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家是个大地主，有两处地产和房产。一处在铜山县贾汪江庄镇黄山龙村，有地300亩，8间房。一处在峄县棠阴镇西白楼村，有地200亩，房屋8间，我们全家就住在这里。1938年4月日本鬼子把我们家的房子全都烧光了，因为我父亲把地卖了买枪，打日本鬼子，他是中国人卖地买枪，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知道的了，就把我们家烧的光光的。家被烧的光光了，没办法了，全家就搬到了黄山龙村。搬到那个地方，就和胡大勋接触了，他领导的运河支队要吃饭，我们地主就把粮食拿来给他们吃了，支援游击队这是应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亲做的很对。
1943年， 我十八岁嫁给了胡大勋的大儿子胡立言，胡立言当时是运河支队的侦查参谋，我就在运河支队生活了五年。我的老人呢，胡大勋，我当时嫁过去以后，从来不喊他爸爸，都喊他首长。首长对下面的战士关系都很好的，但是呢，他的纪律也是很严明的，不管到哪里住下来，走的时候铺草弄好，院子扫好，缸里的水挑满，这是一点。第二点对家属，对家属毫不留情,不是说自己家属就搞特殊，没有！我们吃的是摊子饭，摊子饭你们不懂，摊子饭知道不？就是由当地老百姓轮流摊派给我们部队送饭，主要是煎饼，在地上摆个碗，拿着煎饼，沾点盐就吃了，没有什么菜的，相当苦的，苦的不得了。
胡大勋也把我们老王家当成“落脚点”。运河支队的干部、战士，也常到这里来。我母亲常说：“亲家来了我都做好吃的，他们吃完俺喝‘刷锅水’。”后来，运河支队经费困难时，胡大勋就找我父亲王明泉商量：“能不能拉我们一把？”我父亲就爽快地说：“抗日的事，砸锅卖铁我也帮！”他一次次地卖地，送给胡大勋，让他给运河支队买枪、买粮、买衣裳。就因为这事，驻在利国铁矿的汉奸就把我父亲王明泉抓了去，逼问胡大勋及运河支队的下落，我父亲咬死口不说。鬼子就让汉奸毒打他，给他灌辣椒水。他的脸被打肿，耳朵被打聋了，还通知我们家：“准备馆材吧！”我们家就赶紧营救，卖了地，花了钱，托伪保长、伪乡长从中斡旋，最后才被放出来。但是呢，我们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家穷了、彻底穷了。我父亲做的事情是对的，你不支援运河支队，他们要吃饭，吃饭要依靠老百姓，支援游击队抗日，这是应该的，应该为国家尽这个责任，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素质。
记得1944年的时候，我们被鬼子包围了，运河支队的人两天没有饭吃，就从河里捞杂草，给鱼吃的那种杂草，开始大家宁愿饿着都不吃，后来饿的没办法就只有吃杂草了。日本人先不打我们，就全面包围，想饿死我们，老百姓不许进去，进去就打死，没有饭吃就等着死吧，大家都年轻。我那时才19岁，没办法，首长也没得东西吃，大家都等着饿死。这时候，铁道游击队他们支援我们了，偷偷地给我们送了点粮食，大家才没有被饿死。后来，好像是张光中带大部队来解救，才突围成功。”
我在运河支队的时候，做的什么工作呢，游击队战士们的子弹袋没有了，白天行军，夜里拿个旧的子弹袋给他们缝。也给他们做衣服、补衣服，做些后勤工作，警卫班的警卫员请假回家，我帮他们看枪、看家。
1948年淮海战役前，我就对胡大勋说：“首长，请您给我写个条子，证明我在运河支队工作五年。”他却说：“我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就你们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你在这里工作应该的，照顾婆婆、照顾我不应该吗？”当时还有一个姓蔡的同志，和我情况一模一样，他就给姓蔡的同志写了证明，反而不给我写。人家算工作，我不算工作，不是说要这个工龄，是他不一视同仁。对别人宽，对自己人严。我这人生性蛮刚直的，我一赌气就到潍坊公安局去参加革命工作了，这样我就离开了咱们运河支队，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要搁着现在有些干部手里有权，自己就一个儿媳妇肯定会照顾的，他不仅不照顾，反而要求更严格、更苛刻，他简直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我当时对首长是充满怨言的。
我们的老人啊，就是首长胡大勋，对家人要求太严格了，自己的孩子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二儿子胡霖是1945年打八丁战斗牺牲的，为了国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他有能力偏袒他儿子，稍微有一点点照顾他也不会去死的。那时候呢他不利用这个权力，他二儿子就这样勇敢的去了（牺牲了）。我想讲的呢，就是现在的干部，要是都能像胡大勋那样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就好了。我当时也不理解，甚至还怨恨他。想来惭愧，我们没有他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啊！
我想讲讲胡霖，就是胡大勋的二儿子胡霖，也就是我的小叔子。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大概有四点多，那时可怜，连个钟也没有，大概是四、五点钟，他来了，我坐在院子里，怀里抱着我的大女儿，大女儿小云才一岁多。他把小云接过去，对我说：“嫂子，你给我保密。”我忙问：“保密什么东西？”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去打仗了，要去打仗呢，你把小云给我吧。”“瞎讲什么，要孩子自己去生，干什么要小云？”他说：“你给我保密，别给咱娘讲，讲了她不得了。”我看见他小手指头缠着纱布，就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猫咬的，其实是他头天作战打掉了一节手指头，打断一节手指头呢才包裹着纱布，我当时不知道。他接着又对我说：“我现在是痔疮发了，不能走路，小云给我吧，这就是我的女儿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你别给咱娘讲，咱娘脾气不好，你看着我的面子就原谅她，你替我照顾好咱娘，我谢谢你。”当时听他这样说，我就来气了，嫌他瞎说八道、不吉利。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就是说他这个年轻人不容易，他忒年轻了，和我一样大，也就20岁，就像是把后事交待好了，这是个真正的英雄，想到自己可能要死，明明还有伤病在身，他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
他又到后院去看望娘，娘把一双刚刚纳好的布袜子交给了他，又嘱咐他照顾好身体。他对娘说：“娘，我明天再来看你，我现在要回部队有事情了。你以后一定要对嫂子好一点啊。”他什么都交待好了，像有预感一样，交待完就走了。第二天下午人就抬回来了 ，担架抬回来的，人就死掉了、死掉了。”
12月6日下午四点左右，胡霖去看望妈妈和嫂子王玉轩，妈妈给他带上刚刚为他千针万线、密密缝好的袜子。他与她们告别，没有想到竟然是永别！第二天下午，妈妈从牺牲的儿子脚上脱下了这双穿了不到一天的袜子，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5年12月7日，胡大勋二儿子胡霖牺牲时，穿在脚上仅一天的新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