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同志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60年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86年5月30日，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作为长时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名战士和受他教育的学生，我感到非常悲痛！
（一）
黎玉同志的一生中，对山东党的建设和人民解放事业有特别重大的贡献。1936年4月。他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到山东重建中共山东省委，恢复与发展了党的地下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领导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了山东抗战。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他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率领山东军民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伪无数次的合围“扫荡”，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领导山东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和内战阴谋。1945年底，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率军北上与山东分局、军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他协助陈毅同志领导山东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放战争，直到1948年遭受饶漱石、康生的诬陷打击，被迫停止工作。黎玉同志在山东工作了12年，他与山东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广大干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二）
我与黎玉同志相识，是1936年4月。当时我是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这期间，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了解济南乡师党支部活动情况，部署工作任务。1936年暑假，他派我到鲁东地区的博兴、寿光、益都、临朐等县巡视工作。秋天，他派我到鲁西南地区的济宁、兖州巡视工作。寒假他又派我到鲁西地区的东阿县巡视工作。在我们短期的接触中，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他只有30岁，我才20岁，他和我谈工作时，象一位老大哥对待小弟弟一样耐心，循循善诱，进行指导，帮助我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使人很乐意接近他并愿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二是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细致地了解各种情况。在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不仅对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支部的一般情况问得很仔细，对一些具体的、典型的情况特别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团结联系群众的情况问得也很认真。三是他非常重视怎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秘密工作。例如我去东阿县回来后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那里的党组织和党员不仅利用救国会、民先等进步的、政治色彩明显的组织形式团结群众，还利用组织青年学武术、打猎等形式团结群众。他听了后很赞赏，说：“这样做很对，是一种好办法，这些形式既团结了群众，又掩护了党的秘密工作。”他还说，山东党过去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严重，党的组织屡遭破坏，我们要接受教训。现在党在白区的任务，就是争取团结群众，利用合法化、社会化、群众化的形式去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七七”事变后，山东抗日工作进一步开展了，为健全省委机关，黎玉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脱产来做省委秘书长。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家在济南附近，如果毕业后不找职业，不好向家中交代。经他耐心讲明道理，我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时省委秘书长的工作，主要是刻钢板，油印文件，负责秘密交通和重要文件、信件的密写与显示。我任职后，黎玉同志首先交给了我一架油印机和一块钢板，然后要我从乡师党员中选一位字写得好，能刻钢板的同志来建个技术处。经过我与乡师党支部商量，把李钧同志请来承担这个任务。另外，省委又介绍给我两个人：一位交通员，名叫孙洪，他原是济南惠商职业学校的学生；另一位是周绍南，从乡师党员选来（抗日战争中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在战斗中牺牲了）。省委到泰安后，又遇上了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林同志，省委决定由李林同志任交通站的站长。他上任不久，就带着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延安去了。从此，信件的密写和显示工作，由我自己兼做。黎玉同志极为重视这项工作，反复向我交代了保密工作和安全问题。在济南期间，他告诉我，刻钢板和油印工作，必须在夜间进行，避免被敌人发现，钢板和油印机要放在安全的地方掩蔽好。我根据他的指示，把刻板器具和蜡纸埋在我住所的地下，油印机暂时先放在乡师几个党员住的宿舍，刻好蜡纸后交管油印的同志去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李钧同志做了一个箱子，把整套刻板及油印器械装起来，既可随时打开工作，又便于携带转移。李钧同志还在济南东门警察所附近租了几间屋作为机关。在工作之余，与警察攀谈交朋友，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掩护。10月，随省委撤离济南，这套印刷器械也转移到泰安，隐蔽在乡下工作。
黎玉同志对交通员的保密和安全也非常重视，对交通员如何保密，如何携带文件，如何防备敌人检查等等，传授了许多方法。我仅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为证。有一次，我外出巡视工作，随身携带了一份省委给地方党组织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用很薄的纸写的，黎玉同志告诉我，把文件夹在烟盒的锡纸与白纸之间，如果遇上敌人搜身检查时，就把烟盒拿在手中并抽出香烟给检查人员吸，使敌人想不到烟盒里藏有文件。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黎玉同志对省委文件的收藏和管理也非常关心。经常交代我要胆大心细。胆大，就是不要怕敌人，不管敌人有多么强大、凶恶，但终归是要被我们打倒的，要有充分的信心；心细，就是在具体工作上谨慎小心。当时，在我的住处不仅保管着一些文件，而且常有同志到我那里取文件，因此在一天内不止一次地将文件取出和掩藏，所以，黎玉同志特别交代我要注意安全，要防备敌人突然检查户口。有一天，我们就遇到了一次险情，幸而有所防备，才避免发生问题。那是一个下雨天的中午，黎玉、林浩同志到我这里商讨工作。我正一边收藏文件，一边准备午饭，刚刚把文件收藏好，埋在我住的房屋地下，突然有两个警察闯进门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他们又指着黎玉和林浩同志问：“他们俩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我的同学。警察问我们：“现在时局这么紧张，你们不赶快回家，呆在济南干什么?”我们每每回答说：“正在商量这件事。因为没有路费回不去，所以在一起想办法。”警察听了我们的话点了点头说：“好，你们赶快回家吧!”说后便出门走了。待警察走后黎玉同志立刻告诉我说：“ 你这个地方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必须马上搬家。”
