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5日，我刚从日本大阪回来，突然接到黎玉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的讣告。这震撼人心的噩耗，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是很少流泪的人，这次却不能控制。许多难忘的往事，在我脑海中涌起……
我想起了1938年从抗大毕业后跟随黎玉同志回山东的情景；想起了1943年在中共山东分局群委的工作的日日夜夜；想起了1946年在延安黎玉同志要我学习各方面知识的嘱托；想起了1956年黎玉同志在一机部对我的谆谆教诲。黎玉同志的音容笑貌以及他那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又重新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
1938年8月，身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已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他和纵队指挥张经武同志，带领200多人的干部队伍从延安回山东，领导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武装斗争。在这支队伍中，有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周等老红军干部20多人，抗大和陕北公学刚毕业的学员170多人。那时我刚毕业，只有17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小兵。当时的交通相当困难，要经过200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才能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行军需要，我们统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三个分队，我是三分队的一名战士。大队设司令部，这就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的雏形。当我们从延安乘汽车到西安，又从西安乘火车到河南渑池时，胡奇才队长、徐斌周指挥员通知我和三分队的李鲁明到司令部去见黎玉同志。我们一边走一边嘀咕：司令部找我们这两个小青年干什么呢？
黎玉同志住在渑城北面一个村庄的草房里，陈设很简陋，几条长凳外加一张旧方桌，他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我们叫了一声“黎政委”，随即打了个敬礼。黎玉同志赶忙抬起头来，笑嘻嘻地说．“你们来了，好啦!快坐下谈。”他一边说，一边把我们俩让在一条长凳上。我们参军不久，没有直接和地位这样高的首长讲过话，有些拘束，坐在那里很不自然。黎玉同志就倒了一碗水递给我们，依然笑着说．“没有碗，俩人用一个吧。”他那和蔼亲切的态度，很快消除了我们的拘束。黎玉同志操着山西口音对我们说： “我们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去，要步行两个多月，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为了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让你俩在司令部跑跑腿，送送信，到山东以后再正式分配工作，你们有什么意见？”“一切服从革命需要”这句话，已深深地刻在我们脑子里了，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再说，能经常和首长生活在一起，就能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爽快地回答说：“没意见，坚决服从分配！”黎玉同志格格地笑起来，看得出他对我们的回答非常满意。接着，他让我们到参谋处找吴克华分配任务。从此，我和李鲁明同志当了司令部的通信员。
我们的大队从渑池出发，经过10几天的行军，到达晋东南长治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的小峪村。一天傍晚，黎玉同志从总部回来，笑眯眯地并带着点神秘的表情对我说： “小杜啊，总部的兵工厂能制造三棱形刺刀，这种刀刺在敌人身上还能拉出来，比扁形刺刀杀伤力大，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一听兴奋极了，没等他讲完，我就大声说：“我们要个样子带回山东大量生产，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把它背回去。”黎玉同志听后，笑得更响亮了，他风趣地说：“明天我去要枝带三棱刺刀的枪，交给我们这位‘运输大队长’小杜前。”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吴克华把我和李鲁明叫去，交给我们一枝装上了三棱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还有50粒子弹．当时我俩比得了珍宝还要高兴!
9月初，我们离开八路军总部，又开始了长途行军，每天要走六七十里。10月初，夜行150里，穿过平汉铁路敌军的封锁线。刚走了20多里，忽然发现迷了路。黎玉同志和其他首长都很焦急，但又非常镇静。刘海涛同志立即带上我到附近村子找向导。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村庄围墙上的人在乱喊，村内的狗在狂叫，确实有点吓人。可是当我想到手中的武器时，顿时勇气倍增。我们闯进村子，找到向导，又由他们把部队送到解放区安全地带。这时，黎政委又笑嘻嘻地对我说：“ 你表现得不错，受到了一次锻炼！”我和李鲁明象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那枝装有三棱刺刀的枪，两人轮流背着，从不离身，一有空闲就擦。11月16日，我们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沂南县岸堤镇。这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所在地。我们在这里住下后，就把那枝擦得铮亮的三八式枪，高高兴兴地交给了黎玉同志。黎玉同志仍旧是笑嘻嘻地说：“你们做得很好，胜利地完成了‘运输大队长’的任务。”
在3个月的行军中，黎玉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他没有架子，也不搞特殊。我们到达长治时，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一匹白马。但从没有见他骑过，他始终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马上只驮着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和病号的行李背包。记得在过太行山东阳关时，要爬一个很陡的山坡。我累了，走得慢了一点，黎玉同志从后面走到我身边，关心地说：“ 小杜呀!走不动了吧？快把行李放在我的马上。”我赶忙挺起腰来，大声说：“不累！就两步并做一步地爬到前面去了。
