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革命历程三件事(文/石华山)

我的青年时期，正是祖国灾难深重的岁月，在生死存亡的抉择中，我走上了革命的漫长征途。
一、 南京大屠杀，使我走上抗日战场
1937年冬，我在安徽省立凤阳师范上学。寒假来临，正准备回家与亲人团聚时，日寇侵占了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凤阳与南京很近，日寇残杀南京人民的消息不断传来。特别是我们同班同学张隆基，家住南京附近的张八岭车站，父母均被日寇惨杀。这些烧杀抢掠的消息，既恐惧又愤怒的气氛，在同学中弥漫着。日寇沿津浦线北侵，一些家住铁路附近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不回家去做亡国奴”，要求军事教官带领大家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学校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由军事教官汤一征少校率领我们几十位同学赴当时的省会安庆，参加教育厅办的学生战时服务训练。不久，又去六安，参加安徽省政府主办的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训练。这时安徽省政府已由安庆迁往合肥。不久，日寇侵占合肥，省政府又在一片恐慌混乱中迁往六安，随后又迁去立煌（当时名为金寨）。
省政府的频繁搬家，使得我们这批学生无人过问。这时掩护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内的我地下省委组织，接收了这批学生，把我们组成二十几个工作团，分赴皖西各县做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我被分配在第21工作团，到立煌县工作。不久，我又被调去省动委会办的干训班学习。学习期间，在学习班辅导员、共产党员杜展潮和胡晓凤的帮助教育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他们提出愿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在我的脑海中还记着家乡的往事，在“盲动路线”下的农民暴动中，被捕杀不少人。我想入党是担风险的，逐向杜、胡两位同志表示容我认真考虑一下。这一夜，我没有睡好觉，反复考虑：既然相信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就不应该怕死。于是，第二天我向党组织表示愿意入党。1938年8月的一天，经杜展潮、胡晓凤同志介绍，由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一位同志监誓，我在一个山坡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二、宝塔山明灯，指引我们奔向延安
在立煌的这段时间，我常去“生活书店”看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斯诺的《西行漫记》、《朱德传》等，使我初步认识了一个光明的进步的人间，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心头上总是悬着宝塔山上的明灯，入党后更是一心向往延安。这时，在训练班学习的陈超同学暗地同我交谈，告诉我他们准备去延安，打着“皖西青年流动宣传队”的旗号，以合法形式，应付沿途军警检查。我非常高兴，决定随他们走。我们一行7个年轻人，由立煌一路向西“宣传”，几经周折，经过商城、信阳、郑州、潼关几次大空袭，经过一道道的军警检查，于1938年9月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负责接待的同志听我们说明来意后说，去延安的学生太多，容量有困难。劝我们去洛川抗大第六大队（对外称八路军随营学校），我们同意了。为避免国民党部队的盘查扣留，我们不乘汽车，避开咸阳、三原，步行北上，于10月中旬到了洛川，被编入抗大六大队第八队。大队长韦国清、政委黄欧东、政治处主任张正光、训练部长阎捷三。我所在的八队队长闵鸿友是一位红军干部，政治指导员名字已忘记，是四期毕业的，副指导员胡虹江，山西人，也是四期毕业留校工作的.我所在的三区队队长芦若水，原是一个新闻记者，也是四期毕业留校的。我们这个队的学员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华侨。文化水平一般较高，但生活习惯差别较大。记得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同学吃不惯馒头，咬了一口就扔掉了。晚上列队点名时，队长在队前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这件事，对大家进行了一次勤俭节约的教育。
三、随学校东迁，到太行抗日根据地
