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隐蔽战线
1940年11月的一天，马列学院党总支通知我说：“山东纵队张经武司令找我去谈事情。”他当时住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坪，我去找他，见面后他就告诉我，调我去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保卫工作。他说：“我们山东的部队最缺乏保卫干部，你再去学一年，毕业后回山东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前方是搞部队政治工作的，锄奸保卫工作也是属于政治工作的范畴，在山东纵队工作时，同锄奸部长杜明，特派员钟志宽一起工作过，对此工作有所了解。我知道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对付叛徒特务内奸，必须是党内最勇敢最坚定的同志。组织上决定我去搞这项工作是对我的极大信任，因而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去的保卫训练班是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住在枣园社会部，机关的后沟里负责人是陈刚，全班50余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阎达开，负责行政生活的是杜长天，他也是学员，是中社部的干部调来学习的，另外还有一个学习委员负责组织学习，一个组织委员管理学员的组织生活。学习时间为一年，主要课程有中国各党派组织情况、国民党特务组织情况和活动外国特务组织情况及活动情报工作反特斗争等内容。教员由中社部统一安排，一般都是过去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如陈龙、李克农、吴德峰、杨超、孔原等。还有些技术性课程，如无线电、拳术、手枪射击等，都是由学员自行组织互教互学，效果很好。
在这一年的学习中，我懂得了敌人是怎样从隐蔽斗争方面破坏我们，我们又是怎样对付敌人这种破坏的。隐蔽斗争方面的许多情况是鲜为人知的。如日本特务头子山满从日俄战争后来到我国东北搞阴谋活动，常常是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做法。九一八事变前的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就是他们搞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城，也是他们从中配合。
日本特务机关在用女特务搞内奸施“美人计”方面也很厉害。如日俄战争期间，派了个女特务打入俄国军队，做了俄国远东司令官的姨太太，偷了俄国司令官的作战计划，导致俄国作战失败。我国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潜入上海，指挥日本飞机轰炸先施公司也是一例。
通过学习，对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特务活动也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是如何搞阴谋活动起家的，不管戴笠的军统局，还是徐恩曾的中统局，都是蒋介石顽固派赖以打击革命排斥异已的反动工具。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正在保卫训练班学习，训练班对此发生了两种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的关系即行破裂，皖南事变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将再一次出现。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当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国民党内部抗战派还是大有人在，只有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抵制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中国的抗战胜利才有希望。对此，中共中央当时连续开了几个昼夜的会议，于1941年l月2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和军委负贵人谈话，并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平复事态的“十二条”。在中共中央给中南局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认为国共关系已经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看法是错误的”。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方针。
从此以后，抗战与投降、进步与倒退，团结与分裂的斗争，在全国各个方面都尖锐地存在着。我们班出现的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主要是听了康生的报告，引起的在皖南事变的时候，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长，他在参加中央会议还未结束时 就急急忙忙召集社会部和训练班的干部做报告，说第二个“四一二 ”事件又发生了，要大家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的思想准备，因而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中共中央有关决定中批评的那种认为国共关系已经最后破裂的看法，就是针对康生这种错误言论讲的。
在隐蔽战线，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场合，因此思想必须开阔些，生活方式要多样化一些。在训练班，我们学会了跳交谊舞、拉胡琴、唱京戏等。我跟电影明星张平正好在个学习小组，一起生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拉胡琴、唱京戏，虽然身在黄土窑洞，生活内容还是丰富多彩的。
-初见野坂参三
1940年末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延安枣园的情报部听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日本的军队和情报部门》，到了枣园的情报部会场才知道，今天的报告是请新来到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日本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林哲同志主讲。
