化程度要求也高，但有文化的人毕竟太少，县委书记、县长是由地委确定的，下面这一套班子要我先提出组织方案，向地委汇报，地委同意后再确定下来。当时确定我留下当县委书记，留下的县长是一个老党员。我没有文化，但年轻的人选又没有，后来地委书记向区党委汇报，确定我南下，任县委书记，县长是吕育仁。按上级规定，每个县都一样配备。县委班子配备的是县委书记、秘书、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县政府配备县长、秘书、办公室主任、民政科长、财政科长、粮食局长、公安局长。区委配备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民运委员。区政府班子配备的是区长、民政助理员、财政助理员、管粮食的、管公安的，加上通信班、炊事班。一个县有八九十人。我们地委书记和专员都没来，我们到路上与另一个地委合并一起南下。
接管汤溪、转战兰溪
1949年5月中旬我们接管汤溪，山东老区来的青年也跟着到了汤溪，当时我任汤溪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开展工作。到了6月下旬，二野部队调动，要继续南下。我们刚来，情况不熟悉，部队又要走，340人的粮食要补充，每人要带10天的大米，地委要我们准备粮食给部队带去。那时是解放初期，农民很贫困，向农民要粮食非常困难，我们研究决定向地主去借粮食，但是绝对不搞摊派。我们统战了一个地主，向他借了部分粮食。汤溪东门一个地主逃跑后，他家存有好几千斤粮食，只有先借，待人回来后再还给他，就这样配足了部队的粮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没来接防前，只剩下地方干部轮流站岗，土匪活动猖獗起来，土匪头目邢小显部的一部分人也活跃起来，汤溪的塔石和仁坑两地土匪很多。情况非常紧急，我向军分区请求派了游击队的一个班来，这个班后来也叛变当土匪去了。有一次几个通信员去送信，在东门外的一个凉亭里休息时遇到土匪，土匪企图夺通信员的枪，双方搏斗时枪走了火，土匪吓得都跑光了。汤溪的土匪闹的很凶，他们潜伏在山里，白天属于我们，晚上是他们的，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活动。因为没有相应的措施，浦江县和宣平县都攻进了土匪，宣平的土匪还打死了我军的一个班长。7月初，三十五军到达金华驻防以后，金华地委立即采取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三结合的方针，开展剿匪斗争。地委和三十五军政治部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工作。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剿匪指挥部。土匪隐蔽起来，活动也少了一些。我们汤溪县的干部都配备了枪，连炊事员、通信员都配有枪，所以汤溪的干部中没有伤亡损失。在汤溪县我们只有依靠贫雇农开展工作，我们召开了全县的农民代表大会，要他们相信共产党，同时成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农协会员在之后的平息汤溪土匪暴动事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秋收后，开展征粮，起初工作是比较顺利的，重点村很快完成了征粮任务，如汤溪城关乡上徐村群众敲锣打鼓交公粮。但是不久，到了征收农业税的时候，地委来开会布置任务，要求按土地亩分配农业税。那时的汤溪很穷，土地也很差，都是黄土丘陵，种出的是红稻，产量很低，去向群众征收农业税，确实是有困难的。11月28日，邢小显召集部分地主顽固分子在白龙桥开会后，谣言四起，说是“共产党把粮食运到苏联去了，老百姓要饿肚皮了！”“金华农民到城里请愿，要求减少农业税80%，金华专署已经答应给他们减免了，我们也要到汤溪县府去请求减少农业税。”汤溪县首先是古方乡天目山村、开化乡开化村、泽口乡泽口村闹起来。这几个地方周围森林茂密，土匪活动频繁，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头目威胁农民说：到汤溪县政府请愿，可以减轻农业税，哪个不去的话，先把他家的粮食吃光。同时，保长敲着锣，强制每户都要去一人，如果不去，这户人家就要管大家吃饭。群众不明真相，认为去了一是可以减少农业税，二是不去的人要受罚，还是去的好，最后在古方集中了800人。我们工作队在古方劝阻群众不要到汤溪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解决，他们不听，并把工作队员围住进行殴打，工作队员在向外突围时碰倒了两名群众，马上有人喊：“他们打了我们的人，抬起来，把他们抬去上县城。”他们弄来了竹竿，把两个人抬起来，涌往汤溪。工作队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和粮食局长刘玉珂带了几位同志拼命往出事地点赶去，心想不能把事态扩大到县城，在半路上解决掉。刚出汤溪城门，就遇上了大队人马。于是，我留在县城，刘玉珂等同志仍到泽口乡去做工作。