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是与黎玉同志培育分不开的。
我是怎样与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黎玉同志相识的呢?说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神奇。按迷信说法是“天意”,按耶稣教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这些统统不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捏合在一起的。
黎玉同志于1936年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来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破坏的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以黎玉同志为首的山东省委,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在全省部署武装起义。10月,他率领省委机关离开济南,来到我的家乡泰安城。
我早年就一心向往共产党,“七七”事变以后,我与几位兄弟挚友响应党的号召,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并积极找党。12月上旬,省委派赵杰、侯得财两同志来我们封家庄,与我们接上了关系,并且介绍我和封虞臣、李子敬3人入党。12月31日,我们遵照省委指示,将组织好的队伍带至徂徕山前山阳村省委驻地。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黎玉同志。他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亲切地和我们交谈。他那平易近人,诚挚朴实的风度,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1月1日,我们随黎玉同志到了徂徕山。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就在这天,举行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我们的武装改编为第二中队。黎玉同志在起义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扬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黎玉同志的讲话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晚上,黎玉同志接见了我们第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程照轩,支部副书记封虞臣,支部委员李子敬和我,我担任中队长和支部委员。我们5个人围绕着一个火盆交谈起来。黎玉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鼓励了一番之后,接着对我和封虞臣、李子敬说: “你们3人虽是新党员,但对党早有认识并作出了成绩,在未找到党以前,就自动组织了抗日武装,做得很好。”他停顿一下接着说: “你们都有股革命热情,但还不够,今后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干革命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同时要学习军事,边战斗边学习。”说着,他又问我:“振武同志,你不是在西北军冯玉祥的军队里干过吗?”听到这里我心中一怔,感到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干旧军队是一件丑事,脸上有点发烧,心情也有点紧张。可是黎玉同志却不然,他一边用小木棒拨弄着盆里的火,一边慢言细语地说: “你懂些军事,这很好,能帮助训练部队。现在咱们这个部队,几乎都是些教员、学生、农民,缺乏军事知识。只有洪涛、赵杰、程绪润几位红军干部,光靠他们带领部队练兵打仗,忙不过来,今后你可以与他们一起,帮助训练新兵嘛!”听了这番话,知道了党组织这样信任我、器重我,感到受宠若惊。黎玉同志这颗火热的心,把我的心也烧红了,使我这个新党员开始懂得了党的基本知识,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下定决心跟党走一辈子.
黎玉同志对我的培养关怀不是一时的。而是贯串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之中。在战争年代,我曾两次与个别同志发生过摩擦,演过《三岔口》,但每次都是黎玉同志为我们解除误会,化干戈为玉帛。无数事实使我深刻感受到,黎玉同志不仅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也是我的恩师和亲密战友。
我与黎玉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84年12月1日下午,在济南南郊宾馆的五号楼,他是应山东省委的邀请,来参加《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座谈会的。我深恐他再来看我,便与老伴王杰抢先去看望这位老首长。我们进屋时,他正与王卓如同志交谈,看到我们就吃力地站起身来想迎接我们。我与老伴急步走到他面前,一面和他握手,一面请他坐下。我看他很忙,便略谈了几句就告辞出去。他却感到话未谈完,又让他的秘书把我们请回房间,我们一起回忆了徂徕山起义的情景,一直谈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告辞。他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脚步蹒跚地送我们到楼梯口。我和老伴感动得两眼含泪,回到家中,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黎玉同志派人送来他亲自为我写的五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老骥万里心。这珍贵的纪念品一直激励鞭策着我前进。
黎玉同志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是党的损失,也是山东人民的损失!黎玉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品德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ocr校对:黄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