我与黎玉同志长期相处中，感到他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革命的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得好。这一点，在1937年下半年准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的形势是：“七七”事变后，敌军占领了平津，接着又分兵南下，津浦铁路沿线是敌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而山东军阀韩复榘虽拥有十万大军，却不战而退，山东省会济南很快沦为敌手。黎玉同志审时度势，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认真传达苏区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北方局关于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领导群众在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山东的党组织在以黎玉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经过恢复和发展，虽有一定基础，但力量还不算强。地区一级的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有：鲁北特委、鲁西北特委、胶东特委、鲁东工委、鲁中工委、淄博矿区工委。直到10月，白子明、江明等同志到济宁、曹县、菏泽一带，建立鲁西南特委。林一山、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同志到长山县，以进步人士、县立中学校长马耀南同志（后加入共产党）为掩护建立了一个游击战争发动基点。县一级党组织建立的更少。有些县只有个别支部、党员、民先队员或救国会员等。不少县还是空白。全省仅有党员2000余名，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动武装起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黎玉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却决心很大，信心很强。他认真分析了山东党组织的状况，虽然在数量上不太多，但质量很高，特别是10月前后从国民党监狱里放出的一批共产党员、中央派来的红军干部，还有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再加上各地农村党的基础，是能够把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省委作了部署．全省分成10个地区，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10个军，具体序列为：鲁北为第一军；鲁西北为第二军；胶东为第三军；泰山地区为第四军；济南以东长山、邹平、桓台、章丘一带为第五军；淄博矿区为第六军；鲁东地区昌邑、潍县一带为第七军；寿光、广饶、博兴一带为第八军；鲁西南为第九军；鲁中沂水、莒县一带为第十军。省委直接领导泰山地区各县的起义，即后来的徂徕山起义。省委在部署组建抗日武装的同时，对新建武装部队的番号、发动起义的时间及枪枝、经费、给养等问题也作了周密的研究。关于番号问题，考虑到当时统一战线的号召，决定暂先不用八路军的番号，而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有的地方则争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抗战人士合作，暂用他们的番号。例如，在鲁西北地区我党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合作，就暂用他们的番号，在鲁西南则用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番号。也有的直接采用八路军的番号，如徂徕山起义的部队就用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番号，鲁东地区的革命武装也用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七和第八支队的番号。
对武装起义的时机问题，黎玉同志和省委也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他们认为起义时间过早，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枪枝弹药也不易取得，起义时间过迟，日军占领了要塞地区，同样会镇压起义部队，而且散落在民间的枪枝弹药会被地方反动势力和土匪抢去。随着伪顽军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妨碍武装起义的顺利进行。因此，省委决定武装起义的时机定在国民党韩复榘的军队开始溃逃，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各地统一行动，揭竿而起。这一时机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各地武装起义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枪枝弹药、粮食、经费的来源，黎玉同志和省委一再指示各地，要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根据“有人出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精神进行募捐。对民间的枪枝可以采取借用方式，并列借据，待抗日战争结束后奉还，对捐献的钱、粮，开列收到条，说明这是支援抗日的爱国行动，应给予表扬和感谢。以四支队为例，成立后就组织了募集队，由社会名流、济南育英中学教师赵笃生同志负责，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筹集物资的困难，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筹集时，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纪律，严禁用强迫、捉人的办法要枪、要钱和要粮，维护了我党我军的威望。部队行军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即经过一些由封建势力把持的村寨时，地主自恃有看家护村的武装，不让部队进村，我们也不强行，一面派人与村内有权势的人士进行谈判，一面在村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说明我们是人民抗日军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不开寨门，我们的部队就驻在围子外面的零星茅舍和小村庄内 从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使部队得到顺利发展。
黎玉同志对部队政治工作非常重视。部队刚组织起来，他就说，我们的部队能不能够巩固，能不能够有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很强的战斗力，关键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好，要发扬老红军的传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要建立政治机关，加强部队党的工作，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还说，我们的部队所以能打胜仗，就是依靠干部、战士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种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建立在干部、战士高度政治觉悟基础上的。根据上述精神，四支队从组建就设政治委员，由黎玉同志亲自担任，设立政治部，由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同志主管，在中队设立政治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在党组织方面，支队设立了特别支部统管全支队党的工作，中队建立支部，统管全连党的工作。部队初建时，党员数量很少，为此，特支制定了在部队中发展党员的计划，要求各中队支部，积极从参加起义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政治部经常组织部队上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共中央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出版了小报，编演了起义的歌曲，组织了宣传队，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鼓舞部队的士气和驻地群众的抗战热情。这一系列措施的贯彻执行，对部队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1938年6月，全省已建立了20万人的抗日武装队伍。部队番号较多：有的叫八路军，有的叫抗日救国军，有的叫抗日先遣队，有的叫抗日义勇军，还有的叫志愿军训团。从总的情况看，部队的素质较好，大都能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示。