因为平时群众都叫我政委，不知道政委是干什么的，执意要找县长，我们只得跟随他们去城里，于是他们就往县政府冲。这时，县政府大门已经关闭，有一个排守在大门里，架起了机枪。公安局长带了一部分人拦在门口，我在门外搬了张凳子，站在上面开始宣传征收农业税合理负担的政策，警告他们：不能冲击县政府，有意见可以派出代表同县长谈判。这时混在人群里的敌人反对我的宣传，叫喊要把我抓去揍一顿，人群中有几个佩戴农民协会标记的人把我围在中间，不让抓人。说到这里该提一下农民协会，汤溪群众工作做的比较主动，八月份就成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这些代表动员周围的群众：冲击县政府是不对的，我们一起到中山广场去谈。敌人毕竟是少数的，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人群开始移往广场，我们的人就穿插在人群中，宣传党的政策，并要求对方派代表来谈。刚到广场时，群众情绪很激动，通讯员佩枪跟着我，那几个农协代表就说：“你叫通讯员回去，枪被夺走了反而不好，我们保护你。”通讯员走后，十几个农协代表围着我转来转去，尽管部分群众伸出拳头，却不能碰我一下，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仍分散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到了下午3时，群众了解政策后，一是觉得上了别人的当，因为农民没有土地就没有负担，土地少的负担也少；二是大多数人肚子也饿了。于是我们把留下来的50名代表召集开了一个座谈会，由县长讲明政策，并且表示征收农业税存在畸轻畸重现象，经过调查，确实过重的，就给减免。因代表中没有掺杂进敌人，请他们吃了一餐晚饭后就回去了。
到了晚上7时左右，形势又开始紧张。有一批人包围了泽口区公所，冲击区公所大门。区公所全体干部集中守卫，并向外面大声喊话：好的百姓，不会冲击人民政府，有事天亮再说，你们赶快回去，如果有坏人进来，我们立马开枪。闹了一阵后，他们终于散了。这一天的暴动，除工作队有几位同志挨了几拳外，其余人员没有受到伤害。
29日，罗埠下洋组织了600人拥到县城，吵吵闹闹。根据地委指示，由县长出面，讲明政策，动员他们回去了。我带了几个同志，深入到闹得厉害的古方乡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和调查研究，逐步稳定农民的情绪。在平息暴动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代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暴动平息后几天，汤溪县抓了3个煽动暴动的首恶分子，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召开了公判大会，予以枪决。
经过这场斗争，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又复查了粮食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汤溪的征粮工作搞得不错，分配下达的指标是900万斤，我们征得了1000多万斤，粮食少的以木炭代斤。我在汤溪待了一年，因我工作搞的不错，又是工农干部，是扎扎实实干的。在地委钢铁厂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上，领导针对汤溪暴动一事表扬了我。1950年2月至4月，我任汤溪县委书记。当时种田没有肥料，每年冬季组织各行各业积土杂肥，主要是发动群众挖塘泥、挖肥泥（地皮泥、阴沟泥），既作肥料，也用于土壤质地改良。后来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陈双田那时是带领群众挖塘泥的积极分子。
1950年5月组织上把我调到地域广阔、人员复杂的兰溪去担任县委书记了。到兰溪后，召开的第一个会是贫雇农代表会议，强调要依靠群众，节约粮食。粮食很重要，我亲眼见到一个干部吃饭时大米掉到地上，他用手指粘上来再吃。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征粮期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李丰平任公安厅长，他把公安局长叫去，说：“敌人如果再搞暴动，要杀你的头。”那时形势确实也紧张。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等反党分子。1951年春季，主要是搞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这样一来，贫雇农分得了大量的土地，并正式颁发了土地证，确定了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所有权。
