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方局决定，派黎玉同志恢复重建山东省委。他接受任务后，立即离开河北，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奔向山东。刚走到东阿县附近，就遇到两个穿黑衣服的警察要“搜查”，并要抢他的车子。黎玉同志趁其不备，夺路而走。边走边说：“这个破车子还是北京‘九穷’朋友送给我的，怎么能落入贼子之手。”
黎玉同志这里说的“北京“九穷”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头说起。
黎玉同志，原名李兴唐，1906年（清光绪32年）生于山西崞县（1958年改为原平县）东野庄，小名叫玉人。“黎”“李”二字音近，后来就化名为“黎玉”。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崞县中学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李兴唐在“后援会”同我一道工作，一同写标语，一同印发传单，一同到农村去宣传。共同的工作，使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李兴唐在崞中十一班时，已经与同班同学樊炳星、刘葆粹、冯汉英等人组织起一个进步的共同切磋学习的组织“协进社”。刘葆粹于1926年暑假去太原，参加山西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会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带着建党的任务回到崞县。李兴唐经刘葆粹、冯汉英介绍，1926年9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比他晚一个月，从此我们由朋友进而成为同志。1927年暑假前，刘葆粹、冯汉英毕业离校，李兴唐接任了崞县中学党支部书记。1928年3月，我和李兴唐、李三楼、白玉堂、贾荣宗、郭汝璞、张灵轩等7人在学校被捕，解往太原，关押将近两年，始获释放。尔后到达北平，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我们经常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共同买了许多书籍，可是有的人借走常常不还。为了在书上留个记号，确定我跟李兴唐上街去刻图章。
“刻什么字呢？”我边走边问。
“刻个九穷爷吧！”李兴唐说。
“爷字不好听，就刻九穷吧。”我说。李兴唐想了想，同意了这个称呼。9个穷学生嘛，刻这几个字最合适。于是，就刻了个见方一寸多的大印名曰“九穷存书”。从此， “九穷”的称号就传开了。
不久，李兴唐与北平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我们9人中，有几人恢复了组织关系。每星期六晚上，过一次组织生活。一般分三步走，第一步由李兴唐做国内外形势报告，然后大家讨论。第二步，每人汇报一周来的读书情况。第三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一直谈到天明。我们把它叫作“九穷的礼拜六之夜”。
李兴唐和王景泉等人开始都在北平工作，后来，因工作关系离得远了。不过，他们常回北平，回来后，就住在我们宿舍里，我们也特意买点好饭菜给他们吃，有时还请他们到山东饭馆“东泰兴”吃一顿“坛子肉”。在北平他们被捕过几次，但都转托他人营救出来。一次，李兴唐在石家庄被捕后解到北平，关在铁狮子胡同警备司令部。我们听到后就拜托老师王之相先生，找到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万福麟，把他保释出来。以后，他到了唐山和冀南。我们也于1935年毕业，从此，“九穷”就各奔东西，很难聚会了。
我和李兴唐虽然交往甚密，但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太原，一别就是十几年。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太原，有时整个白天不解除警报，人们只有在夜里才能行动。1937年8月间的一天夜晚，我到一家书店买书，想不到在书店里竟碰到了分别多年的李兴唐，他是从延安开会回来路过太原的，我们俩人在新南门里泰安客栈住了一夜。说是住了一夜，实际上是谈了一夜，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再一次见面，已是13年后的1950年了。那时他由上海调到北京，知道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便打电话要我去北京饭店见他，两个人又是名副其实地谈了一夜。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6月底，调我到上海《辞海》编辑所。临行前，我去看了看兴唐，我很惭愧，但他还是和多年前一样，亲切恳挚地问我：
“怎么？犯了点错误?”
我说：“不只是点错误。”
他说：“只要记取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要悲观失望，栽了跟斗，爬起来，继续前进嘛！”我到上海后，一直牢记着他对我的勉励。
1985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苏联诗人叶赛宁讨论会”。会后，同郭汝璞等人去看望兴唐。当时，他身体还不错，只是老多了，行动也有点不便。我们天南地北谈了很多。4个老头子还在一起照了相。我回到上海不久，接到郭汝璞的信，说是兴唐身体不好住院了。以后，郭汝璞不断来信，讲兴唐的病情。1986年5月30日我又接到郭汝璞的来信，信中说： “今（卅）下午探视兴唐，不料已经逝世。自你由京返沪，他住院7个月，备受磨难，结束了革命的一生!……”这个突然传来的噩耗，使我感到十分愕然，无比悲痛!兴唐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失掉这样的优秀党员，这样的忠诚战士，是党的损失。我们失掉了相处多年，比亲兄弟还亲的老同学、老同志、老战友，感到无比悲痛。安息吧!老战友。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发挥自己的余热，在壮丽的四化大厦上多添一块砖，多加一片瓦！（ocr校对：黄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