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降与反投降就是山东目前的新形势
目前山东的抗战形势，显然的是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象斗争的变化中。
一方面是广大的山东民众与一切进步的党派、军队、抗日团体正在亲密的结合着，向着空前的团结与统一、空前的觉醒与奋发、空前的民主与进步而高歌怒吼，千百万的铁拳将要努力的结成一座铁的长城，为坚持敌后山东抗战而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些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的成功，山东全省临时参议会的产生，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全省工、农、青、妇、文、动各界救国联合大会的举行。这种空前的盛举，说明了山东划时代的进步，初步打下了克服妥协投降的基础，宣布了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新纪元。
另一方面是山东投降派正在勾结着进行最卑鄙，最无耻，空前未有的投降勾当。这种妥协投降显明的标志有三个：
第一个标志，就在于山东绝大多数的顽固头子变成了投降分子，与敌人密切的结合起来。这首先表现于这些投降分子与敌人往来上的亲密，一部分在敌人窝里，一部分隐藏在抗日阵线内。以秦启荣来说，除了抗战第一阶段时，其部下许多投敌不论外，其陈三坎，翟超、田正中等接二连三的投敌后，仍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杨锡九、鲍峄山与敌人订立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反复无常之刘桂棠，寿光著匪张景月，以至于何思源、周胜芳，苏鲁边之汤敬等，均派其参谋长代表与敌联络，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次表现于这些投降分子与敌伪统一部署进攻八路军。沈鸿烈所指挥的部队及秦启荣残部，先后于博、莱、蒙一带之双龙峪、黄庄、土门数次进攻，与新泰、蒙阴、莱芜，博山之敌同日同时协同动作，分路合击我八路军。何思源与张景月在铁路北平原，亦采取同时的与敌协同动作，进攻我坚持平原的部队。胶东蔡晋康数次与栖霞、松山之敌小林部协同动作，进攻我蓬莱驻军，以及赵保原、秦毓堂共同配合敌人数次“扫荡”，进攻我掖、招与敌坚持斗争之部队，这都是众目皆睹的铁证。又其次表现，这些投降分子，这些民族叛徒，对抗日民众的大屠杀，其残忍、凶恶比之日寇有过之无不及。莱阳之民先、青救及共产党员20余人被赵保原一气铡死。滕县旧县长捕杀共产党员60余名。鲁南投降派恶绅李子英，捕杀临郯动委会与地方救亡干部数十人。清河、寿光一带，张景月在邢家茅坨村残杀抗日自卫团、救国会民众贺家坤、邢玉梅、吕金等60余名，或用短刀乱刮，或用开水浸灌，以至火烧、刀铡、投井，百般野蛮的刑法加之于抗日民众，是此等投降分子、民族败类、叛徒为敌人服务日益凶恶之铁证。
第二个标志，就在于这些投降分子企图在一个系统下制造一个新的伪组织局面。如果我们把以上的投降分子加以分析，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投降分子原来都是山东省政府所谓“沈主席”亲加委派的专员、保安旅长、行署主任、县长等一些大官。沈鸿烈之如何在鲁南指挥命令各地顽固分子、投降分子进攻八路军，同样的在鲁北、鲁西、鲁东各地省府系统，也一齐向八路军进攻，屠杀民众，与敌结合，这完全是一个整个的投降妥协计划。据沈部属谈，沈等派人到青岛、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活动，以及汪派奸细到省府之活动，已属公开之秘密，又可说明山东新的伪组织局势之背景。这种新的伪组织运动内幕，虽然尚难加以具体了解，但投降派企图实现这一“新局面”，已经是明显的一种事实，而且将来还将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
第三个标志，就在于这些投降分子在各方面散布受降的流言，对于共产党八路军各种花样的攻击。平地生波，生编硬捏，荒唐无稽的污蔑，这是反共派从来就熟悉的一套。但令人惊异的是今天这些说法，完全与敌人五光十色的宣传品许多说法是相同的。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顽固分子的宣传：“敌人挂青天白日旗是投降了我们”，“汪精卫先生的投降是苦肉计”，与一些悲观失望的论调的散播。这绝不是无意的，也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而是投降分子、叛徒自觉的在制造自己投降舆论，来实现他们叛国阴谋。