1952年2月我从兰溪回来后任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直干到1954年8月农村工作委员会撤销。1954年2月至8月任金华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8月至1956年12月任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部长。
怀念我们的好书记李学智
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是1950年10月设立的，李学智任书记。1951年9月至1952年11月李学智任金华地委副书记，1952年11月李学智开始任金华地委书记。李书记对农村工作非常重视，可以这样说，金华的农业生产基础，都是在李学智书记带领下，金华人民的奋斗中打下的。他是一位好书记，我们都非常怀念他。
五十年代金华互助合作经营制
全区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他们要求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求改进耕作制度，引用良种，购买新式的农机具，采用农业新技术等。但是，他们这种生产上的新要求与农民个体经济底子薄，生产资金短缺，生产工具落后发生了矛盾。为了更快的发展生产，他们要求联合和组织起来。党和政府因势利导，逐步引导农民组织起来，按照互利自愿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金华地委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帮助一批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带头组织互助组，树立典型，推动了当地的劳动互助。
金华全区的农业互助组分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是在农忙季节以劳动协作方式互助帮助,劳力、耕畜、农具等进行互补换工的生产经营方式。农闲时解散，各自分散经营。1951年3月，兰溪上华村应卸根等8户农民组成临时互助组，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规定耕一石田换人工8工，帮工按农活需要安排先后，以4千克大米为1工报酬等，克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保证耕种季节获得生产丰收。后在全区推广。常年互助组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各户自带，收获的农副产品归各农户所有，采取劳动协作进行生产，记录劳力、畜力出勤情况，年终时进行长短找补，互不吃亏。1951年初，汤溪陈双田牵头组织12户农民组成全区第一个常年互助组，统一调剂劳力和耕牛，换工互助，当年互助组12户农户的农作物比入组前增长10%，被评为全省一等模范常年互助组。同年，兰溪上华村应卸根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有农户14户、耕地11.89公顷，把工换工改变为评工记分，实行死记。1952年，水稻产量平均每公顷达4290千克，比临时互助组时增长28.3%，比1950年个体劳动时增长53.7%。1951年秋，金华乾西乡马屿村一农民试办合作农庄，参加的农民有22户、33个劳力、5.33公顷耕地、20头耕牛，这是区内试办的苏联式农庄。
初级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私有，交社使用，按入社土地的土质和水利条件分等定产；耕牛、大中农具折价入社，公有公用；集体劳动，评工计分，按件计酬；生产收入在扣除税金，提取一定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和管理费外，以农户投入劳力和土地按比例分红，土地分红一般为定产的35％至40%，劳力占60％至65％。1951年1月，汤溪陈双田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12户47人，入社耕地6.03公顷．租入土地2.52公顷。入社耕地按土质好坏、远近和水利条件评定等级，按定产实行固定比例分红，水田地租35％，旱地地租25％，入社耕地的农业税粮计算到户负担，由社负责交纳；4头耕牛折价入社，统一饲养；大中农具折价入社，分三年偿还；社员劳动底分按体力强弱和技术高低挂靠评议，男正劳力最高评10分，女正劳力最高计5分。注重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当年粮食总产24000千克，单产3180千克/公顷，社员分配粮食18800千克，其中土地分红粮4200千克，占22．3％，余下的77.7％按劳分配，社员人均收入58元，实现户户增收。到年底，全区初级农业社发展到34个，入社农户542户。1953年后，地委先后举办两期农业生产合作社骨干训练班，参加人员有1000多人。1954年3月，各地相继成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推行农业合作社。到了l1月，全区建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000多个。后因缺乏办社管理经验，全区初级农业合作社一度收缩至4000多个。1955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后，全区再次掀起办合作社高潮。到年底，全区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1000多个,入社农户35万余户。
