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母亲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县石横镇一个地主家庭，姥爷是中医，家里开有药铺。母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却起名叫“八”，意寓女孩太多了。母亲五岁时被迫逼着缠了脚，从此趾骨断裂，后来母亲放了脚，小脚姆指再也未能伸展。姥爷送舅舅们上中学，上大学，而仅让母亲读了一年书，常常骂母亲是“赔钱货”。为了攀龙附凤，在母亲十几岁时将母亲许配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地主老头当续弦，母亲还未过门，这个老头就死了，母亲成了“望门寡”。姥姥很善良，疼爱母亲，但与母亲一样在家里没有地位，因为姥爷又娶了别的女人。母亲在这种被压抑的屈辱环境早长大。
当母亲再一次将被指配给有钱的老头时，母亲选择了林姓的年轻读书人，姥姥挺身而出，支持女儿，终于成就了与父亲的姻缘。林家当时是东平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有几百亩地，爷爷是清朝的贡生1906年清廷废除了科举，爷爷未能考取功名，平时奶奶管家。父亲有兄妹六人，加上嫂子，侄儿侄女，一大家子十多口人。母亲婚后伺奉祖父祖母，学习持家做家务，在父亲的影响下，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渐有开放。
当卢沟桥的炮火声响起时，父亲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母亲也经历了战乱，颠沛、丧女之痛。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平县城，在逃难避乱中，母亲的第二个孩子未满周岁因病夭折了，给母亲留下了深深有创伤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1938年秋，聊城战役后，范筑先等壮烈殉国，母亲长时间没有得到在鲁西北战场上的父亲的消息，有人传说父亲已经牺牲，母亲不相信，在痛苦的煎熬和长期的等待中，每天爬上石横的小山岗，向聊城的方向眺望。痛苦磨炼了母亲的意志，催生了母亲参加抗战的渴望。1939年秋，母亲冲破家庭的束缚，在二伯父的陪同下，去东平县梁村参加了八路军，承担了五区妇女工作。母亲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热情迸发了出来，由于工作积极，一个月后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母亲调至东平湖西，后来当了东平县妇女生活部部长。1941年秋，母亲先调到聊城新民主出版社，后又调专署作妇女工作，1943年秋冬之际，母亲调至南华县永华区工作，直至1948年秋南下。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中，母亲不畏枪林弹雨，不畏风雪饥寒，跋山涉水，始终跟着党，战斗在敌后，在敌人碉堡林立，“铁壁合围”。“三光政策”、饥饿灾荒面前，母亲历经千难万苦，但她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始终紧密地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八年抗战，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终于取得胜利。但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突袭我中原野战军，为了配合中原大军突围，刘邓大军主动发起了陇海战役。父亲与母亲参加到支援前线的斗争中。在我出生的前两天，母亲还在组织妇女摊煎饼，做军鞋，生我的前一天，母亲休息了下来，为父亲赶做了一双鞋。当我迎着陇海战役隆隆的炮声呱呱坠地时，母亲用哥哥的衣衫和小被将我包裹起来。在随后四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在母亲瘦弱的脊背上，随母亲辗转。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带着我，这时大哥则由他的干娘左大娘照顾。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后，冀鲁豫根据地的土改和整党出现了“左”的偏差，父亲被撤销了县委书记等职务，母亲在整党中也受到了批判，母亲被整得几乎跳井。党内斗争的复杂和严酷，没能消蚀母亲对革命的追求、对党的忠贞，母亲在政治上更加成就，更加坚强。在此后的各种政治风浪中，在文化革命的浩劫中，母亲始终操持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父亲甘苦同当患难与共，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时，父亲奉调南下，赴鄂豫陕开辟新区。母亲积极地支持父亲的调动，独自承担起对孩子的养育。