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革命老前辈、老首长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写文章回忆黎玉同志的，但从征集党史资料开始，就曾多次拜访过黎老，请求他撰写修改了一些书稿，记录了他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远见卓识。每当想起与黎老相会或拿起采访记录，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为此，写成这篇短文，既表达怀念之情，又寄托哀思之意。
1978年春，北京，东城区老钱局胡同15号
1978年春天，为编辑出版革命斗争回忆录《忆沂蒙》，我们肩负着组稿任务来到北京，第一个拜访的就是黎玉同志。
那时，黎老身体尚好，精神颇佳。听说我们是从沂蒙山区来的，他赶忙迎上前去，亲切地和我们握手，激动地说：“欢迎您，老根据地来的客人。”正在楼上休息的谢青同志，也赶忙跑下楼来，像接待久别的亲人一样冲茶、点烟、剥糖块、削水果……
我们在明亮的客厅里坐下之后，黎老和谢青同志就急切地问起沂蒙山区的情况。我们当即作了简短汇报，并提出请黎老写篇创建沂蒙根据地的回忆文章。他略一思索，马上回答：“好，从明天开始咱们就一起座谈。”
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黎老家中。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在沂蒙山区的日日夜夜：从徂徕山起义讲到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从“留田突围”讲到“大青山战斗”，从山东分局的成立讲到山东纵队的组建，从少奇同志到山东讲到群众运动的发展，从“战工会”的成立讲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从八年抗战讲到三年解放战争。他越讲越激动，情绪越高昂，连续讲了两天。不仅使我们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成长、壮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清晰地勾划出了这篇回忆文章的基本轮廓。
黎老讲完后，把小本递到我的手里：“如今想到的资料就这些。作文章嘛，还得请你们这些秀才动手。”我们感到难负重任，再三推辞。黎老笑了笑说：“你们写个初稿，我修改嘛。”
遵照黎玉同志的指示，我们起草了初稿。经过他反复审核，逐字修改，终于形成了《忆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这篇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在《忆沂蒙》上刊登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特别是在沂蒙山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忆沂蒙》出版后，我们去北京给黎老送书的同时，又约请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少奇同志在山东》，另一篇是《山东纵队的发展过程》。
1985年夏，临沂，沂河宾馆216房间
1983年夏天，黎老参加了冀南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后，回到阔别多年、思念巳久的沂蒙山区。在地委负责同志陪同下，开始了沂蒙之行。他凭吊了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拜访了生死与共的房东，参观了建设成就，视察了贫困库区，瞻仰了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并留下了“今日沂蒙，昔日战场，三帅挥戈，败日灭蒋，万众一心，沂蒙之光”的题词。
一天下午，黎老刚从莒县视察雹灾回来，我就赶到沂河宾馆。刚到他休息的216号房间，恰好遇上了地委书记李洪成同志。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洪成同志说：“黎玉同志连日劳累，身体欠佳，你改日再来拜访吧。”
我说了声“好”，转身要走，房门轻轻地敞开。黎老从房内走出来。我赶忙上前亲切地握手致意。洪成同志问道：“ 你们认识？” 黎玉同志回答：“老相识啦，他是来讨债的。”洪成同志一愣，我赶忙解释：“ 请黎老写了两篇回忆文章。”
洪成同志笑了笑说：“黎老，那就请您还债吧。”黎老把我让进房内，拉我坐在他的身边，慢声细语地说：“关于少奇同志在山东，我和克亭同意写了篇《胜利的转折，历史的功绩》，已发表在《大众日报》和你们编的《忆沂蒙》上，我仔细地想了想，没有更新、更重要的资料，就不再写了。”他停顿了下接着说：“山东纵队的发展过程是篇大文章。我已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亲自动笔，把时代气氛写出来，把思想感情写出来。不过，这不是十天半月所能完成的。”他看了看我，果断地说：“我一定把它写出来，这是应尽的责任。请你放心，定稿后，先送给临沂地区。”第二天，黎老要离开临沂，我将《滨海地区土改复查》的书稿，请地委石以庆同志转交黎老审阅。
1983年夏，济南，南郊宾馆二楼会议室
黎老离开临沂回北京之前，在济南南郊宾馆体息了几天。说是休息，实际上是落实山东党史上的一起疑难问题。这时，我恰好赴省开会。为聆昕他对《滨海地区土改复查》一稿的意见，会议期间，我到宾馆拜访了黎老。
黎老正在二楼门厅会议室里看资料，泉城重逢，分外亲切。当我说明来意之后，他淡淡地一笑，语重心长地说：“这篇文章我看了，核心内容是：批判了华东局的‘九一’指示，纠正了土改中‘富农路线’的错误之后，又出现了‘过左’行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应慎之又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说：“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失误，教训也很深刻。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树立个正确态度。一句话，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听了这些话，似懂非懂。黎老虽然看清了我的表情，但并未作解释。只是说： “这份材料我带回北京去，找几个老同志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你看如何?”我当然赞成，并再次提出了请他写回忆文章的要求，他也满口答应。
黎老回北京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经常把编印的书刊寄去，请他审查修改，他也给我们写过几次信，并寄来了一些珍贵资料。唯有那篇《滨海地区土改复查》的文章杳无音信。直到1986年，我看到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黎玉林浩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后，才恍然大悟：原来1946年华东局颁发的“九一”指示是在黎老主持下制定的。他遵照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山东土改的各项实施原则，对全省土改运动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文件，却被饶漱石污蔑为“富农路线”，并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黎老身上，使他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也直到这时我才明白，黎老为什么对那篇文章不表态，原来他在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等待中央的正确结论。
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39年后，为他平反昭雪。黎老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也感到非常激动。
从1978年和黎老相识到l986年不幸逝世，8年间，我们深深感受到，黎老头脑中不仅蕴藏着大量党史资料，而且热心党史工作，积极热情地向外提供，他不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奉献者。正如有些同志所说：“只要黎老健在，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会源源而来。”（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