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我到十二团（团部撤消）二营（直属军分区）任营政委不久，奉军分区命令率我营一个连 (先是四连，后是六连替换) 加上泰历县大队副政委张正德同志率县大队一个连开辟 “川村实验区”。
专署粮食科长亓伟，军分区保卫科长兼专署公安局副局长槐亚东等也一道随行。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林乎加亲自向我们交待任务。
他说，抗战初期我们在会门问题上有错误。他们武装对抗我们，我们也用武装对付他们，并称他们是 “会匪”。中央发现这一问题后指出，会门问题实际上还是农民问题，不能用武力对待他们，更不能称 “会匪”。这样认识和改正错误之后，硬的办法不能用了，用软的办法还是进不去，日伪乘机在泰莱边这一带搞了个 “川村实验区”。现在算来已经三四年了。里面的情况究竟怎样，很不清楚。
他明确由我负责这次行动，要求我们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先进去活动一下，根据具体情况开辟工作。
于是，我们在政策、纪律、军事活动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对部队做了深入的动员和细致的准备工作。
如在军事行动上，为了防止被敌人袭击，决定进入后昼伏夜出，注意封锁消息；以 “三点一线” 或 “三点三角”的方式分小部队分散宿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一旦被袭可首尾相顾；宿营地点随时变动，以防被敌人掌握规律等等。
我们很小心地进入后，发现：正因为“和平共处”了四五年互无接触，里面是平静麻痹的。
我们很快即摸清了基本情况：在我们改正错误后进不去了，日寇就以大特务川村为主搞所谓“实验区”，在人力物力上不搞掠夺，也不派兵“扫荡”骚扰，妄图建一个“王道乐土”的宣传样板。
战争已经打了六七年，有的村里群众还没见过兵，哪一方面的兵也没见过。
里面有个“硬拳道”最大的宫即徐家楼，宫长姓徐，很顽固。原来我们部队打过一次，未打下来，有两个战士掉在壕沟里被他们捉住，吊在树上剖腹挖肝，牺牲得很惨。平时捉住过路的小商贩，硬说是八路探子，说杀就杀。
经研究，我们决定先对徐家楼采取行动。一天黄昏，按照我们预先研究的方案，部队将徐家楼村包围起来，然后喊话，要求进入。对方不让我们进，我们即让其派代表出来谈谈。
出来十几个人都端着明晃晃的红缨枪,围着我站了一圈。我也不示弱,斥责他们要谈就谈,要打也可以。说着，我回身指着我们的机枪让他们看，他们的气焰才稍微有点收敛。
双方开始谈。其中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讲了一通他们“硬拳道”保境安民之类的鬼话。我驳斥说：日本鬼子占了我们半个中国，有血性、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忍受？你们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净按他们的眼色行事。保的什么境？安的哪家民！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战，哪里有敌人就可以到哪里活动。为什么不能进你们徐家楼。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即推说他不主事，回去和宫长商量。结果回去再也不出来了，还是不让进。我和张正德同志一商议，决定按原计划“强行和平进入”。因村子大，就先向部队下通知，约定以村边庙里的钟声为号。
钟声一响，四面八方统一动作，部队就进去了。他们没有抵抗，双方没有伤亡，但宫长找不到了。我们分析可能是跑了或者藏起来了。因情况紧张不宜久留，我们将他们宫本部的炮楼烧毁，向群众简短地进行了抗日宣传，遂即率部队撤出。
事后我的通讯员说：“当时好险呀！看他们那个样子，真捅你一下就糟糕了！”
按原定计划，撤出徐家楼后部队分散转移，以防止敌人袭击。
当天拂晓，我带一个排到了徐家楼北面的高北庄。我们部队原在这一带敌活动过，在该村住过。村长鞠躬哈腰很客气地给我们安排了食宿。
中午前后，从范镇出动的十几个日军、几十名伪军尾追而来。
不得已，我们打了个在当时少有形式的战斗---大白天在敌占区守围子。
这个村有围子和碉堡，我们决心坚守到天黑再设法转移。因为大白天在平原开阔地不好突围。结果未打到天黑，只打了个把小时，就毙伤他们好几个，其中包括他们的指挥官—日军小队长。于是他们即匆匆败阵而逃。当时的伪军，就是所谓“中山学校”的学生，没有多少战斗力。
我们无一伤亡，天黑后从容转移。这一炮打响了，局面打开了。原来，徐家楼宫长有个黄大褂，上面有二个洞，各村传看说是子弹打的，自己“刀枪不入”，吹得神乎其神。在这一带很有影响。这回也不神了。敌伪震惊，群众振奋。