1938年3月，黎玉同志去中央汇报山东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听取中央指示，并请求中央增派干部到山东。5月，中央派郭洪涛同志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山东，充实了各部队的领导。6月，根据中央指示，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统一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编为七个支队、两个总队，正式任命了各支队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党的领导。1938年10月下旬，黎玉同志和张经武同志从延安带领近200名干部回到了山东。同年12月底，遵照中央的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纵队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王建安为纵队副指挥，江华为政治部主任，王彬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我党在山东发动组织的武装力量。经过实战锻炼和几次整军，到1940年，正式编为五个正规旅，到1942年．连同地方武装共达6万人，成为山东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这些成就都倾注着黎玉同志的心血。
（三）
在抗日战争时期，黎玉同志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首席代表，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他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参军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众运动，是1942年开始的。当年4月，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从华中到山东来检查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其中之一就是山东没有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基本群众没有发动组织起来。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5月，在黎玉同志主持下，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山东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借贷暂行条例》，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并亲自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生活得到了改善，乡村的政权得到了改造，群众组织、民兵武装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削弱了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提高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1945年初，全省掀起了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有几万青年参军，为大反攻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在解放区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黎玉同志亲自参加并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主持制定了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从此，在山东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黎玉同志十分关心运动的发展情况，经常深入基层调查访问，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指导。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我同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同志住在桓台县城时，黎玉同志到渤海地区视察工作，了解渤海土改的进展情况。我向他作了汇报，他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到1947年7月，仅10个月的时间，处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山东地区，大部已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的农民分到土地。以当时的渤海区为例，全区2.4万个村庄，已有1.6万个村庄进行了土改，分配了土地，占全区村庄总数的70%，而在当时，渤海区的土改在山东各解放区并不属于先进单位。后来，“九一”指示被饶漱石诬蔑为富农路线，黎玉同志为此受到打击迫害，被迫停止了工作。历史证明，山东这一时期的土改运动是有巨大成绩的，不仅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的生活，而且大大地激发了农民保卫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据《山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调查报告》一文的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发动4次参军运动，参军人数达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牲口5万多头，大车2.5万多辆，小车41万多辆，挑子14万多副，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在支前民工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出现了许多模范担架队和运输连。为表彰他们的事迹，政府和部队不但授予了他们锦旗、奖章，而且被命名为“陈毅担架队”和“黎玉运输连”的光荣称号。根据部分史料记载，从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在全省进行的10个较大的战役中，山东人民供应部队（含随军民工）粮食达4亿多斤。其中济南战役，供应粮食1亿6千多万斤，淮海战役供应粮食2亿3千多万斤，渡江战役供应粮食1亿斤。另外，还有数量相当大的柴草、副食、被服和其它器材等等。民兵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毅同志高度评价山东人民支援前线的伟大功绩。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义啊!
黎玉同志同山东人民共同生活、战斗了十二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黎玉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黎玉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