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同志来山东以前，已在北平、天津、唐山、直南等地为党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4月到山东以后，对山东党的建设，对山东纵队的建设，对山东政权的建设，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山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有黎玉同志躬身创造的光辉业绩．他对山东人民的解放、山东革命的胜利建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山东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党的领导人！
我从1936年就在黎玉同志领导下工作，每次见到他，总是得到不少教诲和帮助。他平等待人，没有官气，是我的良师益友。现仅就对我教育帮助最深的几件事写在下面，表示对他的沉痛悼念。
在济南初次会见黎玉同志。山东党组织从1933年和中央失掉联系时间达3年之久。我听说中央派人来了，真是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要和来人见见面。5月的一天，在大明湖铁公祠，我和黎玉同志第一次见了面。这次见面，黎玉同志除肯定山东党的工作以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他领导红军胜利到达了陕北。目前，红军已东渡黄河，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二是精辟地阐述了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三是批评了过去在白区搞“飞行集会”，搞“不成熟的暴动”那种暴露自己，脱离群众的“左”的错误，同时指出，在白区工作中要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
这次谈话，对我这个长期听不到中央指示，看不到中央文件的地下党员来说，等于进了一期党校，受到了很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二次会见黎玉同志，是1936年9月。当时，我在寿光工作，形势紧张，环境恶化，想暂时躲避一下。为此，去请示黎玉同志。我到济南后，在东方书社和黎玉同志见面。他答复了我的要求，并再次和我讲了地下工作中必须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我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汶上袁口小学工作时，执行了黎玉同志的指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第三次会见黎玉同志，是1936年12月，我在袁口小学任教时，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心中无数，便去济南请示省委。到济南的第二天，在民众教育馆见到黎玉同志。他详细地传达了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反复说明我们不能只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围剿红军的阶级仇恨出发杀掉蒋介石，而要从争取、推动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这个总目标出发看待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敌面前，国民党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都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可能。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做法是对的。我们主张放回蒋介石，是为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这是中央的正确方针。这次谈话收获很大，使我跳出了狭隘的阶级仇恨的圈子。从汶上返回寿光后，我便努力做各界人士的工作，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在山东纵队发展壮大中，黎玉同志到山东工作仅15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在来山东1年多的时间内，恢复和健全了山东党的各级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到抗战开始，山东党员已达2000人。省委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部署了各地区的武装起义，黎玉同志还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全省很快拉起了近4万人的革命武装。这支队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是和人民群众有广泛联系，又得到了人民大力支持的工农子弟兵。它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坚强的战斗意志，主动出击，和日军展开血战，曾用土炮打下过日军的飞机，击沉过日军的舰艇，1939年10月，还打了著名的临朐五井歼灭战。
1938年12月，以这些起义武装为基础，在沂水的悦庄成立了山东纵队。1939年春，山东纵队对各支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并开展了为创造“青年党军”而奋斗的整军运动。对于“青年党军”，黎玉曾作过精辟的解释，他说：“老八路是老大哥，我们山东的革命武装是年轻的新建的党的军队，因此，要以老红军、老八路为榜样。”这充分说明黎玉同志对老八路的尊重、崇敬。1940年，山纵把各地区的基干兵团编为五个旅和若干地方团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和巩固，是和山东纵队的组建、发展和壮大分不开的。山东纵队依托一一五师在山东开辟建立了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等大块的根据地。不管日军用什么战术“扫荡”， 用什么残暴的手段屠杀，这些根据地都巍然不动，根据地人民抗日的胜利信心也毫不动摇。现在，在原山纵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尚有六个集团军和两个要塞驻军，分布在全国各地。追根溯源，应当看到黎玉同志发动和领导山东纵队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学习的几件事：
黎玉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现在只说其中的三件。一是，1948年，黎玉同志在山东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许多同志都为他鸣不平．对此，黎玉同志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说：“当时，正是处在敌人向山东重点进攻的时候，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争取战局好转，这是大局，我的问题是小局。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问题不可能澄清，硬去做，就可能出现混乱。”他为服从战争大局，宁肯自己受委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黎玉同志的广阔胸怀和坚强的党性。
二是，1939年湖西发生“肃托”事件，罗荣桓同志亲自去作了纠正。后来，山东有些地方（如泰山区）、有些部队（如一支队）又发生了“肃托”问题，错杀了一些好人。几十年来，大家都觉得应给被杀的同志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李福泽同志向黎玉同志报告此事，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并在要求平反的报告上签了名。他没有因为自己当时是山东纵队的政治委员，山东分局的负责人而表现出任何顾虑。黎玉同志这种勇于否定过去错误，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
三是,1941年，山纵一旅—团二营营长侯志林，以夜间演习为名，企图把这个营拉走，投靠国民党系统的游杂武装张景月部。当时，被六连指导员马洪南同志发觉了，揭露了侯志林的阴谋，全营指战员重新回到营地。我当时任团政委，应负很大责任，便向黎玉同志去检讨。黎玉同志听完事情的经过，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营长要带着一个营叛变，大家发觉了，却不跟他走，全营自动回来了，真不愧为青年党军!你们要总结这个经验。我原是准备去接受批评和指责的，而黎玉同志却从更高的角度分析处理了这个问题，使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黎玉同志逝世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教诲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好领导，又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黎玉同志在山东创建的光辉功绩永垂不朽!
（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