我们到达岸堤镇不久，就分配了工作，一部分留在纵队机关，大部分去战斗部队。吴克华同志去胶东五支队任司令，我分配到五支队警卫连任指导员。很快就要到前线去了，我心里十分高兴。谁知11月25日傍晚，黎玉同志派人把我叫去，让我坐在小凳上，笑嘻嘻地说：“欢迎我们的大会上，你演的《放羊孩子》很不错，在两个多月的行军路上你们排出《流寇队长》《牧羊快板》等节目也很受欢迎。”听了这话我心里乐滋滋的，突然江华同志的爱人、负责分配工作的吴仲廉说：“小杜，本来已把你分到前线去了，现在有所变动。省委青委要名军事体育部长，我们研究由你来担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同意吧，到前方打仗是日夜盼望的事，真不愿意放弃，不同意吧，服从革命需要是革命军人的天职。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难题，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不觉地掉下了眼泪。黎玉同志看透了我的心思，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却仍旧微笑着对我说：“小杜啊，青委的军体工作非常重要，用你在抗大学到的军事技术去教育青年，把全省的青年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抗战中发挥作用，比当个连指导员重要得多。”他停顿了一下风趣地说：“你刚完成了‘运输大队长’的任务，这个任务比起‘运输大队长’来，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我从来不知道青委军体部长要干这么多事，有这么大作用。听了黎玉同志这番话，心胸顿时开朗，就愉快地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黎玉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又爽朗地笑了。
从延安到山东，我和黎玉同志生活了3个月。这3个月，对我太重要了。黎玉同志可称得上是指导我革命实践的一位老师，他像家长那样关心、爱护我们，他像师长那样鼓励，启发我们，又像同志一般对待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和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成为我几十年效法的榜样．
(二)
1943年7月，我由鲁中区党委青委书记调中共山东分局任群委委员。这时，黎玉同志是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群委书记，我又一次和黎玉同志一起工作了。记得，在9月的一次群委会上，我们研究群众工作当前应做些什么。参加会议的工会、青年、妇女及农会的同志，大都是谈各自的业务。主持会议的黎玉同志听后，明确指出：我们的部门不少，工作很多，例如，发动群众参军、参加民兵自卫团，再例如，动员群众参加各种识字班、夜校，开展文化、生产活动等等。但是，这许多工作都必须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去带动。也必须围绕查减去进行。如果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搞得不好，群众发动不起来，各项工作就没有保证。与会的同志听了黎玉同志的这番话，都觉得豁然开朗，一致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群委和群众团体的中心工作。我们青年工作必须围绕着和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去做。这是我长期在党的教育下，也是在黎玉同志教育下树立起来的牢固观念。
1943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朱则民、田力夫、祁青若、刘锦如等同志，在滨海区蛟龙湾黎玉同志的房间里研究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问题。黎玉同志说：“ 我们群委要想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就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做好调查研究。研究什么呢？题目很多。查减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工、农、青、妇发动得怎么样？群众组织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是不是贯彻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 ”他停顿了下接着说：“ 你们下去后，要住在贫雇农家里，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正像毛主席所讲的，只有亲自吃梨子，才能知道梨子的滋味。”黎玉同志在原则上指导我们，更注重自己的行动。他经常戴着草帽到基层，到老百姓家中调查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山东分局的机关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的关系相当密切。
两天之后，我们3人便到莒南筵边区去了。一天，筵边区委书记、我的同学雷鸣玉同志来找我，我向他传达了黎玉同志的讲话，他听后非常赞同和拥护，并要我把这些精神传达给全体干部。在区委召开的会议上，我传达了黎玉同志讲话的精神，反映十分强烈，大家都说黎政委讲得对，讲得好。1950年和雷鸣玉同志在北京见面时，曾重新回忆了这段往事，共同赞叹了黎玉同志的原则性、政策水平以及领导艺术。
（三）
1946年2月，我与马仪、李云洁、李诚从山东临沂出发，走了80天，5月5日到达延安杨家岭中央机关，向中央青委汇报工作。这时，黎玉同志也由临沂乘坐军调执行部的飞机，经北京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很高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央青委的秘书田心同志到我们的住处，送来黎玉同志的一封信。我急忙拆开，4人围着看起来。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较大，写了满满的两页。信中说，他在延安工作已经结束，带着中央的指示回山东去了。他要我们请示中央青委，明确今后青年工作的方针任务，还要我们借此机会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充分说明了黎玉同志对青年工作的关心。
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从销售局到一机部看望黎玉同志。那时，我刚从团中央统战部调任销售局局长，一切都感到陌生。黎玉同志任一机部副部长，分管销售局的工作。我那次去看望他，实际上是求他帮忙。我刚走进办公室，他便从转椅上站起来。在我们握手时，我发现他的两鬓已经花白，但精神仍不减当年。当我提出一机部生产的各种机床不过十几万台，而各方面需要50万台，供需矛盾相当大时，黎玉同志依然操着山西口音笑着说：“这个问题去年就出现了，但没有今年突出。”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原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销售。我们要求在不平衡中达到相对平衡。”接着他又说：“我们钢铁生产比较落后，机器生产也发展得不很快，供销矛盾不是短时期能解决的。目前也只能统筹兼顾，合理分配了。”他的这番话，对我帮助很大，心里有了底，工作也就大胆起来。以后，我在做体育工作遇到种种矛盾时，总是用“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法解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黎玉同志离开我们近3年了，每当我回忆起和黎玉同志相处的日子，思念之情就久久萦绕在心怀，不能平静。我将永远记住他为中国革命，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创建和发展，为山东党的创建和壮大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记住他坚持党性，坚持原则和灵活执行党的政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永远记住他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黎玉同志，我永远怀念您!（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