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山东茌平。曾祖父是当时当地颇有名气的老中医，在聊城开着药铺。祖父兄弟四人。老大是前清贡生，曾做过湖北粮饷局长，并在天津置有买卖。他生病回家时坐的汽车给我当时年仅七岁的父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是我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见汽车，也是前清贡生有生以来最后一次坐汽车，因为不久他就去世了。其有一子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系，曾任小学校长、国民党军法官、伪区长。老二幼年习武，识字不多，家境较贫寒，早逝。其有一子曾任本村农会主席。老三民国初曾做某地盐务局长，抗战时期在范筑先的“茌博聊抗敌自卫团”任副团长。其子有任县教育局督学的，有任大汶口电报局长的。这位电报局长堂兄早年对我父亲颇具影响力。祖父排行第四，参加了佛教会，有几十亩田产，靠祖业和种地为生，家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小康吧。
革命了，祖父的几个兄弟家有定了地主成分的、有管制劳动的、有镇压处死的。1946年反霸斗争中，父亲回家探亲，为家人说情求保，回来主动检讨，吃了个批评处分。因为你是革命军官，你跑了去，就表示对人民群众缺乏信心，还会防碍当地革命工作。不过当时群众还是有觉悟的，还是实事求是的。
祖父家原有的几十亩田产，1939年因开药铺盖房子，卖掉不少。房子倒塌又压死一名短工，药铺开不成了反欠下不少债务。祖父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自食其力，没有佣工，也没有剥削，最终被定了个中农。
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曾随父母去过老家，见过他们，但是，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照片中那位瘪着嘴的小脚老太太和留着长胡子戴瓜皮帽穿长袍的老爷爷。至于说关于他们的事情，最多的还是从姐姐那里知道的。姐姐是祖父母收养的，与祖父母长年相伴，感情最深。
祖父性情耿直，好认死理。祖母吃斋念佛，家里桌上床上地上都是佛龛香炉。祖母虽也是大家庭之女，但勤劳俭朴，下地干活，在家纺织，一天到晚不闲着。两位老人与世无争，为人极善，且识理。像我姐姐这样一个收养来的女孩子，居然能供她上到高小毕业，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命运似乎对他们很不公平。塌房事件使家境中落；本以为有一双儿女，却难得绕膝之乐：独子执意要革命远离爷娘；为爱女找了个有钱的婆家，岂料想眼见伊终生悲惨凄凉却爱莫能助。
1959年旧历腊月初四祖母去世。爸爸妈妈到第四天才来到家。第五天晚上辞灵时，祖父突然地就糊涂了，一个劲地说“吹不出气儿去，吹不出气儿去。”谁也听不懂他的意思。
祖父爱干净，又怕麻烦人，所以棉裤里总穿着条衬裤。有一天晚上，他只穿着衬裤，外面套着姑姑给他做的到脚脖的长皮袄就出去了。大家以为他去解手，等了半天不见回来。姐姐就出去找他回来，他回来就不知事了。家里堂屋有个八仙桌，两边两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小条凳。他一回来就踩着条凳上椅子，从椅子又上桌子，一边说：“上去暖和暖和。”大家好歹才把他从桌子上弄到炕上。他总说屋顶角上有牛有羊，拿拐杖去打。也是一天晚上他从炕上摔下来，把鼻子都摔破了。料理完祖母的后事，父亲就回天津了，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在家又住了段时间才走。
母亲走后不久的一个集日，姐姐一早赶集买东西，出门时，祖父突然说“早回来”，姐姐就感到祖父这天不大好。她把祖父锁在屋里，把院门也锁好，赶着快去快回。等她回来祖父就不会说别的了，光说一句话：“天，天，天什么？地，地，地什么？”后来头一歪就过去了。与祖母的去世相隔仅两个月的时间，这是60年的旧历二月初五。我想他大概有什么事情弄不明白了，这又是他认死理的一个表现。当时父亲正接受“右倾情绪”的审查，于是只好母亲又回来安葬祖父。祖父的棺材是早年备下的，又大又厚，木材又好，油了好几遍大漆，沉得没法。60年是个灾年，人们饿得没有劲抬，就分了三次，先把棺底抬到地里，又抬了一趟人，最后又抬了一趟棺盖，葬了。两位老人享年都在八十多岁，够高寿了。
该料理后事时，母亲不熟悉家里的情况，姐姐年龄尚小，两个女人忙昏了头。有上门讨要的，有趁乱摸去的，家什物件便没了大半。我姐姐后来还常回忆起家中曾有过的东西，比如，药书、药臼、满是小抽屉的大中药柜子等。父亲后来回忆说，母亲那时是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块大面板，一头挑着一只腌咸菜的大坛子回来的。母亲补充道还有两只香炉和几根扎针灸用的金针银针。留下祖宅由别人居住着。
到八十年代初，我放暑假，和姐姐一起去卖掉了祖屋，才算真正地感觉了一次老家。前院后院地走了一圈，印象很是凄凉，土坯房，没有砖瓦，根本不能与富裕相联想。当时写过几首《渔歌子》，其中一首曰：“危壁残垣祖上家，方宅半亩老槐斜。虚正殿，落中庭，萋萋衰草蔽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