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扎根于群众，落脚于斗争
一九四四年初秋，我在蒲台县玉皇堂打了日寇特务队长赵大金牙①以后，形势逐步好转。这时，渤海军区党委通知我到博兴楼子韩村。我到了楼子韩见了景晓村政委和李震局长，他们告诉我：组织决定调我到桓台县工作，并指示说：“桓台县原县委书记李本荣被捕牺牲，县长相子正带部分人撤到长白山区②，全县抗战转入低潮，区党委决定派你们三人去桓台工作，孙铁民任县委书记，李晓光任组织部长，你担任公安局长。他们两个是本县人已经走了，……去桓台要通过敌占区，你要想办法克服困难达到目的地。记住，到那里就以政府的名义出布告……。”
当时我说“就我们三人到那里还要出布告，这不更引起敌人的注意吗?”景政委说：“现在那里群众革命情绪低落，认为共产党完了。你们一出布告，群众知道共产党还在，抗日政府还在，这样对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扩大我们的队伍都有好处……。”我说：“我一个人通过二百里路的敌占区，道路不熟，怎么走呀!”他开玩笑似地说：“你在三边时，也处在敌占区，道路也很生，都是谁领你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我接受了任务，吃过晚饭，带了一支匣枪顺着小清河向西行。估摸到了一定的地方，深夜我独自趟过小清河，迷失了方向，又没处问路，我就到村头摸庙门辨别方向，然后再走。几经周折才到了桓台。好歹打听着邓家庄有个邓大娘，思想进步，家里驻过我们的同志。我找到邓大娘。她一面掩护我，一面想方设法使我和当时桓台唯一的二区公安员于明联系上，谈了桓台的情况。有一天晚上，于明领我到卫固西边的一个村里说：“这村里的伪保长很坏，死心塌地投靠日伪，把我们在这个村的组织破坏了，还杀了我们几个同志……”我说：“这就很够条件了。”
我写了个纸条，总结了这个家伙三条罪状：一、这个伪保长忠于日寇，专门破坏抗日工作；二、本村的抗日组织全被他破坏；三、勾结敌伪杀害我们三个同志。我们杀了这个伪保长，把纸条装到他的口袋里，我们就走了。
这一下不但镇压了坏人，振奋了群众，而且孙铁民也知道我到了桓台，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接着就在于明那个村开了第一个碰头会。孙铁民告诉我，桓台县委也组织起来了。县委成员是孙铁民、相子正、李晓光、王立亭和我。那时，县委虽然我们五人组成，但全委会到一块的时候也很少。不久，我们在邓大娘那里开了次县委会，主要研究了四条工作：一、进一步了解党的组织情况，恢复党的组织；二．搞好伪政权的调查分化工作，在敌人内部建立关系；三、调查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四，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当时的分工是：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及发动群众建立基建村，由孙铁民、李晓光负责；打击坏中之坏，了解敌人活动情况及在敌人内部建立关系，主要由我负责。这样时问不长就建立了四个立足点：一是邓家庄邓大娘家：二是尚庄张崇岭和张荣家；三是江西道韩歧智家；四是万盛村的王大娘家。党的组织也在几十个村庄恢复建立起来。我和于明能到二、三十个村庄活动了。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一夜走了二十多个村，教育和争取了三十多个伪保长。那时，孙铁民说我在三边、蒲台都打得名声很响，叫我把宋鲁源改为魏群英，名义上是县大队的指导员。当时没有武装，相子正、孙铁民叫我到县大队挑选了郭正财、高延红、张宇相等几个同志。我派高延红回到北营村建立武装小组，很快我又建立了四个地下武装小组。记得卫固有毕兴华小组；于堤有于中川一家；老官庄有苗世棣；万盛还有一个小组。四四年底，县大队发展到两个班，我也发晨了十多个人，成为县大队武工队。不久，韩干同志从博兴调来桓台武工队。王占奎也从蒲台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之后，就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2：将计就计
