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同志为山东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逝世，使我非常悲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随第一批北平流亡学生来山东。8月15日到济南。不久，蒋南翔同志就把我的党员关系介绍给黎玉同志。从此，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开始，黎玉同志分配我到鲁西北工委任工委组织委员。可是，我到聊城以后，正碰上徒骇河泛滥，被洪水围困，无法去鲁西北工委，遂又返回济南。后来，黎玉同志又分配我到鲁中工委负责。当时，和鲁中工委发生联系的有泰安、莱芜、新泰、泗水等地的党组织。其中心任务是发动武装起义。为此，黎玉同志作了很多重要指示：第一，让我们广泛动员地下党员参加游击队，口号是“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通过党员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第二，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日本侵略者立足未稳之际，局面混乱，统治力量薄弱，武装起义容易成功。我在学校时，就看过列宁谈“暴动是艺术”的文章，昕了黎玉同志的指示，感到他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同时也非常实事求是。1938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们正在新泰兴隆屯开展工作，发现一辆插着太阳旗的日军摩托车，在泰石公路上行驶。这就是信号，说明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到了。我们立即组织了三、四十人，二、三十条枪的队伍，由董琰、李枚青等同志带领到黑山后举行了起义。不久，黎玉同志就派参谋赵玉来下通知，要我们把队伍带到徂徕山，我们连夜出发，第二天到了光化寺，黎玉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对我说，新泰的武装不要成立中队，编到其他中队去吧。
后来，泗水县委派人来要干部，黎玉同志又派我到泗水去，在周蓝田、管戈、曹英魁、张林夫、刘海岩等同志组织的一支游击队里工作。1938年2月，这支游击队在新泰刘杜和四支队会合，编为四支队五中队。中队成立后，黎玉同志命我担任政治员兼支部书记-
四支队刚成立时，生活相当艰苦，几百人的给养全靠募集来维持，吃的是地瓜和酸煎饼。黎玉同志虽然是省委书记兼四支队政委，但不搞特殊，和大家同吃同住同战斗，行军的时候，和我们大伙一起步行，边行军边和同志们说话，从不骑马。战争时期，生活非常紧张，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黎玉同志的脸上长满了胡子。冬天，胡子上挂着冰碴，我们看了很受感动。
1938年3月，黎玉同志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此分别。直至1942年，我在滨海直属地委任组织部长时，才又和黎玉同志见了面。那时，他经常到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沭、赣榆一带活动，他善于调查研究，更善于追根求源。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建立的支部和村政权，有的存在问题，例如多吃多占、贪污受贿等等。黎玉同志要我去调查，我就把调查的结果向他汇报。以后，山东分局把这一工作叫整村工作，党内叫整理村支部，对纯洁基层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黎玉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也受到株连。当时，有些事很不象话，譬如，我跟黎玉同志比较熟，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相遇，黎玉同志问我使用干部有没有宗派主义。我说：“我没有宗派主义。我看哪个同志好，不管是谁都提拔，不好，不管谁也不提。”不料我们在路上谈的话，被人听见告诉了饶漱石。开会时，饶漱石就点我的名，批判起我来了，还说我和黎玉有宗派，真是哭笑不得。我感到很冤屈，而黎玉同志却不然，虽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黎玉同志对同志是非常关心的。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那就是1979年他来济南参加彭畏三同志的追悼会时，我的老伴余光前住院，他专程到医院去看望慰问。作为一个老上级，老领导，不顾年高体弱，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一个部下的追悼会，还亲自到医院去看望病号，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的老领导、老上级黎玉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感到非常悲痛!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心里，他那高贵的品质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