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别父老 投奔八路
我叫王韦，农历1923年11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参加革命前的名字是王宝金。我的父亲叫王玉蘭，原来是做酒生意的，后来发了一点财购置了几亩地，解放后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我有两个弟弟，叫王宝平、王宝安，也许我父母的意思是，有了我这个“宝金”女儿，还要保“平、安”。我自幼在家乡和济南就读小学、初中。
1937年12月，山东省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沦陷。1941年，我考入济南市寄宿制的懿范女子中学读高一，接触到抗日进步思想。因为该寄宿制学校被日本人所控制，管理严、限制多，学生秘密参加地下抗日活动颇有困难，我遂设法转学至非寄宿制的济南市立中学，边读书、边参加抗日活动。受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建立根据地英勇抗日的鼓舞，在于渤同志的引导下，我决定弃学投奔八路军。
1943年3月29日，我瞒着父母，假装正常上学离开家后，托邻居赵宝筠偷偷溜进我家，将我准备好的行李包裹取出来，按事先约定（另一女生因被父母察觉临时变卦未能成行），跟随地下交通员，辗转奔赴鲁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时年20岁。鲁中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于1939年深入山东省沂蒙山区一带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井冈山齐名，被称为“三大革命圣地”。我参军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城市工作部（简称敌工部）当兵，城市工作部的部长叫王建新（解放后任国家某部委领导）。
二、首接任务 乔装返城
1943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城市工作部黄征军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要我返回敌占区济南城，在我熟识的亲戚朋友同学中，动员发展更多的进步青年投奔革命根据地，参加抗大青年队学习后投身抗日工作。我愉快地接受组织上第一次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我脱下军装，乔扮成学生，在部队王同志的护送下，由沂蒙山区根据地抵达兖州城郊结合部的边缘地带。然后，由我独自一人走进兖州城，再换乘火车前往济南。我走了一段路，找不到兖州的入城口，就向路边停着的一辆三轮车的师傅问路。由于经验不足，被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那师傅对我说：“你是从南边来的，是参加八路军的吧？”他见我不语，又说：“你别怕，我的侄女在山西也是参加八路军的，你坐我的车，我送你进城。”我说好的，就坐上他的车，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了城。进城后师傅又问我：“你进城后要去哪？现在天已晚，你住在哪里？”我说明天要去火车站，今晚找一家旅社住。他说：“不行，住旅社不安全，日本人查得很严，要不你就住到我家，明天一早我送你到火车站，好吗？”我同意了，跟他到了他家。他家就是一间半房间的简陋平房。这位师傅姓马，家里有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马师傅给我吃了一碗高粱糊、一块玉米糖，我付了钱。开始他不肯收，我说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他才勉强收下。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我就在他家灶间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刚起来，突然听见门外有大皮鞋的脚步声，我示意马师傅迅速将门关紧，警觉地向窗外张望，原来是几个路过这里来找水喝的日本兵。我和马师傅都松了一口气。等日本兵走远，我坐马师傅的车来到兖州火车站，谢过这位好心的马师傅后，乘上从兖州开往济南的火车。
三、秘密串联 宣传动员
到达济南后，我不敢直接回家，先到我大伯家了解家里情况。大伯告诉我：“你离家出走后，引起敌人的怀疑，正在到处追查你呢。你父母已将你的户口注销，谎称你得了传染病，被送到乡下去住了。有一个探子一直呆在你家弄堂口的药店里坐着，打探你的消息呢。”我闻之，只好晚上回家去看望父母。我耐心向他们解释，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老百姓联合起来，才能打败赶走日本侵略者，我选择的这条道路走对了，希望他们理解我不辞而别离开济南，也恳求他们支持我这次回济南完成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我避开探子的耳目，抓紧时间秘密穿梭于亲戚家、医院、学校、邻居家、同学家等，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我首先去了我表弟家，听说表弟住院了，我连忙赶到医院，动员躺在病床上的表弟参加八路军抗大。表弟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去不了，便推荐了他就读的正谊中学的两个要好同学给我。我立马冲到正谊中学，找到这两个同学，一个叫谢圣华（后改名艾华），一个叫霍连弟（后改名李向民，解放后分配到武汉，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军长），并成功动员他们投奔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抗大。
我绕道僻静处，深一脚、浅一脚踏过积水的大坟坑，摸着墙根绕到邻居家，找到我投奔根据地那天到我家帮我偷包裹的赵宝筠，动员她去根据地，结果是她的妹妹表示愿意跟我走，但说还需要等两天跟她祖父母说一声再走。我又到了吕奇同学家，她的妈妈说一切已安排好，随时准备跟我走。随后，我又跑了尹淑才等同学家进行动员。在王丽郷家动员时，她的姐姐凶巴巴地对我说：“我妹妹不会跟你走的，你快回去吧！我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看在你和我妹妹是要好同学的份上，我就不去举报你了。”我匆匆离开她家。次日早上我接到通知，说我已经暴露了身份，必须立即撤回根据地。于是我带上吕奇同学，一起回到了八路军根据地。