我们的活动和影响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日寇特务和二十四旅的仇视，他们互相勾结定下阴谋诡计．几天之内抓了相子正、韩干等同志的家属二十多人押到卫固据点，限期叫他们干八路的子女投降，企图以此瓦解和破坏我们的革命队伍，在当时，敌人的毒计确实对我们队伍的情绪影响很大。我和韩干、王占奎等同志商量，要破坏敌人的阴谋，就要针锋相对把他们的家属也抓起来，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计议已定，韩干带两个同志夜间潜入卫固伪据点，抓来了伪区长张汝臣的家属；王占奎同志带着十几个人化装成汉奸小队，赶着轿车深入二十四旅的老窝——大围子里的大寨村，冒充吕希涵派去迎接家属到卫固过春节的，巧妙地把二十四旅营长吕希涵的父亲和老婆押来根据地。我们有了人质就公开制造舆论：汉奸杀我们的家属，我们就杀汉奸的家属：我们不但今天能抓来杀，明天还要继续抓。如果他们肯放，我们也释放。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还叫吕希涵的父亲夜间到伪据点附近向敌伪喊话，也叫他给吕希涵写了信。
此后不几天，敌人就派了卫固的伪镇长来找我们县长相子正讲条件。相子正叫我和伪镇长谈话。我对他说：“限你们三天之内把我们同志的家属全数释放，那样我们也放。不然，我们就把你们的人杀掉!”结果，那个伪镇长回去，当天就把我们同志的家属释放了。当然我们也释放了他们的家属。
可是，伪二十四旅的特务队还不死心，竟去威逼我们县大队的一个战士小崔的家属，强迫小崔投降。有一天，小崔到邓家庄来找我，说收到他父亲的来信，敌人逼他三天之内投降，如果不投降就杀他父亲和全家。小崔还告诉我：他想假意投降，钻到敌人内部，摸清情况，然后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小崔最后问我这样行不行?我知道小崔同志比较老实可靠，正想将计就计，让他打入敌人内部。我就告诉他：“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要绝对保密，处处谨慎。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在这里为你制造舆论，骂你叛变投敌，要设法逮你杀你……你摸清敌情后，要设法送出信来。”小崔答应着去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正下着雪，突然有个人找到我们，说有要紧的事情要面见魏指导员。我问他是干哈的?他说是小崔的亲母舅，是小崔叫他来的。我问了小崔舅的一些情况后，他留下小崔的信就走了。小崔的信是叫我们当晚到古城子去消灭二十四旅的特务队。说那里只驻着敌人一个中队和大队部的几个伪军人员。他在里面做内应。接头的暗号是在城西北角楼子上点烟划圈。我立刻召集韩干、王占奎等几个同志研究了夜袭方案，分派王占奎去接头联系，韩干同志带队进攻，我带几个同志随后接应。
我们当夜旨雪来到古城子以西松树林里停下来。王占奎到了城西北角，好长时问没有发现围墙上有人，但小崔却发现外面有动静，便在围墙上点烟划圈。王占奎也点烟划圈。对上暗号，小崔就骗另一个岗哨说：“今夜飘着雪花天冷，我在这里，你去解解手，到屋里烤烤再来换我。”那个伪军走了。小崔在城上小声一招呼，韩干等同志们早就准备好了，翻上土城墙，趁黑摸进村内。这时特务队长李荫庭听得全村狗叫，起身溜走了。小崔领着韩干等同志直插伪军驻处。这时敌人已被惊醒，猛听得枪声，摸不清情况，各人抱头鼠窜，四处逃命。韩于、王占奎等同志截获敌人一部，我也带领同志迅速进村，大张声势，截击伪军。不长时间，我们就缴获了轻机枪一挺，大枪二十多支其它弹药更多。我就命令队伍迅速撤出战斗，查点人数，我军无一伤亡。小崔同志也跟着我们撤到邓家庄，成了我们公安局的一名好战士
3：入虎穴，夺炸药
一九四五年四月，为了开展春季攻势，渤海六分区向我们下达了从敌人手中夺取炸药的命令，任务是艰巨的，但必须想方设法完成。军分区领导说明要调长山独立营配合我们。