1954年2月，金华地委在金华县乾西乡马屿村试点，成立丰收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46户175人，耕地43.4公顷。6月，兰溪上华应卸根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农户由14户扩大到381户，取消土地分红，增加劳动分红。10月，汤溪陈双田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改名为先锋高级农业社，入社农户16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50%，取消土地分红，社员留5%耕地为自留地外，其余的土地及塘、坝等水利设施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动底分分摊公有生产费股份基金制度。社内分生产组，社组之间搞包工包产、社员之间实行死分活评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计酬办法。该高级社年粮食单产每公顷3000多千克，比个体农民高12.3％，社员分配收入加上家庭副业收入人均64元，比当地个体农民高20％。之后，各地初级农业合作社逐步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至3300多个，入社农户50多万户，占总农户的78.39％。
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生产
五十年代中期，金华地委在农业生产上开展了水稻栽培制度的调查与改制试验，进行密植规格与方式、施肥技术、育秧技术、田管灌溉及防倒抗灾等丰产栽培技术研究，肯定了间作稻改连作稻、单季稻改双季稻或稻杂两熟(或三熟)制的增产效果及其相应的配套技术，推动了水稻栽培制度改革，提高了栽培技术水平。
改良品种。1953年底，全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春季，全区各地出现粮食紧张的状况，大家都要吃饭，粮食不增产，就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金华当时的状况是，土质好的地方种出的稻子是高的品种，容易倒伏。土质不好的地方稻子产量又低，如红米稻，具有抗旱特点，水少的时候也能成活。李书记下决心要引进不易倒伏且能增产的水稻品种进行试种，推广矮秆良种。在他的带领下，全区引进、试种的常规水稻品种有160多个，推广种植与其相适应的水稻品种有里周、张飞稻、畚头甩、义乌早、东阳早、诸暨早、金华早、义乌青、早糯及“6506”等70多个。1955年，东阳县引进南特号、三九九、中农34、晚灿9号、花秋等品种。其中调入南特号种子3350千克，种植成功，农民称之为“翻身稻”。第二年，又调入该品种种子推广种植6667公顷，表现出早熟、高产、抗病的优点。品种改良后，肥料又跟不上，接着的问题是解决肥料问题。
施磷肥。五十年代的农田肥料主要施用焦泥灰，它的主要成分以钾、磷为主。采用柴草、稻秆、草皮泥及泥块等材料烧制而成。1954年春，义乌县金村乡西王界村一农民在紫云英（草籽）田内施用过磷酸钙，获得增产。大家逐步认识到磷肥的增产作用。肥料问题解决了，又要解决一季稻的问题。
改造耕作制度，推广双季稻。金华属丘陵地带，十年久旱，丘陵多，土地少，水稻只有一季，很少有两季。原来永康有种，但很少，推广不了。李学智在诸暨看到有两季稻，下决心要解决金华的单季稻改双季稻问题，群众想不通，就先搞试点，在白龙桥的地里、黄土丘陵上试种一段时间后再叫大家去看，用事实说话。当时有两种耕作方法，一种是双季连作稻（早稻收割后，经过整地，再插晚稻的一种两熟稻），一种是双季间作稻（先插早秧稻，再将晚秧插于空行中）。地委举办了学习班，到诸暨牌头学习种双季稻，农会主任也参加。李书记说，别人一天可以吃两餐大米，为什么我们金华人晚餐只能吃玉米糊，这说明实行双季稻就是好。并请诸暨的副县长何龙在学习班上讲课，他在这方面有经验。听了报告后，大家又去参观稻田。之后研究决定采用连作的方法，头一天割稻后，接着就插秧，大家看了都很高兴，回来后代表们都开展了工作。全区各地先后进行“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二三熟，推广农业技术，改一季稻为双季稻，改低产作物为高产作物”的改制试验。1954年，义乌县金山乡试种双季连作晚稻成功，随后连作晚稻面积扩大。1955年，全年粮食耕地复种指数2.243。其时，三熟制种植形式为：大、小麦—早稻（或早中稻）--玉米（或马料豆、荞麦、甘薯）等秋杂粮。两熟制为麦（或油菜）—单季稻、早中稻--玉米（或秋杂粮）或紫云英--早中稻—玉米（或秋杂粮）。1956年开始推广双季连作稻和双季玉米。双季稻很快就推广起来了。问题又来了，接着是解决水的问题。
