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剿灭周村军统潜伏组(上)文/宋鲁源

西岔河 发表于2018-01-05 00:23:37

    1948年春天,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在许世友、谭震林等同志指挥下,取得了胶东战场上全线胜利之后,又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挥师西进。3月间的一天晚上,为济南战役扫清外围障碍,采取中心开花战术,一举攻克了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周村和张店。

     桓台县城,是周村和张店的北门锁钥。3月18日拂晓,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自知面临灭顶之灾,仓惶逃窜。那时,我担任桓台县公安局局长,获悉后,立即率领武工队进了桓台。

    桓台县还乡团头子邢亮,是个军统特务。我们分析,这次桓台敌军仓忙逃窜,这家伙来不及做收集军事情报的部署,若抽身而走,向他的上司交不了差,很可能就地潜伏下来。于是,我们决定把搜捕工作的主要目标放在邢亮身上。

    进城后,我们一方面到处贴写大标语,一方面召开城里的居民大会,让苦大仇深的穷人揭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同我们一道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

    11点多钟,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把拾到的一枚邢亮的印章,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经过询问得知:吃早饭的时候,从他家西边贼头贼脑地跑过一个人,他看见那人分明丢了一件东西,但是不管咋喊,却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南边一条胡同。

    吃过午饭,新选的妇女主任来汇报了一个情况:邢亮一到这里,一个姓王的大地主为了借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挑唆外号叫“八万”的儿媳妇,去做邢亮的姘头。这女人,虽说识文解字,却也不是正经东西。她不仅和邢亮明铺夜盖,还成天跟着出出进进,大摆官太太架。今儿天不明,这家地主都随军逃跑了,独她一个人留下没走。

    种种迹象表明,邢的确潜伏在城内,这增加了我们搜索的信心。同时,根据得到的一条条线索,我们逐渐缩小了搜捕的范围。

    半下晌,侦察股的几个同志,发现城西南角的一家十分可疑。这家只有一老太婆在缠穗子,表面看无什么异常,但她选的位置与众不同。当地老年人做活计,不是在炕头上,就是在门口,她却坐在灶前烧火的蒲团上,屋里黑,光线不好,选中这个地方,实在蹊跷。侦察股的几个同志,通过邻居一位大娘借故骗她出来。侦察员趁机手 蹑手蹑脚地走向蒲团,猛地把它掀掉,原来下面有一个洞。

    “出来!”一声呐喊,几支手枪一齐逼了过去。洞里传来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慢......慢开枪。”接着一个商人打扮的家伙,吓得丧魂落魄,哆哆嗦嗦地爬了出来。“啊!”是邢亮。一个同志跳下洞去一搜,里面有牛奶、饼干、罐头、酒……吃的喝的摞了一大堆。

    我闻讯赶到,当即对在场人员宣布了此事绝对不能传播的严令。就这样,邢亮被我们密捕了。

    邢亮出身于地主家庭。他17岁那年,高中没毕业,就跑到地方顽固派的部队里当了兵。因为他年轻,有文化,很快当上了连长。由于破格提拔,少年得志,成了桓台名躁一时的“娃娃军官”。

    不久,他又被送往重庆,进中美合作所举办的训练班受训。尔后,被国民党军统局编入张店潜伏组,一方面搞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方面搞我们共产党的军事情报,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军统特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1946年秋天,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到达金岭镇时,我们侦察到里面有十几个军统特务,其中有邢亮。我们采取派人诈降的办法,想打入其内部将其干掉,出了叛徒,未能成功。

     后来,我带领一支精干的武工小队,根据摸到军统特务驻金岭镇西南角的实底,想乘雨夜翻过城墙去,出其不意,干净麻利地将其歼灭。谁知敌人新开进一个团,正好住在这里,遭遇后,激战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众寡悬殊,不能下手,我们便迅速撤了出来。

    1947年秋天,国民党大举进犯我解放区,并把逃到国统区的地主、恶霸组成反动武装配合行动。8月下旬,桓台县城被侵占,邢亮当上了“还乡团”的总头目。 八个月来我们和邢亮打过不少交道。他出来抢粮、拉夫、抓壮丁、搜捕我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多次遭到我严重打击。有时候,他们常常成小队地出来,连一个也回不去。因此,这家伙对我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曾张贴过“谁要割下宋鲁源的脑袋,悬赏黄金一千两”的反动布告。

    密捕邢亮的当天晚上,我提审了他,他一开始就狂叫:“宋大痞,你们土八路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被我们中央军消灭!今天,要杀要砍,任随你使,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我是不怕死的!”

