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斌同志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在胡乔木这篇文章中，是被作为一个深藏在要害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的典型而点名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周维斌，1907年出生，辽宁辽阳人，1923年后在辽宁省立三中、上海交大附中、辽阳县高中及北京宏达学院学习；1927年到1929年在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学习并毕业。尔后他在沈阳、天津等地活动，谋求赴法留学未成。1931年他回到哈尔滨高等警官学校任校刊主任，经杨佐青（时任中共北满特委兵运工作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前为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共北满特委批准，负责组织哈尔滨抗日武装暴动。由于临事不周，武装暴动未能起事。九一八事变后，因与杨佐青是单线联系，杨佐青离开哈尔滨后，周维斌便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周维斌加入苏联极东情报组织。1936年周维斌赴苏学习，1937年作为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被派遣回国，在北平、天津一带活动。周维斌在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即将启程赴苏时，于1939年春被日寇在北平抓捕，投入哈尔滨监狱归案，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与难友组织并领导了“反日工作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维斌立即联络出狱同志、地下工作者、抗联战士和苏联情报员等革命者，组织北满临时省委，被推选为书记（张观为副书记，王景侠为组织委员，李光复为宣传委员，刘忠民为军事委员，宋维仁负责秘书工作，樊继光、廖春潮负责青年和学生工作），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影响，为开辟哈尔滨和北满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革命武装，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利用9月3日在八区运动场召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的机会，很好地扩大党的影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天，他们以“北满临时省委”的名义，在会场周围和主要路口张贴了这样一些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感谢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周维斌上台讲演，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也历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罪责，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日斗争。会间散发了北满临时省委的《告哈尔滨市民书》，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存在。
大会后，刘亚楼（时任苏军少校，为哈尔滨军管会代表）派人通知周维斌和张观，要他们立即去沈阳找关内来的老八路，说找到老八路就可找到党的领导机关。9月4日，周维斌、张观两人即在苏军保护下乘苏军军用列车赴沈阳，先后见到了唐凯、李运昌、冯仲云、韩光、李荒、张昭等。9月18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锦州到达沈阳。不久即在李运昌的介绍下，彭真和陈云接见了周维斌和张观。陈云肯定了他们在哈尔滨的工作，赞赏他们及时找党汇报情况，指示他们立即随北上部队回哈尔滨，与抗联名将李兆麟（时任苏军在哈尔滨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取得联系，协助李兆麟做好四项工作：第一，发动群众；第二，建立武装；第三，接收政权；第四，收集物资。10月15日，周维斌和张观回到哈尔滨后，向李兆麟传达了陈云的指示。后来李兆麟以滨江省副省长名义任命周维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任命张观为滨江省政府宣传科长。
周维斌、张观又根据李兆麟的指示，向北满临时省委传达了陈云的指示精神。临时省委即根据陈云指示开展了建军、建政两大工作。
钟子云受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到哈尔滨后，宣布东北局的几项决定：撤销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指定钟子云、李兆麟、张观、周维斌、张罗等为委员，钟子云为书记；北满临时省委的党员，应予承认；北满临时省委的干部由工委重新分配工作。不久，11月16日，陈云等同志到哈尔滨后，组成了以陈云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成立了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
在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周维斌作为哈尔滨市的第一任中共公安局局长，在当时相当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办的许多特殊任务，并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周维斌当时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从1945年11月22日陈云给林彪和彭真的一封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二。这封电报中有这样的话：“明日松江军区及省工委移住宾县之蜚克图，再促干部到该处接头，或到哈市找公安局局长周维斌，如穿军衣可先到顾乡屯车站找李荣华。”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的事情呢?
当时苏军虽然控制着东北的全局和哈尔滨、长春、沈阳等重要城镇，但为了履行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是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权的。同时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及接收东北政权发生困难，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东北问题成为中苏严重的外交纠纷。在这种背景下，苏联要求在苏军驻防之地，已进入的中共军队必须退出。陈云在11月12日的电报中也说到了苏军要我于11月13日撤出哈尔滨城外这一情况，但陈云通过苏军仍要求我领导机关及地方干部、警察留在市内工作，并要我方副市长杨维即日就职、副省长李兆麟仍留任等事，看出：“看此情况环境并未变坏，我们方针仍将主力部队及军事干部分散各县，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肃清反动土匪，建立政权。在市内是争取群众，孤立国民党，以造成将来重入哈市的条件。”
在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周维斌等继续留在苏军驻地工作的同志，显然具有特殊的价值。
通过各方大力协同，1946年4月28日，苏军刚刚撤完，中共的先头部队便不失时机地分路进入了哈尔滨市区。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至1949年，周维斌出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1949年后半期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原会长李兆麟于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3年，周维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民政司副司长，抗美援朝期间曾任解放军东北军区汽车学校政委；1954年至1955年回北京后任内务部户政司司长。
尔后周维斌的命运发生了逆转。1955年8月，他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并如上所述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作为典型在《人民日报》上被点名。1958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周维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2年6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3年1月，经辽宁省凌源县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两年；1978年6月，经辽宁省朝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1978年6月，周维斌刑满后在辽宁省凌源农场就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春风也终于眷顾了周维斌。1985年5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厅再审判决，撤销了1957年的原判，周维斌得以平反，恢复原职级待遇。鉴于内务部已于1966年12月撤销，周维斌到民政部离职休养，1993年7月4日终老于北京。
到此，应该说尘埃可以落定。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原单位内务部已经撤销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比较复杂等原因，周维斌的平反只是在司法的程序、法律的意义上进行的，能够获得相关信息的人的范围极其有限，并不足以消除曾有过轰动性的重案本身已经在全国所造成的影响，1992年时连身为中顾委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也一样并不知晓。《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因为是胡乔木的手笔，他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把它收入到199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中，涉及到周维斌的地方，没有能作出应有的注释。周维斌的遭遇很不幸，如果胡乔木知道已撤销“反革命罪”的事，他是一定会负责任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然而胡乔木已于1992年9月作古，他是不可能来为周维斌做些什么的了。
为使周维斌的身后不再蒙尘，首先让全国的党史和国史工作者中知道周维斌总算不坏的最后结局，《胡乔木文集》中为周维斌加一个注，是必要的。（撰文：朱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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