改善农田水利条件。五十年代的金华农村土地，大都是畈心田和低洼田，排水不畅，常年积水，山垅田、山脚田受侧渗水、地下泉水的影响，给土壤带来糊、烂、冷、闭等不良性状。金华全区进行平整土地工作。迁移田间坟墓扩大耕地，与改造冷水田、烂糊田相结合，开挖渠道、挖土填沙、平整田塍土墩，开垦闲散杂地。对缓坡地进行水利配套，把旱地、荒地改成了水田。1952年11月，地委书记李学智到寿昌卜家蓬作改良土壤调查，他在调查中提出开涝排水，改良土壤的具体办法和措施。1953年，地委发出《关于改良土地的通报》，《通报》指出，要教育干部群众树立长期生产建设的观点，明确以改良土壤和兴修水利作为冬季生产基本建设的重点，各地应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改良土壤运动。尔后，全区平原地区采取开沟排水，挖塘贮水的办法，排除田面积水，并完善排灌渠系，实行冬季种麦晒垄，水旱交替。山垄田、山脚边田，采取沿山脚挖深沟避开来路水和侧渗水，降低了地下水位。
兴修水利。1950年1月至1951年6月建成的湖海塘水库是全区第一座小（1）型水库，一开始是为了发电，后转入以灌溉为主。所以，五十年代水利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在湖海塘建设的基础上，各县都开始兴建小型水库。至1952年，就动工兴建了东阳黄莲塘、黄都塘、北莘塘、外深塘，义乌蜀墅塘，金华葛周塘、铁堰、石门塘、吕塘、西湖塘，兰溪社塘等30余座。1955年秋，金华地委贯彻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根据金华地区丘陵起伏，缺水易旱的特点，进一步推广兴修小型水库。当时的小水塘、小水库都是发动群众搞起来的。大的水库是1957年开始建设的，因牵到电的问题，要求就高了。
低丘红壤（黄土丘陵）的开发利用。建国后，地委重视低丘红壤的开发和利用。1950年，地委贯彻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华东保护山林水利管理垦荒办法》，制订了生产度荒和垦荒计划。到1951年，全区垦复低丘坡地38000余亩。1952年起，转向有计划地开发。在开发形式上，有国家和集体建立农场，大面积开发的；有以公社（乡）、队（村）为单位集体分散开发的；也有村民个人少量零星开垦扩种的。1952年起全区始办农垦场。这年，金华专署在湖海塘东侧丘地创建金华种猪场，垦荒700余亩，建立饲料生产基地。1953年12月，省公安厅在汤溪县蒋堂附近划低丘荒坡2万余亩，建立蒋堂劳改农场。1955年7月，专署建立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吸收来自杭州、绍兴、萧山及金华本地城镇社会青年、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2692人，在金华县石门建立“金华专区石门农场农林牧试验场”（后改名为石门农垦场），划低丘坡地2.41万亩，垦荒种植。1956年初，专署在武义县桐琴建立桐琴果园，有垦殖人员182人，垦荒2623亩，种植果树，培育果苗。这年，又在金华县、雅畈等地建立金华专区马鞍山农业高级社，有垦殖人员500多人，第二年并入石门农林牧试验场。
后续简介
1956年形势比较好，我觉得自己识字太少，文化水平低，找了个机会向李书记提出想去学文化，李书记同意了。从高小开始学完初中课程，学习期间得了肺病，休息了半年之后，领导一方面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另一方面在提倡“掺沙子”（把工农干部掺到知识分子中去）的形势下，派我去刚成立的农学院任党委书记，任职两年多。1959年1月至1968年4月，我任地委委员。1962年4月任监察委员会书记。11月因魏俊哲同志去疗养，我到组织部任代理部长，1963年11月，魏部长回来后，我任组织部副部长。1964年我跟着李书记等领导到诸暨牌头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搞了两年，文革开始后撤回。1966年3月，我又回去任监察委员会书记，一直到1968年4月。“文革”期间，1969年1月至1970年12月，我任金华地区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2月至1977年2月，我任金华地区委员会常委，主要分管农业工作。1980年从农业部门离休。
张景祥口述 崔静 姜燕飞 整理（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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