这种妥协投降成为目前山东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敌寇对我国积极的压力，以及西南国际路线之被割断，由于敌后方坚持抗战之艰苦，由于敌寇之政治阴谋与诱降政策，最后滚到敌人怀抱里去是更加明显，也就使目前山东投降叛敌将成为主要的空前的危险。这些投降分子，这些叛徒内奸，在相持阶段内若不加以肃清，反攻是不会到来的，胜利是遥远的。因而克服妥协投降危难是全山东人民大众的紧要任务，因而反投降在山东便是当前唯一的斗争口号，因而投降与反投降也就是目前山东抗战的新形势。
二、投降分子是由顽固分子转化出来的
第一，投降分子与顽固分子的新变化。顽固分子是顽而不固的，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有变好了的，有变坏了的，变好了的留到后面再说，变坏了的就变成了坚决投降分子，再进而变成为公开的汉奸，像汪精卫之流。目前在顽固分子的阵营内，正酝酿着这种极度的分化，这就是投降分子要从顽固派内蜕化，积极进行妥协投降的活动，这种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顽固派、投降派的本身是属于最动摇的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每逢环境处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们就要有一批分化叛变，投降帝国主义，过去大革命时代证明了，抗战三年来也考验了。目前抗战已经踏上了艰难困苦时期，由于敌人的压力，西南国际路线的被隔断，敌机的狂炸，就使这些坚决反共部分的顽固分子，要进行新的妥协投降活动了，甚至再出现一批汪精卫卖国贼，也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部分顽固派，由于英美帝国主义拉拢日寇政策的失败，德意帝国主义扶持近卫上台的胜利，因而劝降政策将要转移到德意方面。英美已放弃某东力慕尼黑的阴谋下，就使得依附英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顽固分子，暂时亦不至有妥协投降的危险。这些人更鉴于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新形势，鉴于法国资产阶级投降的悲惨及反共反苏的惨重教训，鉴于汪精卫投降后经济利益不能保持，政治权利不能支配，奴颜婢膝，举世辱骂，反共倒退又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与补充、民主运动的大开展等境遇之下，无疑的将要使一些顽固分子重新考虑他们的前途问题，反共气焰有部分降低，倒退的逆流已有部分停止上升，这是目前顽固分子的新形态。这个新形态，虽然还不敢过分的希望，但对敌后方抗战不无好转的影响。
第二，敌后方的顽固分子是不同于大后方的顽固分子。敌后方的顽固分子，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投降分子，敌后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带有更多的投降性。这并不是有意的贬低他们，而是由于这些阶级在敌后方的资财更无法保障，由于敌后方的抗战更加艰苦，在敌人连续“扫荡”下丧失了他们和平的幻想，由于敌人的政治阴谋、诱降政策，是具有更加便利的条件，由于这些顽固派的反共反八路，使敌寇很容易派遣许多臭味相投的反共参谋，更由于目前抗战进入了艰苦阶段，大后方接济上的困难，交通路线上的困难，悲观失望情绪的增长，日益走上了公开投敌与隐蔽投敌的道路。虽然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还不愿意象投降分子那样明目张胆的与敌伪勾结，但在长期抗战之下，仍是非常动摇的。因此，我们把投降分子再称之为顽固分子，已经是落在形势后面了。但顽固分子与投降派，又有其共同性，即是动摇叛变，惧怕革命力量，故在形势的变化中，时常会互相转移，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故不在一定条件之下，把顽固分子与投降派截然分开也是不对的。
