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黎玉同志与世长辞了。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4年多，十分敬佩这位老首长，我为他的逝世流下了热泪。现仅就我接触的几件事写出来，略表怀念之情。
我认识黎玉同志，是在1938年的6月。那时，我正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一天，队部通知我：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找我谈话。我到了队部，见到一位山西口音的同志。我们亲切地握手之后，他爽快地提出，山东需要干部，问我愿不愿意回山东工作？等我表示了同意后，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山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他走后，我才知道他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专门来延安挑选干部的。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平易近人，对山东的情况很熟悉。
8月份，黎玉同志向中央要的干部巳陆续抽调出来，共160余人，除极少数红军干部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外，绝大多数都是抗大、陕北公学、随营学校毕业的学员。
21日，我们这支队伍，在张经武、黎玉同志率领下从延安开赴山东，途经我的家乡临清县时，便派我进城了解情况。我受命之后，立即过河，找到了在吉占鳌部任教导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共产党员，我说明来意后，他又找了我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临清的许多政治情况。天黑之后，我返回河西宿营地，立即向张经武、黎玉同志作了汇报。从这件事上充分说明，黎玉同志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
1939年冬天，黎玉同志率领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的一批干部到胶东检查工作，派我带一个组到十五团。当时，十五团住在黄县、蓬莱南部山区。从掖县、招远交界处到十五团，要通过游击区，需部队护送。为此，黎玉同志责成一支去东海的部队，带我们前去。可是，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事先未曾通知我们出发的时间和会合地点。一天，天还未亮，部队派来一名通讯员在我们住的院外大喊：“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发了，营首长要我通知你们赶快跟进。”我们闻讯后急忙起床，立即赶路，按照他们行进中设置的路标追赶。大约走了近30里，路标不见了，也没人和我们联络。我们到庄里问了问群众，他们说从未见到部队。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走，来到了招远县道托村的西山坡。向下一看，村边、场院里坐满了部队。大家都很高兴，恨不得一步迈到。可是，经过观察发现这支部队不象找们的人。为防止意外，我们便顺着小河向西南走。这时，山下的人都往山上跑。我叫住了一位老乡问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伪军天刚亮就进入道托。我们一行10人，牵着两匹马，只有几支短枪，根本无法作战，就赶忙向西南转移，寻找成立不久的第三军区。又走了约30里，第三军区找到了，可是和黎玉同志失掉了联系。一周左右，敌人“扫荡”过去了，我们回到五支队队部。黎玉同志见到我们异常高兴。原来，我们和他失去联系后，他非常着急，一面派人寻找我们的去向，一面严肃地追查了那支部队的责任。黎玉同志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使我很受感动。十年动乱期间，黎玉同志和我们都受到冲击，互相间没有来往。1975年，我调回北京工作。一天，我和王文轩去看黎玉同志。他既不讲自己近10年的遭遇，也不谈1948年所受的不白之冤，而是急切地询问我们和山东纵队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流露了他对老同志们的深切怀念和关心。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黎玉同志的接触增多了。有一次，我们谈起抗战时期发生的“肃托”，山东纵队错捕错杀了一些好同志，至今尚未平反时，黎玉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错了，就应该纠正。”事后，他带着病找到当年山东纵队的一些同志，商量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在他生前未能如愿，但黎玉同志的心是尽到了。
黎玉同志对党的忠诚和他那高尚的品质，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