从此，我们除了祝阳、范镇敌据点外，到处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展活动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严密谨慎地行动，行止不定，防止遭敌袭击。事实上再也未受到袭击。
我将情况写信报告林政委。林政委回信中说他已经听说了我们的情况，群众中流传着 “八路军来了天兵天将，自东南方向而来” 的说法。实际上，我们是从北面进去的。祝阳伪据点的一个文书，名字忘记了，家住在我们已经活动的村庄，在和我们的接触中表现不错，逐渐成了我们的“关系”。
不久，他邀我到祝阳据点他们那里“看看谈谈”。我考虑到，我们去过他家，从他自身安全来说，谅他不敢有诈，若不去则会被认为对他不信任，或是胆怯，影响进一步争取。于是我决定进去一趟。
为防万一，我把部队带到祝阳附近隐蔽布置好，告诉指导员吕茂堂（时已换成六连即吕茂堂连），部队作好打的准备，若黄昏前我回不来，你们即可“开打”，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这样，我只身一人化装成商人模样，进了祝阳，真地“看看谈谈”了一番。除了联络“关系”进行宣传教育以外，就便做了侦察工作。大约下午四时左右，我安全返回部队。
事后听那个“关系”说，我走后他们伪军都议论，说刚才来的不是个买卖人，一定是个八路的“大官”。
此后不久，林政委又向我交待任务：祝阳的伪军中队长与我们有关系（以前我未听说），敌工部门已和他谈好，让他最近起义。命我率部队去先把祝阳包围起来，如果他起义，就予以接应，如果情况有变，就硬打，由我 “机动处置”。总之，要把祝阳伪据点拔掉。我、张正德、槐亚东率部队按计划作好充分准备后出发。完成包围之后喊话，那个伪中队长果然变了卦。他诡称“现在时机不成熟”，要到日本投降时再做“反攻先锋”，拒不执行起义命令。
我们只好坚决打了。结果终于把据点拿下来了。
伪中队长被捉住了，可我们也有伤亡。
当时天气很热，我喊话喊得嗓子都哑了。
后来敌工部门有个检讨：对这个“关系”估计不足，多少有点受骗。
但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一仗之后局面更进一步打开了。
我们到“川村实验区”活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征粮。专署粮食科长亓伟随同我们行动即是这一目的。当时我们根据地正是粮荒最严重的时候，部队和群众都吃不上饭，部队即“分散就食”，同时到敌占区征集粮食。
实验区是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好，再加上五六年的“世外桃源”，形成了显著的“地富民丰”。
我们活动开以后除了调查、宣传等之外主要就是“借粮”，以接济根据地的军民饥荒。
那一带我们打的白条不少，也不知以后怎样处理的。
记得李家焕庄有个大地主，祖上做过清朝的大官，十分富有，全家住在有碉堡的围子里。
围子外面的房子由佃户住，同时守护围子。
我们第一次去还是先包围起来喊话，没遇什么反抗就进了围子。
进去一看，好些房子里满是粮食，鸡鸭鹅猪养得又多又肥，干部战士见了都很惊奇。
那个时候我们部队的习惯，见了年龄大的妇女都称呼大嫂或大娘。
可是庄里有一个老年妇女不管我们叫大嫂还是叫大娘都不答应。
后来才知道是大地主家的女儿，没有门当户对的人家，姑娘嫁不出去而老在家里。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我们。
我们不吃，说后方同志们都在挨饿，这样好的饭菜我们吃不下。然后向她宣传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道理，由亓伟同志出面借粮。
那次“借”得很痛快。
地主也怕我们在这里住下给她惹祸。
过一段时间再去“借”时，吕茂堂同志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也得“借”，后边的同志还在挨饿嘛！他是地主，不“借”他“借”谁！
仍然“借”得挺痛快，具体数字就记不清了。
在那段时间里，后方部队、机关都没饭吃，很艰苦。
1943年秋，我率部回到后方，稍事休整后又率一个排到张店、周村、博山之间的三角地区活动开辟。
Re：此文章曾刊载于《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9期。其实这原本并不是父亲同意写的回忆录。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泰安党史办来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根据父亲口述解答作了记录，输入电脑，整理后打印成大字本给父亲看，他修改后再到电脑上改 ……最后，我让父亲在打印稿上签名后寄给了泰安党史办。结果，后来被当作了父亲的回忆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