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安史上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成长在共和国诞生前的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公安事业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如今，他们的后人继承父辈的遗志，子（女）承父（祖）业，在人民公安战线上继续默默奉献，履行着人民警察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循着这些公安先辈的足迹，去寻访他们和他们的公安后人们的动人故事。
◆张国峰，1917年出生。抗战期间曾任中共山东沂南县公安局局长、鲁中行署公安局科长、沂蒙专署公安局局长、蒙山警备区公安局局长、泰南专署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公安厅处长、副厅长、厅长。1968年6月30日，受“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打不死”的张国峰
在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曾流传着一位公安战士的传奇故事，他被日寇押赴刑场身中两枪竟死里逃生，后被山东省著名抗日老人范明枢一眼相中，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他就是原山东省公安厅厅长、革命烈士张国峰。
张国峰出身于山东省寿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就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七七事变”后，不满20岁的张国峰满怀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参加了抗日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他转战在鲁中南地区，先后任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特派员、鲁南沂蒙办事处锄奸科科长、蒙山警备区公安局局长、泰南专署公安局局长，为除奸反特、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治安和革命胜利成果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战争年代，张国峰出生入死、英勇顽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山东省公安厅处长、副厅长、厅长，更是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殚精竭虑地工作。不仅如此，张国峰为政清廉、生活节俭，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在全国公安系统都十分有名。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几次缩减自己的粮食定量；为了节省汽油，去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开会他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多年的战争生涯、屡次身受重伤，张国峰解放后被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公安厅农场的同志见身残体弱的他工作繁忙、生活清苦，于心不忍，派人给他送来基地农场种的花生和土豆让他改善生活，张国峰当场就把来人批了个大红脸，然后让子女把东西给厅食堂送去，让大家共享。
一支使用过的钢笔，新中国成立初期警服上佩戴的臂章、胸章，一只缴获来的日寇的望远镜，两封家信，这就是张国峰留给子女的全部遗产。十年动乱中造反派来张家抄家时都不敢相信，他家最值钱的东西竟然是一辆上世纪50年代的旧自行车和公安部奖励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踏踏实实工作就是我们对父辈最好的告慰”
“父亲虽然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父亲全身心奉献给公安工作的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几经周转，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张国峰的儿女，一壶清茶中，他们向记者娓娓叙述了对父亲的记忆。
张国峰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安之家”。他的妻子范林1937年参加革命，最初也是从事公安工作，后来接受党的安排调到了别的部门。女儿范星路1968年高中毕业后，经历了很多波折，最终转业到山东省公安厅，像父亲一样穿上了警服。范星路告诉我们：“穿上警服，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亲近，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国峰的儿子张进军从小就有着干公安的梦想，同样在经历了各种职业后于1979年3月成为济南市公安局经保处的一名人民警察，直至2000年退休。他说：“公安工作比其他职业辛苦得多，但是我很欣慰，不仅我和我的姐姐能够有机会从事公安工作，我们的孩子，包括我妹妹张蕾的孩子，都自己选择了公安这个职业。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对公安工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如今，连范星路六岁的小外孙都常常很自豪地说：“我是警察的儿子，长大了我也要当一名警察！”
“我们不能给父亲抹黑。”这是张进军时常提起的一句话，他说：“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感觉很对不起父辈。但是作为我们这一辈人，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有多大力出多大力，本本分分地为公安工作尽一份责任，对得起党和人民，我想父母就会觉得很安慰。”
2006年，范星路、张进军、张蕾姐弟三人将父母合葬在一起，重新立了一块墓碑。每年清明节，他们都带着子女去扫墓，给孩子们讲述父母的故事，重温那段历史。范星路说：“我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对父母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教育后代。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我父母的故事，向他们学习，严格要求自己。让父母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能够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人民公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