目前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所领导的杨锡九、张景月、蔡晋康、赵保原、周胜芳、刘桂棠、郑小隐、梁仲亭、秦毓堂以及石友三等，已经不是顽固分子，而是名副其实的投降分子。
目前这些投降分子，虽然仍隐藏在省政府旗帜之下，这只是为了更便利于投降分子进行其投降活动，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两面性的企图。这正是敌人的政治阴谋“以华治华”在敌后方应用的新形式，是相持阶段中后方困难增加的具体产物。只有他们再不能有隐蔽的立足余地时，或者日寇不需要其两个面目时，才公开的回到伪军组织的老巢。
三、敌后方的反投降与反摩擦
由于形势的发展，投降分子显明的从顽固分子蜕化出来，因而反投降与反摩擦在某种情况下带着不同的意味了，而应该加以新的考查了。目前敌后方的山东，由于绝大多数的顽固分子已经变成了甘心投敌的投降分子，这就使得一般摩擦减低而投降上升。这些投降分子是带着长期投敌的过程，这是目前主要的投降力量。因而反投降的斗争，就成为目前与今后主要的斗争了，反摩擦就降为次要地位，甚至在反投降斗争胜利的过程中，会减少到微弱的一角地位，这就是敌后方抗日进步性的发展。同时也必须请楚的认识，目前山东一些投降分子破坏抗战，制造惨案及其一切胡作非为，也不是过去的制造摩擦了，而属于有计划的投降的勾当了。因此，我们对于山东目前这些明显的投降分子的防范与打击，也不是属于反摩擦的斗争，而是属于反投降的斗争了。过去反摩擦斗争也是带着反投降的意义，今后对于某些顽固分子反共反八路反民主的反摩擦的斗争，仍然带着反投降的性质，但只有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之下，才能区别反投降与反摩擦斗争的不同点。过去的反摩擦，一般的还是自卫的防御。在抗日阵线以内的斗争，是抗日政策的斗争。目前与今后的反投降的斗争，已经不是抗日政策的斗争，已经不是抗日阵线内的斗争，也不仅只限于自卫的意义了，而是对于投降分子友敌勾敌叛国过程中的斗争。应该坚决的清除这些投降分子，以军事政治各种力量积极的予以严重的打击，才能使抗日阵线坚固的团结。但是这种打击，又不同于日伪军，因投降分子在正式宣布投敌之前，尚有最后使其觉悟的一个机会，只要临崖勒马，幡然觉悟，愿意放弃其投敌、勾敌、友敌、叛国的勾当，转到为祖国而斗争的立场上，接受抗日正确方针，共产党与八路军是应以其一贯的“大公无私”、“既往不咎”、“抗日高于一切”的态度，最后争取这些人的回心转意。尤其随时争取被其欺骗的下层，而不能与投降分子一律看待，也是反投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四、我们以坚持抗战正确的方针政策来粉碎投降派多样性的投降
由于投降派的两种面孔，所以他们引导投降，破坏抗战的活动，也还能采用多样的办法。这些多样性的投降，往往还能在抗战基础落后的区域愚弄欺骗民众，我们必须及时的予以坚决的打击。
第一，夹击与反夹击。投降分子的倒行逆施最毒辣的一个办法，便是配合日寇伪军向抗日军队进行军事上的夹击。尤其在敌后方，主要是夹击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夹击是与日寇据点之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或者是遥相呼应，有时是定期同时出击，有时在配合敌人扰乱，有时日寇在先，而投降派随之，有时投降派在先而日寇随后配合。不论其用如何方式，其目的在疲困我，消耗我，而企图歼灭我有生力量。一切抗战军队与人士，应该看清楚这一形势的到来，不应有丝毫害怕困难的心理，应该提高警觉性的认识，不应该麻木不仁，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反夹击，主要的打击及消灭敌人的一面，以粉碎投降派配合敌伪夹击八路军之阴谋。
第二，碉堡与反碉堡。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据点、保守据点，到处进行筑碉堡、修围墙，这种乌龟政策，在敌后方的敌人日益重视而扩张，企图缩小抗日活动区域。目前投降分子正在积极仿效这种碉堡政策，这不简单是恢复封建的堡垒，而是在日寇的意图之下投降派进行投降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为日寇开拓预备据点。因此，拆碉堡，破坏围墙，不但是一切抗日军队经常的工作，而且是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军队反投降毫不能放松的日常的工作。就是要见碉堡就拆，见围墙就破，而且拆、破要彻底，达到再不能利用这些石块重修碉堡，围墙的程度。对于某些非投降的分子，依托碉堡，围墙而保护家乡，应该进行深刻的说服工作，使之自动破坏。