1948年秋，母亲奉命随军南下，千里行军，路途遥遥，居无定所，三个孩子怎么办？将小女儿送人？母亲犹豫着。母亲曾经历过失去孩子的痛苦，母亲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南下前夕，大哥回到母亲的身旁，由于大哥的脚被高粱茬子穿透而感染，脚红肿及象个大馍头，组织上给大哥配备了一匹小马，母亲用布把我绑在背上，带着照顾二哥的左大娘，随兵工厂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这时母亲是兵工厂的政治协理员。一路行军，或乘牛车。晚上休息时母亲借老百姓的门板做床，或铺些麦秸、 黍秫秸睡觉。经河南鲁山、浙江抵达湖北郧阳，母亲与父亲汇合了。大哥的脚伤渐渐好转，这时大哥参加了西进大队，跟随父亲由郧阳经安康，一路行军，抵达汉中。1949年年底，汉中全境解放。
母亲带着我和二哥，乘船沿汉江逆流而上，抵达汉中，这时我已有了记忆。母亲带着我去汉中地委转组织关系，带着我和二哥参加北校场的群众大会......，这时母亲在专署妇联工作。1950年的“六一”儿童节，母亲召集妇联同志们的孩子照集体像，留下我和二哥幼年时的第一张照片。1951年小妹妹出生。后来母亲调至汉中地区人民医院任政治协理员，我和二哥自己养大的心爱的小白兔给医院做实验。1955年春，母亲随父亲调至西安工作，先后在省财粮贸办公室、省供销社、省商业厅工作。1960年冬又随父亲调回汉中，母亲担任了汉中地区卫生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直至退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父亲作为陕西省的副省长兼延安地委书记受到冲击，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受到批斗，后又被军管，停发工资，每月仅发二十几元的生活费。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房子被没收，被迫几次搬家。全家的生活也仅靠母亲近70元的退休金维持，母亲仍坚持每月给正在上大学的我寄20元生活费，不愿给我增加精神上的负担。1969年夏，我从学校回家探亲，这时二哥从西安市教育局下放到延安，小妹作为知识青年也下乡了，父亲被军管也失去了人身自由，母亲带着两个孙子苦苦的支撑着这个家。母亲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买最便宜的菜吃，枕巾破了就用块布代替。那时物资匮乏，凭票供应的一点鸡蛋也全部留给了年仅一岁的孙子全全。在文革的逆境中，母亲面对屈辱、困顿和对运动发展方向的未知，内心有困惑、有焦虑，但更多的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对革命的忠诚，对父亲的信任。母亲对我说：“运动后期，如果你们的爸爸被打成反革命，我也不会和你们的爸爸离婚，妈妈和爸爸会一直在一起。即使你们的爸爸成了反革命，你们对党的感情也不能改变，不应改变”。母亲廋弱多病的体内，有着一颗忠贞、坚强的心。在风雨飘摇中，母亲豁达的看待许多人和事，坚韧地守护着这个家。对我而言，不论家搬到何处陋室，只要有母亲在，我们就有一个温暖的家，母亲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
回想解放初期，父母借来了爷爷奶奶，堂姐堂哥四人也陆续来到父母身边，加上我们兄妹四人，我们的家成了 一个大家庭。母亲为这个家操心操劳，每逢吃饭，母亲都将好吃点的菜，有限的一点肉、蛋，放在爷爷奶奶的桌旁，并悄悄地告诫我们，不要在爷爷奶奶面前的盘子里动筷子。堂哥堂姐们愿上学的都供他们上学，不愿上学的就供他们就业，记得解放初刚实行工资制时，母亲自己还用着洗的发白的粗布被面，母亲为刚来到身边、即将到农校上学的雨文姐购置了新被面，被面上红色的牡丹花，配着绿叶，十分好看。我很不满，一边哭，一边嚷嚷着说：“妈妈偏心，光给我姐买，不给我买”。那时幼稚的我，不理解母亲克己惠人的心。母亲以广阔的胸怀接纳着众多亲戚：雨文、承璋、承标、雨华、得麻风病的承信、奶奶娘家的侄孙侯宪纪，以及他的孩子小兰等。甚至文革中，在自己已经很窘迫的情况下，仍对前来求助，正在上学的宪纪儿子给以一些力所能及的资助。母亲善良、无私、真诚待人。在家里，母亲总是把爷爷奶奶、父亲放在第一位，其后是孩子们，最后才是自己。母亲辛劳善良、克己惠人的优良品质，至今仍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回朔母亲对我们的脯育、教养，回朔以往或温馨、或艰难的岁月。母亲的形象历历在目，母亲是我们的好妈妈，是父亲的好伴侣、好战友，更是一个好党员，一个人民的好儿女。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010年是父亲和母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刻，父亲的《秋实录》已正式出版，我谨以此文纪念母亲诞辰一百周年。
陇海201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