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同志走了。
黎玉同志的形骸已不复存在了。
但，他终生搏斗的业绩和他的革命精神，却永世长存！
今年4～5月份，我在北京医院养病。一天，在医院里碰见黎玉同志的夫人谢青，从她那里得知：黎玉同志因患糖尿病综合症，从去年10月住院，已半年多了。随即，谢青同志引我去看他．在病房里我看到黎玉同志正在输液昏睡，他脸色灰暗，身体虚弱，那嘴就像所有垂危的病人一样微微地张着。望着这情景，我心中不安起来。
两天后，我再去看他。这次，他不再昏睡了，用那双迷离而又疲惫无神的眼，久久注视着我，却说不出话来．他为辨清来人的模样，使尽全力瞪大了眼睛，但我们只能默默相对，无法交谈。
……
我和黎玉同志相识近50年了。我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岁月虽流逝，记忆却长新。
“七七”事变后，我和原在东北军做“兵运”工作的张岗、汪洋和谷牧等同志，先后回到山东。同年10月，我在济南和山东省委接上关系，和我谈话，派我回故乡掖县发动抗日武装的就是黎玉和张霖之同志。那时，黎玉同志才30岁出头，神采奕奕，沉着老练，虽然我还不知道他是省委书记，却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
1938年8月，我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武装第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9年4月，原三支队队长郑耀南和三支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我，一并前往鲁中，向刚成立的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汇报工作。汇报会上，我再次见到黎玉同志，他穿着简朴，表情刚毅敦厚，待人亲切。他在听取了我1937年10月受省委派遣，回到掖县认真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创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经历后非常高兴，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随后，我就参加山东工作报告团，到延安去了。
1945年底，我由延安回到山东临沂。在庆祝1946年元旦集会上，黎玉同志作关于1945年山东抗战胜利的总结报告，使我们这些重新回来的同志，对山东坚持敌后战争的成就以及现在的工作状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不久，黎玉同志约我会面。我们分手已是6年多了，见面后分外亲切。他脸色红润，眼光有神，刚刮过胡子的两颊泛着青色，虽已年近40，但健壮结实，与1939年在王庄的那次会晤大不相同了。我们通过交谈，首先回顾起抗战初期发动武装起义的往事，继而又谈到从延安归来的干部分配情况。他颇有感触地说：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个同志的发展也不能不加考虑。……”从表情上我体会到了他这话的意思，对干部不能讲论资排辈，但同时也要考虑他的实际经历。实践证明，这种观察和评价干部的观点，是合乎实际的。
解放战争第三个年头，即1948年初，正当地方实行土地改革、军队实行“三大方案”的时候，黎玉以及林浩、景晓村等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饶漱石、康生之流定调子，给他们扣上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妄图全盘否定山东工作的巨大成就，否定黎玉等同志对山东党、山东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贡献。
我是在胶东听到黎玉同志“错误”的，当时颇为纳闷。回想起1942年少奇同志到达山东，在总结工作时，曾给黎玉同志以很高的评语，说他是“本地化了的外来干部”。这句话是对黎玉同志恢复山东党，创建革命武装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概括。可是，事隔六年，黎玉同志却犯了这么多、这么大的“错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而黎玉同志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后，却始终以大局和党内团结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1982年，在京的老干部谈到这一问题时，有人问黎玉： “你当时为什么不顶住？”黎玉同志笑了笑说：“在当时，战争高于一切，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顾全大局，自己的事情要忍让一下嘛”听，这是何等博大的政治胸襟，何等感人的高尚品格啊!
1964年初，我由军队转业到地方后，和黎玉同志接触的机会也多了。1966年以后，各级当权派都要受审查，“造反派”对我在1937年间与山东省委取得关系的历史表示怀疑，并编造了大量的假材料，说我是“假党员”“混党冒军分子”等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黎玉同志，谈起这段往事，他气愤地说：“对人对事应当实事求是，是我亲自给你谈的话，要你回掖县发动抗日武装的，番号是第三支队。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敢证明。”正是由于黎玉同志这种敢讲真话，敢负责任的严正态度，才使我免去冤情，少遭迫害。
1981年底，人民大会堂为布置山东厅，约请部分在京的山东老同志前去指导。我和黎玉同志在那里又一次见面。在座谈会上，黎玉同志提出对山东厅的布置，要反映出山东特点，例如地貌、特产、历史文物、革命历史、人民贡献等等。这充分显示了他对战斗过生活过的故土的爱恋，也充分显示了他对山东党和人民的真挚感情。
1983年底，我去看望黎玉同志。那时，他身体还好，头脑清楚，惟移动有些吃力。他客厅的墙上挂着不少武中奇同志的书法。桌案上，堆满了资料及信件。他说：“ 这几年来，找我的人很多，要写的资料太多了。我身体虽有些吃不住，但是，一定要写下去。”他呷了口茶接着说：“有些事情别人不清楚，有些事实还要澄清，年代久了，难免记忆模糊或出现差错。但是必须追忆清楚。对历史嘛，就应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听了这话，我深受感动。黎玉同志这种对历史求实存真的精神，充分反映出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高度党性原则和政治责任感，这是我党极为可贵的美德。
……
多少天过去了。一天下午，我再次去探望病中的黎玉同志。可是，来到病房门外一看，一切都变了，房间里空无一人，门洞内的输液设备也撤除了。我感到异常惊愕，一种不祥之感向我袭来。我知道了，他走了，他无声无息地走了，永远地走了……那一天，是1986年5月30日清晨6时。（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