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穷”的来历
什么叫做“九穷”？简单说是9个上北平大学的穷学生：他们出现在1929年秋冬之际和本世纪的30年代。那年月“穷”学生，就是指家境贫寒，上不起大学的。但是，“九穷”的“穷”，还不等于乡下的穷人——贫雇农人家。虽然也有家境较贫困的贫下中农子弟孙鹏云，但一般属于上中农、富农兼商人的人家。然而到北平（北京）上学念书，是感到拮据不富裕的，比起许多大学生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象个大学生。不过，到了大学本科，就可以得到山西政府每年100元的助学金。他们津贴大学生的目的，是为了网罗一批为旧政府服务的人才。对于穷学生来说，有了100元就可对付上学的困难。当时有一部分穷学生敢于来北京考大学，就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当然有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到山西为阎锡山服务去了。而“九穷”则不然，不是为了山西，更不是为了旧社会，而是为了新社会的诞生支配自己的思想。
但“九穷”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有共同理想，互相帮助，互相砥砺的一个生活集团。“九穷”是崞县（现在的原平县）的王景泉、李兴唐、李三楼、李毓珍、李克让、孙鹏云、郭汝璞、张灵轩、贾荣宗。”九穷”的故居分布在崞县的一区、二区、三区。王景泉是崞县中学十班学生，来北平较早的。随后在1929年夏秋之际，李兴唐、郭汝璞（改名郭从周）考上了北平大学法学院，先买了汽炉子自己做饭。接着李三楼、李毓珍、贾荣宗（改名贾全祥）、张灵轩（改为张树槐）．由我通知于秋冬之际到达北平考上法学院补充招考班。1930年王景泉又通知孙鹏云（又名孙抟九），李三楼通知李克让来京，孙抟九把太原兵工厂百多元高薪职务辞掉，和李克让考了法学院。9人都住在北平西城李阁老胡同，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三院。那时学院，每人一个单间房子，我们住2个人。学院管理松懈，所以孙鹏云、李克让都住在一起，于是大家一齐动手做饭，一块吃饭．寄来钱都先交伙食费，然后买点进步的书，后来轮流值日做饭。还找了个太仆寺街东太兴饭馆，忙时就到那里吃饭，吃的是烧饼、大饼、酸辣汤、高汤之类价廉的饭菜。后来有了信用了，就可以赊帐吃饭。所以我们在生活上不感到十分困苦．而是充满着一种愉快的活力。
（二）“九穷”在监狱中的斗争（略）
（三）“九穷”在学校中对党的支持
我和“九穷”是革命的友谊，也是同学的情谊。但“九穷”这个小集体，在本质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虽然对共产主义有一些粗浅的理解，但毕竟还是带着寒热病、动摇性的，这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时白色恐怖严重，一批一批的革命先烈走上了断头台，或者被投入了监牢里。因之有些人就退一步以埋头读书为主，成为了革命的同情者。这在一些知识分子的阶层中是常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做一个同情者在世上也是比较好的。1931年，由于革命的需要，我离开了北平。虽然有时同“九穷”朋友接触一下，但是少得很了。我对他们的一些人继续努力上学攻读俄文，研究理论，也用心思索这个问题，觉得总会有点用处的。革命实践的事，不要勉强，要看得远些，能贡献什么就贡献什么。我们的战线总是宽广的，有军事战线、政治战线、组织战线、宣传战线、文艺战线、理论战线、思想战线、青年战线、统一战线、工厂战线、农村战线、教育战线、救济后勤战线，等等。能够在那一个战线上出一把力都是好的，有用的。当然那时候党的战线一般是“左”得厉害，是冒险主义，又是关门主义，把许多战线都放弃了，所以实际上路子是不宽的。我当时认为他们学俄文是有用的，因为苏联十月革命正沿着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方面，他们在“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掀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一浪高似一浪。首先是北平各大学学生和华北、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学生南下请愿示威这一行动。那时我正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定一带，广泛地组织学生到农村开展这一运动。我在北平时，把法学院的“九穷”当成党的附属机关。我当时是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市委总要是开会和接头，找一个可靠的地点，那“九穷”的宿舍有好几个可随便用，哪一个都是安全的，方便的。有时有的同志还没有吃饭，便到“九穷”的预备小饭馆东太兴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那里还能起到没有牌子的招待所的作用。由我派出去的同志，譬如到门头沟搞煤矿工人工作的同志要定期回来一块研究工作，那“九穷”的宿舍、自炊饭厅就是很方便的不收费的招待所。他们也起了革命的“互济会”的作用，或者是一些前线同志的“后援会”。我在1930年8月1日奉命带洋车夫工会参加和平门外的游行示威，并带上“九穷”成员张树槐和青年团员白土魁（又名白坚，法学院同学，陕北人，以后是一机部的副部长）一块去。游行示威是反对蒋阎军阀混战，庆祝红军胜利，由于组织方式有问题，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高潮的时候，致使参加的人绝大部分被捕了。那时候正是阎锡山的师长、崞县人李服膺当北平警备司令，后来是楚溪青。我和张树槐、白坚被捕后从北平警察局送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过堂审问时，我没有承认，他们没有抓到证据。随后我就写信告诉了“九穷”。他们就托老乡到北平警备司令部说明我和张树槐是去探亲访友的，碰上了游行队伍，也就在混乱中一起被捕了。这一着，果然起了作用，我提前释放了。我出来后把张树槐、白坚两个也保出来。当时，老阎因蒋介石和张学良南北夹攻下要准备撤退了，我们趁此良机又把许多同志保了出来，东太兴饭馆就是我们保人的铺保。还有一次是在1932年，我在河北石家庄（现在的省会）特委机关内被捕，转解到天津又转押到北平一一东北军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看守处。那时我伪装医生的学徒，官司到了“无罪释放”的前期，我写信给“九穷”朋友们，他们给我送了棉衣和零用钱，并找到了东北籍老师、俄文教授王之相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又托与卫戍总司令王树常关系密切的万福麟将军活动。万说：“只要为了抗日，就是共产党我也敢保。”因此我又得到早日释放。这都是“九穷”朋友们努力营救的，铺保还是东太兴饭馆。我说他们又是我从事革命的“后援会”，他们为革命出了一把力，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记录了他们的功劳和贡献。