林哲是野坂参三刚到延安时期的化名，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野坂参三方才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在延安公开露面，用其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化名冈野进野坂。给我们的印象是瘦弱文质彬彬，讲话却很有条理，介绍情况有事例，有分析，深入浅出。当时，在延安的共产党中央机关，对日本的情况也知道得很少，有几位专门研究日本情况的，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如王学文、赵安博、王晓云等，他们当初只是在读书，对日本社会构成、政治结构、警察系统情报部门也都凭借书报杂志零星收集的资料，或是日军俘虏的审讯，极其有限。
野坂的报告高屋建瓴，从日本军队的构成士兵来源，到宪兵（特高课）的情况作用作了系统介绍，使我们对日本军队及其情报系统的情况有了个全貌的了解，特别是他对日本军队构成的分析更是使我茅塞顿开。
他分析，日军士兵大都是贫民工人子弟下级军官，也就是说大部分为中产阶级以下出身，他们的社会环境思想倾向，都潜藏着反资产阶级的因素。野坂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的身份极其保密，因我们是中央社会部训练班的，社会部长康生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曾与野坂共事，且野坂来延安亦是康生的斡旋，故才有此机遇，请野坂给我们开特别讲座。我们庆幸延安来了位“日本通”。
野坂参三1892年出生于“产生权势和叛逆者”的山口县，童年曾幻想着去做一名威武的军人，因家境贫困而改学商，在神户商高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而决定了他生命运的，则是在庆应义熟大学经济部就学时，小泉信三教授借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著名反共学者的小泉信三教授，当初万万没料到，他从英国带回的原版《共产党宜言》，曾造就了一位日本共产党领袖，那彻夜帮野坂抄录全书的龙子小姐后来也成为他的结发夫人。
从庆应义熟大学毕业后，野坂放弃了一家纺织公司的高薪就职机会，投身劳工运动。他作为劳工组织“友爱会”的特派员赴英国调查劳工运动，并在那里加入英国共产党，因此被驱逐出境，转道苏联，在那里结识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创立，野坂即由英共党员转为日共党员，主管劳工部门。1923年因从事共产运动被捕，保外就医中辗转中国逃往苏联，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总部工作。1933年，片山潜在苏联病逝，野坂受命接替片山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此期间，与中共代表王明、康生相识，交往甚多。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日本国内共产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野坂觉得与其留在苏联，不如转至中国战场，直接参与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故藉中共代表团访苏之际就此商谈，并通过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去中国工作。
1940年3 月，野坂参三告别了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和妻子，辗转多日经绥远进入陕西北部的延安。野坂抵达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一件大事，受到热烈的欢迎。曾在第三国际共事的康生用俄语大呼“欢迎”，流着眼泪拥抱他，毛泽东亦破例下山迎接他，并把他接至自己居住的窑洞亲切地叙谈。在延安当时有不少他在苏联时的相识，王明、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吴玉章、蔡畅等，都以极大的热忱迎接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结束了中央社会部的一年时间的集训后，调至总政锄奸部任秘书。总政锄奸部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和前线报来的大案要案，因此就常与在敌工部的野坂面谈，敌工部秘书庄涛是我在保卫训练班时的同学，后一度成为野坂在延安时的伴侣，这种关系更便于我经常向野坂请教有关日本的问题。
1945年9月，野坂结束了他在延安的5年5个月的生活，返回日本途中，他曾秘密取道苏联，直至次年1月，在博多登陆两天后，他回到阔别16年的东京。野坂参三的归来，成为战争后日本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足见他在当时的威望和作用。当时各报报道他受欢迎之盛况，称之“凯旋的将军”，这与后来报道他被开除出党，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东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共产党决不辜负人民的爱戴”，一时成为各界争相传诵的名言。
1946年1月26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的”欢迎野坂参三归国国民大会” 上，参加者达5万人之多，野坂参三提出的“日本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国民的党、大众的党”的口号被制成大幅标语，四处悬挂张贴。
一个月后，为野坂归国而专门召开的日共第5次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排行仅次于德田球，位居第二。1955年8月17日，结束了5年逃亡中国生活的野坂，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哪里想到，34年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大量机密文件曝光，野坂参三当年向斯大林诬告陷害同志致死的密告信被发现。1992年12月27日，日本共产党全会对野坂参三诬告陷害同志致死，并把真相长期隐瞒之事，一致通过决议，开除出党。
翌年11月14日，野坂参三在东京近郊的自宅孤独地离开人世，结束了他那波澜起伏的人生之旅，享年101岁。
-在总政锄奸部工作
我在保卫训练班学习了整整一年，1941年11月毕业后被调到总政锄奸部工作，部长是吴溉之，副部长欧阳毅，一科科长钱益民，二科科长韦祖珍，三科科长何兰阶，三科后改为军法处，何任处长。原来锄奸部的秘书是杨晓峰，后调三科工作，我接替了他的秘书工作。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谭政、傅钟。锄奸部工作人员不过20余人，有杨凯、张明、李克仁、单而人、赵灼、展征、刘敬业等。前方部队的锄奸保卫工作由野战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总政锄奸部主要负责军委直属机关各局和俄文学校抗大分校国际和平医院的保卫工作。前方也有个别需要中央直接处理的大案要案，经请示批准后也送总政锄奸部来处理，如军统特务专员张某的案件就是一例。