接受任务后，我和韩干同志带领武工队短枪班插到金岭铁矿附近的一个村庄。经过仔细了解，金岭铁矿炸药库设在山下一个人工曹成的山洞里。洞口外面修着两个地堡，地堡里各有一挺机枪组成交插火力封锁洞口。洞口外面设有铁丝网障碍，戒备森严，不好下手。
我们又转移到湖田附近，找到一位常给我们送情报的老王同志。他是一位老工人。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说：“东埠岭矾土矿藏有不少炸药。”老王一边在地上划着地图，一边解释：因为这里离鬼子车站据点近，只驻着伪军三个班，炸药就在炮楼底下，敌人也比较麻痹。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向军分区政委李曼村作了汇报。李政委当面指示：先回去向县委汇报，首先把自己的力量配备好，然后由他写信给长山独立营张之忠营长，让他派一个加强连配合行动。
一天的晚上，我们武工队、县大队和长山独立营的同志，都集合在凤凰庄。我和李晓光、傅赤先、张之忠、韩干等同志具体研究了到湖田矾土矿搞炸药的详细方案：决定由张营长带一个排炸开围墙封锁楼上的伪军；其余两个排由连长率领阻击由车站据点来增援的鬼子；武工队由韩干带领摸掉敌岗哨配合独立营爆破和封锁楼上的伪军；县大队负责砸开敌仓库搬运炸药；傅赤先负责组织牲口驮子外运。
组织好队伍，当夜我们就插到东埠岭附近，战斗一打响，韩干同志首先打掉了敌人岗哨，独立营同志们也炸开敌人的铁丝网和围墙，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三个班的伪军睡梦中听到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都惊呆了，跑的跑，投降的投降。我们在收降，并部署警戒的同时，县大队的同志们乘机砸开炸药库，将炸药和雷管迅速抢了出来，我们立即护送着来到根据地。我记得可能搞到五千多公斤炸药。组织了三十多个驴马驮子，三五成群，由武工队化装成运货商贩，护送到后方根据地。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当即表扬了我们。
这次从敌人手中夺炸药的胜利，主要体会是：侦察准确，组织严密，出敌不备，指挥得当，行动迅速果敢。整个战斗只用了两个钟头，就胜利撤出。回来查点人数，我军无一伤亡。
4：袭机场，打伏击，战果显著
一九四一年春，日寇在张店以北的南石桥附近修了一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备有三十多架飞机，驻着百多个鬼子，还办着航空训练班训练侵华飞贼。他们多次屠杀和轰炸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不但占地占房，还不断地向附近各村要砖要瓦要粮要草，随时拉夫骚扰，人民群众简直恨透了他们。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写了几封信派高延红同志送往敌占区的万盛村。他临走时，我嘱咐他要绕道走，不要走鬼子飞机场。谁知这个同志没听，去时走的飞机场，来时又是走的飞机场，还拿回了鬼子的一把刺刀，一床军毯。我批评他冒险时，他说：“鬼子都是些睁眼瞎，我带着匣枪，他们又不翻……”我问：“这东西是怎么来的?”他说：“鬼子的岗哨在那里睡觉，我就拿来了。”
高延红的话和他来回穿越敌人飞机场的事实启发了我，引起了我组织力量化装奇袭敌人飞机场的想法。于是，我又派王占奎再去实地侦察，看鬼子机场驻有多少人，多少飞机，几层岗哨和敌机场大体设置情况。王占奎化装成伪保长就去了。中午后，王占奎回来向我汇报说：“我化装成伪保长和站岗的鬼子搭过话，还跟鬼子要手表戴，鬼子不给，还训斥我……”我说：“咱们化装进去几个人，把鬼子机场砸烂你看行不行?”王占奎说：“这没有问题。飞机场的鬼子很麻痹，他们把枪攒在一起，却蹲在柳荫下乘凉，闭谈…”我早就听说日军有人和枪往往不在一起的弱点。这时我就下了化装奇袭敌机场的决心。