（四）“九穷”个人成就情况简述
“九穷”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小名词，他们有的为革命事业捐躯了，有的成了教授、学者、翻译家，早已不“穷”了，但也不是富翁。他们现在是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领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工资。他们在毕业后大致的情况是：
王景泉同志，从工作时就改名为张维翰了。他在学院学了点英文、德文、法文，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1932年毕业后，他父亲希望他回太原做点阔差事，他本来也可以利用他学习的专长作点进步的文化事业，但他也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北平找到了我的战友在北平门头沟下煤矿工作的刘宏勋同志，他毅然决然去下井背煤，做煤矿工人工作，并且参加了党。1933年春我在北平出狱后，组织上派我到唐山作市委主要领导工作（主要是开滦五矿的工作），他要求随同我一起去，我同意，报河北省委，经商量后，就决定了他一同去。我和他到了唐山林西煤矿，在当时党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我和他打入矿工中进行工作。下煤矿是不容易找到的工作，虽然很苦，我两都很高兴，因为和工人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发展党员，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小组。在当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工作扎根在工人群众之中，党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成员。后来派他回北平与河北省委接头，不幸那个通信接头机关已破坏，并且叛变了，因之被捕，判刑8年，解到南京监狱坐牢，直到“七七”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营救出来，后回到山西担任过平顺县长、专员。解放后到北京任中财委劳动局长、劳动部保护司司长，后又任石油部司长，不久又担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担任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1966年叉调任八机部华北拖拉机公司党委书记兼天津拖拉机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尽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年龄已过古稀，但身体健壮，斗志昂扬。
张树槐同志是“九穷”中最年轻的一个。我记得他是崞县袁家庄人，第一次和我们一块被捕时才17岁，那是在1928年。1930年他参加了北平的“八一”游行示威又被捕了。1931年“九一八”他和“九穷”一起又参加了南下请愿。在南下前参加北平学生卧轨三天的斗争。1937年前后他在北平参加了我党的“华北社会部联络局”地下活动，1942年被捕，经过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被日军“1407”部队军法处判刑4年。在监狱中，他除和难友们串通活动外还不忘学习俄文。每次家属探监送粥，粥里就藏着《国际消息》和撕开的《俄文字典》，他在一年中背了一部《俄文字典》。1944年，日军要从监狱囚犯中挑一批政治犯到日本北海道矿山做苦工，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被认为合格，就被送到了日本北海道做苦工，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虐待，每顿饭只有一个稻糖园子，冬季就穿着一身单衣睡稻草地铺，无被褥。他和朝鲜的劳工商量，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料走漏了风声，以策划破坏矿山为罪名判了死刑，幸好赶上日本投降，未执行，过了半年才由美国船把中国劳工送回来。回来时已经被折腾得不象个人样了，遍体鳞伤，眼睛到晚上就看不见了。为了生活下去，他和几个朋友编了一本杂志《世界与中国》。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要在“第二战线”进行“围剿”，在北平城内到处搜捕，1948年张树槐同志（即张灵轩）又被关进原先日本人占领时的那个监狱（北京炮局胡同）。国民党反动派比起日本人来并不逊色，而且更加残暴，不让家属探亲，不让见面，也不让送衣服，世界上的反动派都是一丘之貉，哪里有什么人道主义。幸亏人民解放军围攻北平城，国民党手忙脚乱什么也顾不上了，这些政治犯才跑了出来。由于多年来经受了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树槐同志的身体已不能支持，后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同志派崔月犁同志把树槐同志送往医院治疗，组织上千方百计抢救他的生命，结果还是医治无效，于1950年5月2日与世长辞，享年39岁。呜呼衰哉！多年来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割断了我们的联系，音信断绝。真是“天南海北无音讯，京华传言欲断魂。回忆‘九穷’多少事，佳弟肝胆照人心。”以此悼念树槐同志千古。
李三楼同志是崞县上阳武村人，从中共崞县特别支部工作时起，就是亲密的战友。他在参加南京示威请愿后，俄文学得很好，向往着苏联社会主义，曾经冒险路经内蒙绥远准备到苏联去，不料无法越过边境，只好返回。1937年日军．侵华，他就和李克让同志毅然参加了三五九旅，1940年任教导大队政委。1942年任晋绥军区司令部联络科长。1945年任晋绥军区野战军第二旅供给部政委。1947年因病去逝。他在部队时一向生活艰苦，对家属孩子也一样严格要求。
