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鉴三,是位热爱祖国,有民族自尊心的老人。“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吉林,目睹了日 寇对我同胞蹂躏、烧杀的罪行。从吉林返回老家山东沂水县青驼寺(今沂南县)后,更是忧国忧民,经常 和乡亲们谈论蒋介石再不抗战,全国人都成亡国奴 了……。1938年10月,村里来了八路军,他逢人便说: “打鬼子的部队来了,中国有救了。”见人就讲:“我一个儿子死在敌人手里,还有四个女儿,我要送 她们参加八路军。”
193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父亲瞒着家里人,让我 女扮男装后,送我去岸堤干部学校,经过一天的奔波,我们父女二人到达了岸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夏秘书,他举止大方,待人热情,第二天便把我编入妇女队。老人亲眼看到我换上军装,喜得连嘴都合不上。他同我们一起在树林里听了几天课,觉悟更高了,回村后又动员我大姐刘贞,二姐刘珍参加了革命。
我在干校期间,适逢日寇对鲁中进行第一次大 “扫荡”。一天早晨,干校女生队接到行军命令,大家忙着整行李米袋,队伍整理好后,就开始了急行军。一口气跑了18里路,有的同学丢掉了米袋、背包,也有的口鼻流血,脚被磨破……中午时分我们到 达王家安子村,在村外杏树下休息片刻,又赶到南墙峪宿营。在南墙峪,干校进行整顿,决定将民运队和女生队暂时疏散(可回原部队,可回家,也可隐蔽在 群众家)。刹那间,山沟里便出现了穿旗袍的,穿学生服的,穿花衣服的,五花八门的“便衣”,开始各奔前程。我想,自己和別人不同,是偷跑出来的,还 没做点事、立点功就回去,实在太丟脸,阁此,说什么也不走。天快黑的时候,队长吹哨子集合,全队有 18名坚决不走的学员(我就是其中一个)。接着,我 们分成两个班,一个班由队长张林山带领;另一个班 由指导员夏天真带领。从此,我就跟夏天真等人一起,在沂蒙山区打游击。不久,我们这个班又分成若干游击小组单独活动,我和刘枫、孙水冷、崔兰亭、吴式愈、小张、小王等为一个组,发给我一枝“土压五”,三排子弹,发给刘枫一把大刀。有一次,我们在坦埠南边村子里和日军走对了头,趁敌人尚未发现,我们顺着山沟向西墙略跑,恰又遇上大雨,全身淋湿象落汤鸡。还有一次,我们被日军包围在马牧池附近的横河,在突围中,幸碰上了五十一军,他们阻击了敌人,我们未受损失。几个月的游击生活非常艰苦,但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锻炼,回想起来,如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