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
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干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
“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
取得日军信任
时间很快过去3个多月。一天夜里，我带着警卫员小张悄悄回到东都，来到东都安庆饭庄。经我哥联络，今晚安排在这里和郭善堂会面。
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通过关系，我给郭善堂几次送去解放区的《经济日报》，浅石如获至宝，夸奖郭善堂有办法。
不久，浅石又把郭善堂引荐给他的上司山田，山田是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经过严格的盘问，郭善堂总算过了关。分配给他的任务也是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要他多交几个八路军的朋友，这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纸箱里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山田让他交朋友用的。
听了郭善堂的汇报，我十分高兴。看来打入敌人内部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敌人缺少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又急需这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进他们内部的条件。郭善堂今后要投其所好，伪装忠诚，长期隐蔽潜伏下来。至于如何告诉山田在根据地找朋友的事，我告诉小郭，回去以后可以这样说，朋友正在找，不一定马上能找到，得慢慢来。等过一两个月，你再告诉他，朋友已经找到。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因贪污公款逃到八路军这一边，现在参加了沂蒙专署的“三三制”政权。你说他收到山田的礼物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但是你不要马上为他提供情报，情报等下一步再说。总之，一步一步来，不急不忙，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一个中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更多更好地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要求郭善堂打入日伪内部越深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不久他加入了青红帮。那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长、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郭善堂拜师加入青红帮，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师兄师弟，接触也就更方便更自然了。日军特务机关对郭善堂加入青红帮也很支持，目的是要郭善堂了解帮会中有没有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①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出事没几天，我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哥家里，已经是晚上的时间。郭善堂下楼看到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还有两个日本人正在楼上打牌。他要我哥另找一个地方，说这里太危险了。我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我是谁，他们见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管他们在楼上打牌，我们管我们在楼下谈工作。我让我哥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楼下我听郭善堂汇报情况。
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对他们霸占的张庄煤矿、孙村煤矿构成很大威胁。这里的部队归泰宁军分区指挥，泰宁军分区就设在李家楼子一带。鬼子提出“擒贼先擒王”，准备打掉泰宁军分区机关。现在正在调集兵力，估计规模不会小，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可能就在十天半月之内。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们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并且及时回来报告。
我方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郭善堂把他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过了一天，报告说：铁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还有从我哥那里得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
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我怀疑他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如果是这样，他牺牲是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我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可一时又得不到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善堂在敌人面前是不会泄露机密、出卖同志的。
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风接触较多，郭善堂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
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警惕起来，我哥哥王春风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虽是东都镇伪保长，是日伪军指定的，但那是因为我家在东都地位比较高，尤其是我父亲在镇上很有威信，让我五哥当伪保长，完全是敌人利用我家的影响，为他们办事提供方便罢了。我哥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八路军服务，他的具体职务就是鲁中军区敌工部的敌工干事。他的行动虽然十分隐蔽，但频繁接触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时间长了，很难不让敌人察觉。现在看来，我哥的行动，早就在敌人监视之下，而且已经深深地怀疑他“暗通八路”了。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龙，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靠心记口述，如果遗漏重要情节，不就误了大事？更何况我不能面对面和当事人交谈分析，获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因此，不管敌人有什么“生擒小白龙计划”，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行动习惯和方式。
不过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出事了。
那时，我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做工作，从临朐回来途经莱芜金水河的路上，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有点人困马乏的感觉，就在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休息。我刚睡下不久，通信员宋道顺急急地叫醒我说，他喂马时听到村外狗叫得很厉害，可能有什么情况。我一看时间已是凌晨4时半，狗叫的原因可能是村民早起外出干活了。但我还是立即穿起衣服，走到门前观察动静。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房子的土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接着在月光下10来个日本鬼子提着机关枪向我这边冲过来。就在我准备扣动盒子枪向敌人回击时，房子右侧沟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我的警卫员侯殿胜正好蹲在那里大便，听到枪声，看到日本鬼子向我冲上来，他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大概不知我的真实情况，打了几枪就停了下来。
乘这短暂时间，我赶紧带了侯殿胜和小宋从村子北侧悄悄出走。因为我进村时，对周围地形作过观察，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被敌人占据，出路已被封锁，左侧是河道，右侧是道路，而北侧是一大片高粱地。我们三人一头钻进了青纱帐。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我们已经安全撤离。
那天我和日本鬼子的突然遭遇，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的行踪，有目的地追捕我，还是偶然碰上了？事后一直不得而知。然而，这次行动使我感到心痛的是，我的那匹心爱的大青马被丢了，通信员小宋还因此哭过好几次。
王老倔误打特工
郭善堂被放出来后，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有一次宪兵队长山本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郭善堂担心日本人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他这次来东都只想完成山本交给他的任务。到了东都数天，没有接触我哥王春风。每天晚上，他在寨墙上来回走动。他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叫王老倔，与我同宗，小我两辈，叫我“六爷”。他认识郭善堂，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和汉奸。一天深夜，他起床出屋小便，看到郭善堂还在寨墙上走动，留着分头，穿着长袍的身影十分清楚。像所有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没有良心，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特务的人充满仇恨。他回家拿了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而郭善堂以为他在寨墙上拣粪，并不在意。此时，王老倔胸中燃起怒火，决定要亲手惩治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见郭善堂头上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以为他死了。王老倔卸下了郭善堂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这次郭善堂可能真的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苏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头上两个洞还在不断向外冒血。他知道自己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看到郭善堂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把他背到土地庙，又立即到区公所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区公所。我哥用朱砂拌白酒给郭善堂喝了下去，又擦洗了头上的伤口，血就止住不流了。
此时天已渐亮，区长打电话给张庄煤矿宪兵队长大出。大出如临大敌，立即赶到区公所，不分青红皂白，给区长一顿耳光，并下令要区长尽快找到凶手，否则撤职查办。大出断定这是八路军派人干的。他慰问了郭善堂，又把他送到张庄煤矿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要抓的刺杀郭善堂的凶手当然没有抓到，此时王老倔已经参加八路军了。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那个向宪兵队告发郭善堂的汉奸，被戴上诬告罪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他和妇联的一个女同志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便心怀不满，不辞而别，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刘根明叛变投敌，日本人如获至宝，郭善堂在山本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没有证据，山本不会完全相信郭善堂说的是否实情。
一天，在泰安城东15华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他们看看那信上写的内容：
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
王芳
某月某日
郭善堂让他的弟兄把信送给宪兵队。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
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立即向他报告。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又如，时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武思平，是鲁中军区先遣大队长武中奇的弟弟。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
郭善堂也参加了对武思平的劝说工作，并与他暗中沟通，为了麻痹敌人，里应外合，逃出虎口，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几次下来，日本人虽然没有收获，但跟随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乘敌人不备，迅速逃离。待特务反应过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找人不见踪影时，立即向泺源公馆武山报告，通知铁路沿线军警配合行动，但却没有结果。武思平早就在我们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部队。
郭善堂在日本投降后回到部队。他回队时急于先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头劈头盖脑向他打来。
林洪洲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
于是，林洪洲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不相信他说的是真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直到与我通了电话，证明林洪洲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才消除误会，受到热情接待。
林洪洲归队不久又接受新的任务，带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到泰安郊区搞游击活动去了。
解放后，郭善堂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时他常来看我。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最值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最痛苦的不是战争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引起自己的同志和群众的误解和受辱，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此而被戴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接受长达七八年的关押和审查。
1974年10月，我已经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出狱，此时罗国范同志还被关在狱中。幸亏我能活着出来，不然真的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林洪洲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来源:《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