第三，破坏与反破坏。投降分子目前的破坏政策是更加毒辣了，这些破坏的手段施加于抗日军队尤其是八路军，抗日党派，抗日群众团体，抗日的民主政府，并且派遣奸细企图破坏瓦解这些抗日的党、政、军、民的组织。这就不仅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最毒辣的是把这些团体组织及抗日人士报告了日寇。这种破坏，在投降分子的文件中更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这是应该在反投降活动中提高大家的警惕性。我们的反破坏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力量与抗日堡垒，使投降派无能以至溃散。这就要壮大群众的力量，提高党政军民各组织的机构，严密自己的组织，使任何奸细不能混入。在某些区域加强自己的隐蔽，积极破坏日本特务机关，清洗投降分子的点线，唤醒那些被投降分子欺骗的下层群众，这在“犬牙交错”的斗争当中是异常重要的一环。
第四，谣言与反谣言。投降分子根本就没有一点光明正大的理论来进行其投降活动，因此制造谣言，混淆视听、挑拨离间、破坏抗战，便更为目前投降分子一种本领。这种本领是极力模仿他的主子日本强盗的“谣言攻势”。我不必在此引证这些无耻的种种谣言，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再不允许对投降分子的这些谣言采取轻视不理的态度，以为不值一驳的学者观点。这种高傲的态度，就是放任投降分子进行对抗日军队间的挑拨、组织分裂，就是放任投降分子替敌人宣传，破坏国策，削弱民众抗战情绪，引导投降活动。因此，我们目前反谣言的基本方针，是应当广泛的揭发投降派制造谣言是政治的阴谋，应当把每一种谣言与敌寇的宣传、造谣联系起来，去深入的揭发。应当针对每一种谣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揭发暴露，使其任何谣言都难发生任何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加强一般民众的抗日与统一战线的教育，从提高民众的抗日认识与醒觉中，积极彻底根绝投降派之造谣欺骗。
第五，扶持倒退落后势力与教育落后分子。扶持倒退落后势力是投降分子在目前第五个主要的活动目标，最明显的是鼓动与收买一部分落后的“道”、“会”，和一些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土棍，进行破坏抗战建国的工作，破坏抗日根据地。莒县、诸城一带的“万仙会”，在汉奸莫正民与投降分子沈鸿烈等扶持之下，公开倡导“东亚和平”，进攻八路军，破坏一切抗日团体。泰莱边之“红旗会”、在沈、秦等指示之下，公开掩护日寇进攻八路军，倡导加入会门，“不出给养”，“不受皇军欺压”。沂蒙日寇与投降分子郑小隐等亦从诱惑会门首领，密谋活动组织黄旗会、黑旗会、大刀会等，破坏沂蒙根据地的工作。由于山东抗日工作进步之不平衡，由于山东农村封建会门的遗传，投降分子为了扩大投降的社会基础，显然想利用这一弱点实现其阴谋。一切抗日党派、军队、人士，应该澄清这一股逆流，使许多落后的势力变成前进的势力。三年来有许多的道门，深明抗日大义，转到抗日的阵营内，这就应该运用这些成功的经验，继续争取这些会门。目前由于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农村大多数民众更加醒觉，这使克服这一局部的落后势力更有充足的条件。因此，目前应该是以军政的力量限制这些会门的活动，以各抗日救国党派，团体耐心的政治方针，争取广大的会门下层彻底觉悟，广泛的、深入的、经常的在农村、在落后区域，揭发日寇、汉奸，汪贼、投降分子利用会门毒辣的阴谋。只有在少数怙恶不悛之会门首领，在与日寇与投降分子结合着进行破坏抗战工作时，才能予以最坚决的打击，彻底瓦解其组织后，仍以宽大为怀，争取重觉悟过来。
第六，投降派以百般的方法威胁诱惑中间势力，中间力量还是山东目前抗战阵营中主要力量的一种。投降派以特务机关、以封建拉拢、以高官厚禄、以派遣工作团、以挑拨离间方法，在中间势力的上层与下层中，在地方与军队中，进行其威胁诱惑的阴谋，散布一些谬论。这种阴谋，就是要离间上下关系，挑拨与八路军及一切抗日军民的感情，利诱走上反共、反八路、反民主，反进步的立场，埋藏投降的种子，与汉奸结合，分化抗日部队，分批抗敌。我们应该严防这种阴谋，打击这种阴谋，应该随时随地争取中间势力，严密注意这些投降分子的接近与混入，以友好态度劝告中间势力纠正其局部的恶化分子，以公正的互助互让的立场，解决个别的摩擦现象，以至彻底消除友军之间的一些隔膜。