我在校学习不久，11月被调去延安总校敌军工作训练队培训。去后经过入学登记、谈话，才知道我的党组织关系没有转去。我向校方请求准许我返回洛川，看同来的人中有无共产党员可以为我证明。经校方同意后我返回了洛川,向队领导说明此事后，经查同来的人中没有共产党员。队领导要我一方面联系寻找证明人，另一方面可在实际学习工作中努力争取重新入党。经过一段学习后，1938年12月8日，经芦若水、胡虹江同志介绍我重新入了党。不久，学校就奉命东迁敌后，我们大队与准备组建抗大一分校的其他大队在甘泉集中，由罗瑞卿副校长做了动员报告。在严寒的冬季，冒着刺骨的寒风，我们从延水关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经过吉县、汾阳、平遥、介休等县境，在灵石的静升镇越过了同蒲铁路。当时，我们年轻力壮，朝气蓬勃，背着背包一路走，一路唱着雄壮的战歌，至今我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星光映着汾河湾，月色迷着吕梁山。我们雄壮的革命铁流，英勇走在敌人碉堡下面，我们的马儿不嘶，我们轻装向前，冲过同蒲线，你看山头火光，引照着我们向前方，你听，同志们的呼吸，坚定而沉着，钢铁样有力。克服一切困难，变敌后方为前线。新中国的壮大在眼前！新中国的壮大在眼前！”。六十年过去了，当时这首歌舞着我们一群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英勇冲过敌人封锁线的战歌，至今令人难以忘
过了封锁线之后，接着是爬绵山，绵山是晋西南一带的最高山峰。上山之前在静升镇短暂的停留时，校方下令各人就地买点棉花，把耳杂手脸都保护起来防寒，以免手脸冻破。绵山主峰的确很高，我们从西坡登攀到顶峰是八十华里，下到东坡底是四十华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虽然有一些关于介之推自焚绵山的古老传说，但也无暇去考察欣赏了。下山后立即就地生火做饭，水是咸的，煮的稀饭难以下咽，但也得吃饱肚子继续急行军。第二天抵达襄垣县境，这里已是太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我们，并让我们饱餐了一顿馒头和加糖的红烧肉，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我们远道来的抗日队伍的真切爱心。从襄垣继续东进，两日后，到达目的地屯留县故县镇。抗大一分校，由庆阳来的第五大队、洛川来的第六大队和陕北公学一部分组成，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韦国清任教育长。从1939年春到6月，抗大一分校的生活学习和教育训练工作是正常进行的。但到了7月，日寇打通白晋公路，以我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及抗大一分校为目标，对晋东南开始大举扫荡。我校奉命一面转移，一面举行毕业，学员被分配到各个部队。
我于9月初被分配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教导营任政治教育干事兼政治教员，旅部驻在平顺县黑虎村，教导营驻附近的杨威镇。当时正是我军在晋察冀一线粉碎日寇九路围攻之后，部队度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12月中旬，国民党在陕西秋林召开了反共会议，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扯下合作抗日的假面具，向我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三纵队、五纵队发起了进攻。国民党陈铁的85师和庞炳勋的40军，在晋东南步步向我进逼。在晋冀豫一线朱怀冰军向我公然发起了进攻。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土顽头子张荫梧也参与合奏了一次反共高潮的大合唱。但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均被我根据地军民予以粉碎。
我三四四旅参加了粉碎这次反共高潮的战斗，教导营在晋冀豫边区的林县山口警戒。我这个新兵，第一次体验了战地生活。在这次战斗后不久，三四四旅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兼纵队司令，杨得志为副司令，黄克诚为政委。下辖三个旅。除韩先楚率一个旅留驻晋东南外，其余两个旅由黄克诚率领东出太行，向冀南前进。
四、东进第一战，东辛寨战斗显神威
1940年5月4日，黄克诚政委率领的东进纵队在京汉路邯郸以北、沙河以南的临关（现为永年县城）分成三路纵队越过封锁线。教导营随纵队直属机关行进，经过急行军，于次日晨到达距永年县城约三四十华里处的东辛寨宿营。教导营实际上承担了纵队的警卫任务，当时，我所在的四连驻村东北部。宿营后，部队正在早炊，敌人一发炮弹突然穿破我们住的房东的屋顶，炸伤了一头正在磨面的毛驴，我们连立即奔赴寨墙。这时，黄克诚政委已亲临第一线，正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只见村东约二百米处的天地庙等建筑已被日寇占领，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日寇向我发动了多次进攻，均被我一一击退。日寇狗急跳墙，向我阵地发射了毒瓦斯弹。教导营没有防毒装备，只好用人尿浸湿毛巾，由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将毛币送到前沿给战斗人员防毒，但终究还有不少人中毒晕倒。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相比，我们的装备陈旧不堪。特别是机关性质的教导营，轻重机枪很少，步枪也大多是太原造、汉阳造、沈阳造。三八式、捷克式寥寥可数。武器陈旧，有的步枪枪膛里的来复线都磨没了，有的枪仅打了两三发子弹就拉不开栓了，只好用脚去硬蹬。我们这支英勇的干部队伍，就是在装备如此优劣的条件下，从清晨到黄昏，打退了日寇多次进攻。