1941年以后，由于日寇的蚕食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延安同其他根据地一样，在物质方面发生了很大困难，过去庞大的后方机构已经不适应了。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共中央除号召解放区军民生产自给外，于1941年12月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
山西的“新军事件”之后，晋西北与侠甘宁边区联成了一片，新军领袖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担任晋西北行署主任，120师师长贺龙为晋西北军区司令员，后来又成立了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贺龙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谭政为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派了大批干部支援联防政治部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以上。原来的宣传部组织部、锄奸部、敌工部和秘书处都取消了，科只设秘书和干事，总共不过50余人，机关锄奸部部长吴溉之、副部长阳欧毅，我任秘书，干事有彭由、章良、黄宣华、张明等，预审员有展征、赵灼、鲁青，书记员有杨晓风、刘敬业、李莉等；敌工部部长是黎初黎，秘书王晓云，干事有赵安傅、黄鼎、庄涛等；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秘书是杨寿亭，干事有林西、李健。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干事有刘雪初、李大同、陈光等；总政秘书长是陶铸，秘书是梁风山，干事有曾志等；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傅钟等。机关精简后，总政锄奸部人数虽然减少一半，但工作效率还是高的。我们的工作忙得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宿舍和办公室在一个房里，事办不完就是不能入睡。有时还要出发到远离延安几十里的三局、二局去检查工作、处理问题。
在这期间，有三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是军委二局发生机要人员逃跑的一事。军委二局是个机要单位，住在距延安90里的安塞。有一个机要人员因与领导闹意见，请假外出几天没有回单位，大家都以为他逃跑了。二局的机密是国防机密，若真的逃跑了，对国家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我部接到报告后， 部长吴溉之要我去处理这件事。当时没有汽车，一时也找不到马，若步行要走两天。情况紧急，最后军委办公厅征求朱总司令同意，把他长征时骑的匹骡子借给我骑。太阳快落山时才到达二局住地，二局局长是李涛，通过他的安排找到了局保卫科和有关同志了解经过分析估计有可能向延安方向去了，于是我同该局的协理员和一个保卫干部，在返回延安的路上仔细寻找，最后在延安十里铺找到了他。他正在向阳的山坡上躺着，我们即动员他回到总政治部来，住在军委的招待所，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听取他对领导的意见，说服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二件事是整理延安抗大的学生档案材料。我们在抗大图书馆里发现，有三麻袋抗大学生档案材料，堆放在那里没有人管。从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角度来看，这些材料都是国家机密，也是了解干部的宝贵资料。于是我们就把这些材料运到锄奸部来组织清理。这些材料都是1937- 1938 年时期抗大学员的材料，那时的学员有部分是红军干部，而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和大后方涌进延安的热血青年，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向往革命奔赴延安的，但也有个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混进来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清理中就发现有骷髅党、五人会等反动组织的材料。这些材料清理出来后，对延安以后的整风审干反特务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件事是野战军政治部锄奸部送来国民党军统特务专员张x x案。张xx 是河北人，大学毕业，抗战初期流亡到大后方，参加了军统在河南的临汝特训班，经过一年多的特务训练后，派往我解放区搞破坏活动。出发前他做了许多潜伏准备，首先把洋头剃成光头，在太阳下晒黑；两手天天拿一根木棍搓，使之磨出老茧来，还要学会当地的土语土话，化装得像个农民的样子真是煞费苦心。他是沁源中心站的特务专员，负责几个县的特务站的领导工作，对我解放区和八路军部队进行破坏活动。在1943年为我们侦破后，由我负责审讯了几个月，弄清了罪行，交待了问题。我们把这几个县潜伏站的人员一网打尽，其电台及人员全部俘获，押送到总政锄奸部来。
-参加延安整风
我是在军委总政锄奸部工作时参加军委机关整风运动的。军委机关的整风由叶剑英参谋长牵头，各单位支部具体负责，总政支部书记是舒同，以部为单位编成学习小组。我们锄奸部和组织部编为一个小组，小组长是林西。整风的做法，开始是学习毛主席整风问题的三个报告，即《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接着以小组为单位对照检查。
我在整风中，曾把毛主席关于“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教条主义画像，写成条幅贴在自己的床头墙壁上以示警惕，对于我过去小知识分子的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都做了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直属机关确实出现过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其代表就是共青团中央的一些人办的《轻骑队》墙报，《轻骑队》编委于4月22日发表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文章，也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有偏颇之处，如马列主义研究院王实味发表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与艺术家》的文章，说“延安是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被列为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同类的代表作。当时胡乔木曾写信传达了毛主席对《野百合花》和《轻骑队》墙报言论的批评，指出“野百合花” 的错误主要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 作了过分的估计，当时的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干部大会上借题发挥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康生先在西北公学搞试点，用“车轮战” 和逼供信等办法，搞出了许多所谓特务和特务组织。