    他话音未落,我即厉声训斥道:“你逞什么英雄!你不怕死,钻狗洞干什么?你不怕死,仨小时前为什么弄那个熊象?!”说着,我“腾”地站起来,紧握的拳头“嘭”地擂在桌子上,“你不怕死是假的!我们共产党人才真正不怕死!”

    由于用力过猛,烛灯差点被震倒。他也吓得一打哆嗦,倒退了两步。审讯室久久沉浸在一片静默之中。

    我打量了一下邢亮。这家伙中等个子,30岁上下的年纪,留着的大背头有点儿散乱,细细的长脖梗撑着个小圆脸;大概由于抽大烟的缘故,脸面瘦得可怕,黄的吓人,要不是有一对深陷的大眼睛和一个高突的大鼻子,活象一株鬼姜花。过了一阵子,看到他两眼将这大厅扫视了一下,我用缓慢而又严肃的语调质问:“昨天晚上,你们在这里花天酒地,又歌又舞,今天早晨为什么就鬼哭狼嚎、屁滚尿流了呢?你看,潍坊解放了,周村、张店解放了,山东大部分地区解放了,济南指日可取,我们的百万雄师很快就会打到南京去,那么到底是谁很快被消灭了呢!?”  他半天答不上话来,只是重复念叨“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鬼话。

    我轻蔑地冷笑一下,道:“可惜我不是蒋总统,你这样故在我面前是讨不了封的。谁不知你们的过硬本领就是会喊口号!”接着,我举出他一桩不容置辩的事实。国民党军统特务有一条规定:绝对不允许出任公开职务。而他,只顾坐官进爵,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一个人拿到三份军饷,当上什么桓台县还乡团团长、桓台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一语道破地揭穿他:明明是怕得要死,反吹嘘要杀身成仁。这样的为党为国,只有你才说得出口,因为你不仅需欺骗别人,还需要欺骗自己。

    由于单刀直入,连连猛戳他的要害之处,大煞了他那股狂妄气焰。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精神上压力相当大。我想:他已经钻了牛角尖,不能再往里推了,应该是向外拉。于是,我态度平缓下来,开始用政策攻心。我指出,他在军统特务组织里,并非头头,只不过是一般人员,一定要放聪明些,不要去做蒋介石的殉葬品;我宣传我们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点明他过去虽然做过一些坏事,但是现在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国民党,我们准许将功赎罪。细察他对我的谈话,表面上全不理会,实际上听得很认真。我讲完了,他一语未发,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这时,侦察股长蔡玉璋同志走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新情况”四个字。我看了看邢亮,认为对比较顽固、狡猾的敌人要做争取、利用的工作,不能急于一下子成功眼下在他思想上,似乎有点活动,就此结束,倒也是个火候。

    “刚才出路已经指明了,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现在给你一个时间考虑。”我说过之后,转身让人把他带了下去。蔡股长告诉我,邢亮的姘头“八万”看他来了。顿时,我心头生出一计,认为这个女人应当利用一下,她靠上邢亮是为了享乐,从根本上同共产党并没有多大仇恨。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可以让他俩见面。蔡股长他们也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做好“八万”的工作没问题。真是不谋而合,我们俩个人会心的笑起来。

    1O点半,审讯股长李中一同志送来了邢亮的交待书。我仔细地看了一遍,一桩桩一件件,交待了不少罪恶活动,态度也比较老实。他最后写道:“宋局长,有件最重要的事,急需面谈。”

    我琢磨了一下,又征求了李股长的意见,觉得既然有重要的事,又急需面谈,应当答复他的要求。李股长把邢亮带进来,我指指旁边一个方凳,他欠一欠身,便坐了下去。虽然还看出他有精神压力,但是比先前小多了。

    我语气缓和而又郑重地说:“从你的交待看,初步认识了自己的罪行,迈出了悔悟的第一步,只要你毫不动摇,勇敢地一直向前迈,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你真正立了大功,并且愿意公开或秘密为我们工作,我们不但不杀不辱,而且还给予奖励。”

    “你说的说的能算数?”他急切地等待我下保证。

    我斩钉截铁截铁地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党的政策,怎么能不算数!”