李克让同志，于1937年4月间参加我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九团，8月参加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工作团，同李三楼、邢志尚、唐云生等同志一起在崞县一些地区为抗战动员、筹划给养，培养干部，建立抗日政权，并组织抗日义勇军一个营编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以及随后在三五九旅政治部又作教育干事，以后在支队任民运股的副股长，参加反顽战役和百团大战以后又在八路军晋绥二分区任武装部长兼七支队政治处主任，还领导过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1946年起任第三军第七师供给部的副政委，并参加集宁、丰镇、大同战役，解放宁武、崞县的战斗。1949年随军西征解放河西走廊，留甘肃酒泉地区，在敦煌、酒泉等地做过县长、县委书记、地委秘书长，参加剿匪、反霸、土改、肃反和三大改造等地方工作。1955年任甘肃省林业局局长。1959年任农业部兰州兽医生物药品厂党委书记。“文革”被斗，靠边休息。1977年离职休养。这是李克让同志的简历，有他自己的回忆可参考。他是一个艰苦朴素、扎扎实实工作的好干部。
李毓珍、郭从周、贾全祥3个人。他们对俄文都学得不错，都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也翻译了俄文书籍及俄文资料。在学校时他们3个和张树槐就把列宁的《论民族问题》、《论合作制》翻译出版了。尤其是李毓珍，做了多年大学教授，在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担任俄文教授。他翻译的俄国古典文学名著如《普希金诗集》、《莱蒙托夫诗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等和文章（详见《中国文学家辞典》）。后来调上海参加《辞海》编辑。现在他在上海离职休息，整理俄文古典文学。郭从周在抗战期间在山西、河南、陕西当过战地新闻记者，作些进步的报道。建国后在人民出版社作编辑工作，也翻译了和出版了很多俄文书籍，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危机问题》、《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教育学原理》等等。贾全祥在抗战期间走过相反的道路，对人民是有罪的，解放后尚能主动向人民政府交待，痛改前非，因之参加了科学研究机构，在四川的科技情报研究所作翻译工作，积极认真，得到好评。他翻译出版了《巴甫洛夫选集》。毛主席曾说过：“有了错，允许改，改了就好了”。所以过去的“九穷”也就原谅他，不再计较他的过去了。
最后再提到孙鹏云（孙抟九），他在本县先是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他还给农村人家在墙围子上画画写字，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深入到群众中一种表现，颇得群众好评。
“九穷”的史话写得也不算短了，应该结束了，有的同志说，你应该把你自己再写一点。我觉得再写就未免太长了，将来有机会再写呀。我在这里只好概括几句，我从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夜，整整12年是在白色恐怖区域，即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区域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时在城市如北平、天津、济南等城市，有时在矿山如唐山开滦、门头沟，有时在农村城镇如石家庄、正定、邯郸、安阳、鲁西濮县、范县等地，在这些地区当过煤矿工人，为组织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同时把领导斗争的核心——党的组织恢复整顿、发展起来。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发动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和同志们一起组织山东四面八方的抗日武装起义，队伍浩浩荡荡，为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山东鲁南区，在罗荣恒同志统一指挥下更加壮大和发展了山东八路军和山东抗日根据地。随后和新四军汇合在一起，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建国后又分配在机械部门进行工作。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我受尽了残酷的迫害。现在我年过古稀，已退到二线和三线，抽时间写点回忆录。我在最后用几句话概括了我自己，作为陪衬，这算为党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是个人应尽之责。
“九穷”史话，把“九穷”各个人的轮廓大体都写了，当然很不够，待以后需要时再由他们补写吧。我的回忆多亏了郭从周、李克让、王秀清等同志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在此谢谢他们。
黎玉1982年1月15日初稿3月30日修改于友谊医院
注：原平县志编辑同志，要我给县委写一篇关于“九穷”的情况，于是我给尚活着的“九穷”同志们写信，转告县志编辑同志们的希望。他们有的来了信。因此，我对“九穷”的情况，积累了一些宝贵的资料。何况我也是“九穷”的一员，和他们象亲兄弟般地共同生活过几年。虽然我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比他们早一点，但也和“九穷”的其他弟兄们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接触，尤其在1934年以前是这样的。所以在主要方面我也能回忆一点片断。根据上述情况，我将主要的生活写成“九穷”史话。
“九穷”合影(1930年)
后排左起：郭从周（郭汝璞）、王景泉（张维翰）、李克让、贾荣宗、张树槐。
前排左起：李三楼、孙鹏云、李兴唐（黎玉）、李毓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