五、团结到底是反投降的主要武器
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团结到底》的论文，是克服妥协投降、领导抗战胜利的重要文献，山东共产党人与山东八路军应毫无保留的去执行这个文献。在山东投降派日益明目张胆地进行投降活动的阶段上，我们必须使光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飘扬在任何角落上，必须使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到底，更具体地说，要团结到底，要坚持统一战线到底，这就是要：
第一，必须抗战到底，坚持山东游击战争到底。凡是能够坚持抗战的人士，都应争取团结到底。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
第二，必须取消“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才能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凡是坚决的反共、反八路的分子，他必然是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分子，我们要反对到底，才能抗战到底。目前要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应该根绝这个亡国的政策，山东一些被迫而反共限共的分子，应该大胆的回头，才能团结到底。
第三，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这就是要继续组织发展一些无组织的广大群众，把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到一切抗日的团体。其次，对于一切尚能抗日的人，都应采取团结的政策，只要不是坚决投降与坚决反共的人，以及那些被反共分子、投降分子蒙蔽欺骗的人，或被迫的人，或是一时之错，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离开反共的污池，绝不能与坚决的反共分子、投降分子一同看待，也绝不许以苛刻的条件与要求对待这些人。谁要拒绝这些政策，谁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有坚决的投降分子，才不惜采用任何方式去予以严厉制裁与打击．请求国府与战区司令部依法制裁这些分子，不应姑息养奸。同时，一切民众对于破坏抗战、投降显著、祸国殃民的分子，人人有得而诛之的责任。投降分子只有在彻底改过悔悟之后，才能予以自新之路。
第四，山东坚持抗战的部队要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山东抗战以来的部队：由于反共分子、投降分子罪恶的行为，日益分化为抗日的与投降的二种力量。投降的力量在沈鸿烈省府系统之下，倒行逆施的结果，走上投降、分化，削弱的过程，成为众矢之的；这就要东北军与八路军及其他坚持抗战的部队更进一步的团结，支持山东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二年来东北军与八路军是团结的，但由于顽固分子、反共分子、投降分子的阴谋，使东北军个别的下层与八路军出现误会以至小的摩擦，是应该引起双方加以检讨与纠正的。共产党、八路军始终坚持过去的友好，始终诚心诚意的对待一切抗日的友军，对于“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再一次的声明，我们早巳坚决的执行了这一统一战线的政策。山东八路军在过去与今后依然会坚决拥护于总司令的统一指挥，而且成为作战的模范。我们希望大家仍本一贯的友好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让步，互相谅解，及时的消除一些局部的误会，以团结到底的精神来坚持山东抗战，克服山东投降分子的妥协投降的危险。 （1940.8.16黎玉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 ocr校对/申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