我就召集王占奎、高廷红、郭正财等几个同志商量，并叫高延红和王占奎介绍了鬼子机场的情况。然后，我谈了化装进去夺取敌人扫射机枪，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几架飞机就撤出来的简单计划和设想。高延红说：“那很容易，化装进去鬼子不会搜查。”我问几个同志敢去不敢去，大家都说：“敢!”于是，我们又研究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傍晚，太阳压树梢的时候进去。王占奎枪法准确，负责打击在村下乘凉的鬼子，郭正财主要去搞鬼子的扫射机枪，高延红和张宇相负责打掉鬼子的岗哨并掩护同志们撤出，由我统一指挥。当然，我们也作了不顺利的准备。
方案制定好了，我派人找来二区区长吴云亭同志，要他在敌机场附近村里给我们找个向导。领我们进去，并说明最好是个政治可靠的妇女同志。吴云亭很快就找来了朱秀兰大嫂。我们谈了话，说明了任务之后，朱大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挎上盛着十几颗手榴弹的篮子，遮盖上鸡蛋和毛巾，就领我们进了鬼子飞机场。
下午四点多钟，我跟在王占奎的身后，一递暗号，王占奎朝那堆鬼子扔了个手榴弹，掏出匣枪就是一梭子，敌人应声而倒，滚的手，爬的爬。一个鬼子小队长，跑出老远，被王占奎一枪打死，跑上去摘下三八盒子递给了我，然后去抢那攒着的长枪。这时，郭正财已扛上了鬼子的扫射机枪，鬼子的岗哨也被高延红和张字相干掉了。那时，我们没有破坏飞机的识知和经验，只往飞机上扔了几颗手榴弹，我就命令同志们撤出了飞机场。
我们迅速撤到高粱棵里，已是日落西山，鬼子并没敢追，只向野外打了几梭子机枪就算了。我们带着扫射机枪和四支三八式大盖、一支勃朗宁短枪，在高粱地里与接应我们的其他同志们会合，很快回到了根据地。
袭击鬼子飞机场之后，我们化整为零，撤到邓家庄一带休息。有了这挺扫射机枪，大家很高兴，可就是不会使用。第三天的早上，王占奎向我汇报说：他和徐大奎摆弄了一宿，会使用扫射机枪了。他还高兴地说：“咱们有了这挺扫射机枪，能不能想法打鬼子次伏击?”他的建议很符合我的想法。
事也凑巧，过了没多久，我们在张店的内线送来了情报说：明天有十几个鬼子要从张店去石桥飞机场。我把这个情报和同志们想打鬼子伏击的问题，向孙铁民书记作了汇报，孙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和我们一起仔细研究了伏击鬼子的方案。
第二天拂晓，县大队同我们武工队总共不到三十个人，从邓家庄出发很快到达予定地点。县大队和我们武工队的王占奎、徐大奎等部分同志带扫射机枪埋伏在张(店)桓(台)公路西侧不远的高粱地里，我和郭正财、高延红趴在公路沟里顺公路望着张店的方向。天快响午了，还没望见鬼子的踪影。正等得发急的时候，一队鬼子从张店方向开来了。有只狼狗在鬼子前头跑来跑去，在离我们百十米的地方站住了。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可狼狗站了一会就扭头走了。这时，鬼子走近了，果然十五、六个人，一挺机枪，十多支长枪，我看他们进入伏击圈，就喊了声“打!”同志们一齐开火，特别是扫射机枪一响，那队鬼子被我们这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打懵了有的来不及还击当场倒毙；有的跳下公路往东就跑。郭正财乘机把扛机枪的鬼子打死，夺过敌人的机枪：王占奎追着几个鬼子打；高延红打死鬼子联队长，跑过去摘枪时，和一个老鬼子扭打在一起。鬼子咬住高延红的胳膊不松口，我急忙赶过去用匣枪打死了老鬼子，才解脱了高延红。
因为这个伏击点离鬼子机场不远，我们马上撤退。这次伏击夺了一挺歪把机枪，缴获了日军联队长的指挥刀，打死十几个鬼子。我们无一伤亡。
我们在十几天之内，夺了鬼子一挺扫射机抢，一挺歪把机枪。军区来信要我们交上一挺。我们把歪把机枪交到军区，时间不长，军区又来信要我们把扫射机枪上交。虽然同志们爱不释手，我们还是服从命令无条件地把扫射机枪上交了。
因为我们连继续袭击鬼子，十天之内夺取敌人两挺机枪，王占奎、高延红、郭正财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勇敢机智，清河军分区在表彰英模大会上正式命名他们三人为战斗英雄，给他们披红挂花，还奖励了新二十响匣枪一支。从此，我们长(山)桓(台)县大队和武工队的战斗士气更旺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