夜暮降临了，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这是来自大名、鸡泽、曲周等地的敌军主力被我主力部队团团包围后，我军发动了反攻。入夜，枪声停息了，我教导营有二十余名学员和一名指导员阵亡。晚9时许，纵队直属机关从容有序地撤出东辛寨。为防止日寇报复，大部分村民也随军撤离。撤出战斗后，我军在遍布敌伪据点中向冀南迂回穿插前进。经过一夜急行军，渡过名水河，穿过内黄一线的沙土枣林地带，于战后第三天，安全到达濮阳与杨得志同志率领的冀南部队会师。东辛寨的战果究竟如何呢？行军途中，从过的群众的议论中得知，在我军撤出东辛寨后，整个一夜，日寇未敢进村。直到次日天明后，他们向村里又打了一阵枪炮后才进了村，而此时村里已空无一人。日寇气急败坏，烧了许多民房，东搜西寻找来了十几辆牛车装着约三百具日寇的尸体，撤走了。周围几十里的老百姓都传颂着东进的八路军打了一个大胜仗。
五、南下奔华中，盐城改编为新四军
在冀南稍事休整后，日寇又发动了大扫荡。黄克诚、杨得志部除留下一部分主力加强冀南军区外，黄克诚政委率其余一个旅及冀南的一个新编旅，突破日寇和国民党石友三部一个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苏鲁豫地区。5月中旬在砀山、黄口之间越过了陇海路，当晚，部队在路南数十华里的张大屯宿营。因部队多日急行军，十分疲劳，担任警戒的哨兵睡着了。此时，来自砀山、黄口、夏邑、徐州等地的日伪军包围了张大屯，一个后卫营与教导营在仓促中应战，掩护着纵队首脑机关安全撤离。经过一天多的激战，直至次日下午，才撤到涡阳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师。
在此，奉中央军委之命，南下部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稍事休整后，奉中央命令，除留原第二纵队十旅一个团给彭雪枫部外，黄成诚同志又率其余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开赴津浦路东，在泗南县双沟镇附近休整。到此不久，五河、明光、临准关的日军又兵分几路向我军进攻，均被我军击退。“老八路”的声威在准北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不久黄克诚同志率领第五纵队向苏北挺进，接应“皖南事变”后由江南北撤的陈毅、粟裕所率的新四军江南部队。陈、粟大军黄桥一战打垮了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部，击毙了国民党军长李守维，国民党的苏北主力大部被歼，解放了阜宁、盐城、东沟、益林、东坎等重要城镇，苏中、苏北、苏鲁豫皖各解放区连成一片。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下辖7个师。黄克诚所率部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张爱萍任副师长。在此期间，我先后在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师供给部的政治指导员，锄奸特派员等职。
六、万里征途中，遵纪守法三事难忘
在我随部队从太行山麓到东海之滨的南下征途中，除经历了艰苦的战争风雨磨练外，有三例遵纪守法、教育部队的反面教材令我终身难忘。
1、路劫一角钱，枪毙了一个通讯员。三四四旅从太南地区东移前夕，教导营派一个通讯员送一病员去旅部医院。途中，遇一肩背口袋的老乡，这个通讯员忽生歹念，对老乡进行盘查。老乡告知是卖粮归来。通讯员就说：“你是金丹犯”（毒品犯），逐对他进行搜查，搜出一元一角钱，通讯员要把钱没收。这老乡跪下哀求他：家中老伴有病，他借了粮卖了，回去给老伴买药治病。这个通讯员把钱退给老乡一元，自己留下一角。这位老乡走不远，遇见迎面来了两个骑马的干部，老乡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骑马的旅供给部两位领导干部，追上通讯员后，另派别人送病员去医院，把通讯员送旅部扣押了。经查明后，虽路劫金额仅一角钱，但性质恶劣，为严明纪律，这名通讯员被枪毙了。
2、贪污十多元，枪毙了一个司务长。在离开冀南向苏鲁豫地区进军途中，部队按惯例沿途每离开一地后，均有纪律检查组在后面向驻地群众查询，有无借物未还的，有无购物未付款的，有无损坏东西未赔偿的。教导营负责检查工作的司务长，检查后向营部报销了赔偿费十多元。但是旅部派出的总检查组，每次在教导营驻过的地方均发现有损坏东西未赔偿的、借物未归还的。经到教导营检查，发现司务长报销的赔偿费条子假的。经审查，证实是司务长贪污了这十多元钱。就这样，以破坏军民关系罪开了一个军民联合大会，把这个司务长枪毙了。
3、玩忽职守罪，枪毙了一个营长。张大屯一战，第二纵队部遭敌人突然袭击造成部队受损。事后经查，证实部队到达张大屯后，后卫营长因疲劳不愿意赶赴前卫营位置，而使准备接任后卫营任务的部队，未能进入张大屯驻地。原后卫营又疏于检查，哨兵睡着了，以致部队被敌军突然袭击。查明情况后，经旅部决定，以玩忽职守罪将这个后卫营长枪毙了。
以上这三件事，虽过去几十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抹不去的。它使我懂得了人民军队所以能够克敌制胜、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最根本的是一靠经常的政治教育，不断提高阶级觉悟；二靠严格的纪律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