    他惭愧地唉叹一声,讲了被捕后的错误想法。他认为,我们全部掌握他的历史和罪恶活动,特别是单单落在我的手里,活命是万万不能的。就打定主意:反正是一死,装熊种又有什么用。同时,又采取激怒法,企图讨个一枪处决,免受非刑折磨之苦。当听了我开导的话,开始心眼有点活动,可后来又生出邪念,以为这是套净了话儿再释放。“八万”再三劝说他,一定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还举了我们告诉她的立功被释放的实例,他这才狠了狠心,走上了低头伏罪的道路。他说,在国民党里谁愿意死?没有一个不怕死的,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还说只要留他一条命,终生感恩不忘,愿效犬马之劳。接着,他认真地说:“宋局长,我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在周村潜伏着一个国民党军统组。”

    一听,我的神情虽然依旧那么坦然、平静,但心里却不禁一怔,我们知道日本投降后,潜伏在张店的国民党军统组撤走了,却从来未获得他们又在周村潜伏下来的线索,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然而,我不能让他看出,便淡然一笑,不以为然地说:“一个组太不起眼了,若是一个站那倒还有点兴趣。”

    他睁大了眼睛,说这可不是个一般的组,是济南军统站派出的七个组中的一个中心组。它的活动范围西起济南,东到潍坊,主要任务是收集陈、粟大军的战略情报。国民党把胶济线作为第一道防线,黄河作为第二道防线,计划在三个月内把陈、粟大军消灭在黄河以北。这个组正式成员有八个,使用通讯员和外围人员二十多个,组长名字叫赵崇德。

    听说七个组中有三部电台,数这个组的电台好。台长叫不上名字来,是一位高级司令的儿子。当谈到这个组的活动能量时,他很神秘地说:“可不小啊!前年,侦察到你们中央邓子恢、张云逸、毛岸英等五个领导人在惠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情报。发报南京后,曾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

    沉默了片刻,我说:“你光交待了有什么用?帮助我们破获了才算是真正的立功。”

    他摇了摇头说:“晚了!这一功我想立而立不上了。”

    “为什么?”

    “我被捕之后,很快会有人去报告,他们一定早已逃跑了。”

    “这,完全不会!关于你被捕的消息,一点也没有走漏出去。”

    “那,事不宜迟,请你马上行动!”他站起身,话说得干脆而且真诚。

    我也站起身,整了整斜背的匣枪,一字一一顿地说:“好!给你这个立功机会。”

    我们立即组织起一支精干的搜捕小分队,由我和侦察股长蔡玉璋,侦察员韩振东、小李和小苗,武工队副队长金茂增和战士老金、小陈等七八个人组成,在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的夜晚,向周村疾步奔去。

    我不知自己化了装走路什么样儿,看到别人穿着商人大褂,羁羁绊绊,窝窝憋憋,煞是闷人。我想下令叫同志们脱下,利利索索地前进,等进城时再穿上。又一转念觉得不行,一方面每人抱着件衣服,让人碰见会引起怀疑;另一方面不甩拉甩拉,一装不像,会被人看出破绽。别扭点就别扭点,权当是战前演习吧!

    行进中,我默记着他们的接头暗语:上头称掌柜的,彼此称先生,言谈用商人行话。我默记着赵崇德的长相:四十一二的年纪,瘦巴巴的小个子,黑乎乎的长脸庞,两头尖尖当中阔,一双眼睛特别大,一说话就眯缝起来。我默记着赵崇德住的地方:在东门里南北大街的十字路口北面,坐东朝西的一个中药铺。这家中药铺,和赵崇德有亲戚关系,小老板也是军统组的成员。蓦地,我察觉对小老板还没完全问清楚。便小声喊道:“邢亮!” 

    “有!”邢亮立即靠拢我的身边。

    “小老板有什么弱点!”

    “参加组织时间短,年纪轻,很胆小”

    “怎么个小法?”

    “几次派他到黄河北去侦察,他都吓得装病没有去。”

    于是,我和蔡股长根据邢亮提供的新情况,一边走,一边打着手势,商量着搜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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