四、抗大熔炉 锻炼成长
我与我从济南敌占区发展过来的李向民等，以及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抗日热血青年，参加了山东八路军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大一分校培训班的学习培训。
抗大一分校，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和延安抗大总校一样，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抗大就像一座革命大熔炉，使有志青年在那里得到学习和锻炼，成长为坚强的八路军战士。抗大一分校于1939年从延安迁至鲁中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战结束，在沂蒙山区转战6年，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我们这期培训班于1944年4月开班，是抗大一分校的最后一期培训班，学期为一年。
抗大一分校的办学方针与总校一致，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风是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是我们的校歌。我被编在抗大一分校的青年队，队长是宋诚德、黄征军，指导员是汪维尔，马列主义教员是陈超。我担任青年队学习小组长。
抗大一分校培训班的学员每天早晨起床要打背包、整理内务，然后出操。早饭后集体听教员陈超讲课，下午分组讨论。随着八路军一一五师不断攻克新的地方，开辟新区的任务，就落到了抗大一分校学员的肩上。晚上，我们深入附近村庄发动群众，召集老乡、妇救会成员等在煤油灯下开村民骨干小组会，宣传革命思想，交换意见。记得有一次，会议开到深夜，我们干脆就住在老乡家里，在泥地上铺稻草睡觉。
因遭日敌封锁扫荡，抗大一分校培训班生活非常艰苦，而且经常要随部队转移。有时一天要行军上百里路，许多青年学员脚上都打起了水泡。有时行军途中被河阻挡，男学员就背着有困难的女学员过河。有时饭吃不上，只能忍着饥饿到沿途村庄联系，有时只能吃上未脱壳的谷子。为躲避日军袭扰，培训班有时半夜里也要紧急转移。但无论行军途中多么艰苦，战士学员们始终精神抖擞，边走边高唱革命歌曲。部队翻越沂蒙山转移到鲁南后，情况好一些。
五、战士剧社 文工团员
不知怎么首长发现我居然有“文艺细胞”，故于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有一年多的时间被调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做文艺宣传工作。
战士剧社创建于1930年江西苏区红军，初期任务是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辅导连队文艺活动。此后，战士剧社随红军参加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战士剧社隶属八路军一一五师，在陕西、山东、苏北等解放区演出《雷雨》《日出》《前线》等大型话剧，鼓舞军民抗日斗志。
我加入战士剧社后，学习唱歌跳舞，参加演出排练，曾在独幕话剧《抓壮丁》中饰演过角色。《抓壮丁》讲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乘机买卖壮丁、敲诈勒索鱼肉乡里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战士剧社与山东实验戏剧团合并，改编为山东军区文工团，原战士剧社的部分成员回归各自部队，我也在那时离开了战士剧社，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继续留在文工团的战友们大多走上专业化文艺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挑起革命文艺工作的大梁。如：胡德风，解放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担纲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乐队指挥，夫人马旋成为部队歌唱演员，他们的女儿胡玫后来当上了导演，执导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等。傅超武，解放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执导喜剧影片《幸福》等，夫人陈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傅导出于在山东当兵的情结，给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儿子起名傅鲁宾，但谐音怎么听都有点像“俘虏兵”，不太好听，后来索性改为姓鲁名宾了。刘相如，解放后担任哈尔滨艺术协会会长兼哈尔滨话剧团团长，曾率哈尔滨歌舞团到上海美琪大戏院来演出。唐克，在电影《战上海》中饰演国民党守军“汤司令”；牛犇，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憨厚的八路军步兵战士；还有王力、布加里夫妇等……
（后排左五站立者是我）
六、警校一期 政保文员
抗战胜利后，北上的部分新四军主力与留守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合建山东军区，此后我曾有过一段在公安战线工作的经历。1945年8月起，我先在济南市公安局一科担任科员（科长张俊明），后在山东省公安局泰安检查站工作。1946年，我调至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工作，保卫部部长是梁国斌（解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保卫部保卫一科科长是徐盼秋（解放后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我被分在保卫部高级研究组做文秘工作，高研组是专门分析研究敌情动态的，组长是刘少傥（解放后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此时，李革从新四军调至山东军区，接替徐盼秋任保卫一科科长。在徐盼秋介绍下，我与李革相识。
1946年5月，我参加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警校——山东警官学校警官队女生班学习。警校校长梁国斌，教育长刘少傥，总务长杨玉和。山东警校是为解放后我党接管大中城市，培养我们自己的警察队伍而创办的。因遭国民党进攻破坏，山东警校一期于1946年11月提前结业。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我调到华东军区社会部高研组任文书，整理机要档案。
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成立（陈毅任司令兼政委），准备进行解放战争。我接替徐盼秋的妻子，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留守处警卫连文化教员，李革当时已晋升为华野第十纵队第28师83团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至8月，我在华东军区保卫部俘管处警卫连担任文化教员。俘管处收押着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为躲避国民党的营救行动，我处奉命将这些战俘秘密转押到胶东五崖寺一带。那里四处环山比较隐蔽，路也非常陡滑，以致国民党派来的搜寻人员不慎掉下了山沟。我军优待俘虏，他们吃、住的都比我们战士好，对此有的战士还挺有意见呢。我当时一人住在一间漏水的破房子里，往往一夜要醒来好几次。后来战事吃紧，这批俘虏又被解押到东北去了。
七、冒险进城 传信策反
1947年8月至1948年1月，我被调到辽南军区社会部担任文化教员。1948年1月至8月，在胶东军区教导队十一大队担任文化干事。1948年7月1日，由军区教导队的刘志明与修仁山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1948年8月，我与李革正式结为夫妻，并于新婚后数日，共同出席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政工会议。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集中14万兵力进攻国民党盘踞的山东省会城市——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打响前夕，组织上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让我和姚明同志（在济南时的中学同学，比我早参加八路军，后在根据地《大众日报》社工作）一起潜入济南市，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耀武手下的一名军官传递一封策反信，规劝他认清形势，不要继续顽抗；同时携带一些宣传品进城，寄送到城内进步人士手中，一旦解放军攻城成功，要求他们组织群众欢迎人民子弟兵。
我和姚明假扮成学生模样，来到济南城门口，看到城门被封锁，有国民党士兵在站岗，检查过往行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我们商量后，把信件和宣传品暂埋在附近高粱地里，由姚明先空手过岗进城，等国民党岗哨撤离后再由我携带“违禁品”进城。可是，姚明进城门后过了很长时间，国民党兵还没有撤岗的意思，眼看天色渐晚，我已没有退路，只能从高粱地挖出信件和宣传品，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闯关。
我镇定地走到城门口，一名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上来翻查我的包裹，见上面盖着红枣、柿子什么的，就问下面是什么东西？我从容地回答，是平时自己要看的一些书籍。还好，那个士兵没有细看就放我进城了。我与姚明汇合后，找到了住在城里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家，将策反信件悄悄塞进门缝。第二天，我们将全部宣传品按计划寄送完毕之后，安全踏上返回我军根据地的路程。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李革所在的华野第十纵队第28师83团奉命从普利门攻入济南城。攻城前，李革写下遗书交给纵队司令宋时轮，其中提到万一他在战斗中牺牲，请转告爱人王韦，将他埋葬后另找一个伴侣生活。9月24日，济南战役取得完胜，王耀武等被活捉。
八、随夫参战 南下福建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酝酿对国民党军发动战略性反攻。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我舍弃相对安全的地方部队工作，前往作战前线与丈夫李革相聚。许多人对此颇感不解：“马上就要打大仗、恶仗了，你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千里寻夫来了？”我义无反顾地随李革所在的华东野战部队一路作战，经历了史上著名的淮海战役。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改编后李革任三野10兵团28军82师245团政治主任。“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又随解放军三野李革所在的部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渡江战役。
（我和青干大队战士们的合影）
1949年5月，华东野战军10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苏州等地后，在当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收了约800名新兵，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干部训练大队，李革任青干大队政委。1949年6月，部队在苏州休整期间，我被派往青年干部训练大队工作。
1949年10月，我随10兵团从苏州出发，翻山越岭，南下到福建省，经过福州战役，接管了解放后的福州市政府机构，先后在福建省公安厅厅长梁国斌领导下的、李革任局长的福州市公安局和福建省边防保卫局（即海防公安局）工作。1949年10月至1951年1月，我在福州市公安局人事科人事股担任副股长。1951年1月至1952年10月，我先后在福建省公安厅边防公安局担任宣教干事、在部队附属的医院从事政治工作。
（我佩戴过的帽徽和胸章）
1952年11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告别了部队生涯，赴上海参加地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全文完）
整理：李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