从而得出结论说：国统区的党组织是靠不住的，需要重新估计随即开展追查活动，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捕押到中央社会部审问逼供。接着，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抢救失足者” 大会，批斗被整的干部会议原来拟开10天。在第三天，任弼时同志闻信赶到会场，逐个询问了那些被批斗的青年干部，又亲自去看望了那些被关押的同志，发现了问题，然后赶到枣园将情况如实地向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并讲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很重视他的意见，立即召开了会议，批评了康生，并取消了原定开10天的大会，虽然康生要开的会议没开完，可是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
1943年10月，康生又批转了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的材料，推广绥德的经验。绥德大会开了10天，参加大会的26人。在大会上所谓自动坦白者28人，被揭发者19人，反特斗争扩大化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康生还说，边区四周有多少个国民党特务据点，派遣来多少个特务组织，凡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就有可能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派遣，凡是敌占区来的，就有可能接受日汪特务机关的任务，要求各个机关召开大会，发动坦白检举，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严重干扰了整风运动，使整风运动几乎陷于停顿。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提出了“ 一个不杀， 大部不捉” 的方针。延安各地甄别的结果证明：“抢救运动” 中的坦白分子90 ％以上不是特务。中央要求，对弄错被冤枉的予以平反，错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被逮捕的宣布恢复名誉对于“抢救运动”的错误， 毛主席于1944年10 月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 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抢救运动” 发生了“左” 的过火的毛病，学校犯了错误我负责，我是党校校长，延安犯了错误我负责，发号施令的是我。他并表示向被错戴帽子的同志，迅速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主席主动承担错误，大家的气就平了，就是有点意见也不讲了，而实际上负有主要责任的应是康生。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我在延安生活了5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陕甘宁边区13个县总共才14万人民，要养活三四万人的中央机关学校和保卫边区的武装部队，还有大批从前方和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涌到延安来的干部学生，实在是困难重重。国民党政府从1939年就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供给，并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封锁了边区内外的来往，还不断制造磨擦事件。
边区的吃饭也难保，吃菜吃肉就更困难了。我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因为学员中的领导干部多些，组织上还有所照顾，也只是光吃小米饭，很少吃到面食蔬菜，天天是土豆大白菜，七八个人小瓦罐，最后连汤水都喝了，几个月吃不到一次猪肉。有的学校和机关的食堂更糟糕，有时土豆大白菜还断顿，只好炒点胡盐或盐水汤下饭。身体差的同志生了胃病，我那时就生了年多的胃病。
穿衣服也是极困难的，我在延安工作学习了5个多年头，只发了套棉军装，每年自己动手拆洗次，原来深灰色变成了白灰色了，什么地方破了就补块。没有棉军帽就用土羊毛压成毡，军帽把臂章符号贴上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没有个讲怨言的。大家都懂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造成的，为了坚持长期抗战， 再苦也能挺得过去。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担当保卫边区任务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搞屯田开荒，把荒山改变成江南水乡，两三年做到了全部自给半自给。
从1943 年开始，在王家坪的军委办公厅和总政的党员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召开了干部大会，由军委办公厅主任黄欧东宣布机关干部和家属立即行动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半天工作，半天生产，开荒种田纺纱做军鞋，规定部长以上每人每年交小米五斗，秘书干事每人每年交石四斗，一般干部公务人员每人每年交二石四斗，手工艺产品可以按小米折价计算，连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都有五斗小米的任务，谁还有什么话可讲。当天晚上大家开会，表决心，想办法，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提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交粮任务的措施，我的任务是石四斗小米。
延安种田的条件很好，军委机关的后山就有大片熟荒地没有人种，一个劳动力用把锄头，一天可以挖半亩地，土质很肥沃，只要把玉米或土豆种子丢进去埋起来，锄它二遍草，每亩就可以收到四五百斤土豆或二百斤玉米，我们军委机关的农业生产是由军委办公厅直接领导集体耕种的，各部门派人轮流参加，我们部里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有四五个人，每次派两三个人随机关去挖地锄草种玉米挖土豆就可以了。
至于纺纱织布，这个活儿大家没有干过，没有经验就学着干，大家还动脑筋制造纺纱车，有手摇的，有脚踏的，还有加飞轮的脚踏的，纺车是用根铁制的曲轴带动木轮旋转，再以木轮牵动纱锭，人坐在高凳子上脚踏着木轮旋转，可以两只手同时操作，比手摇纺车省力，但木轮带动的纱锭没有手摇的快，只能纺粗纱或毛线，开始手脚配合有困难，后来熟练了就同手摇纺车样了。有的同志不满足于纺般纱，还在轮子上加个飞轮，提高锭子的转速，可以纺缝纫机线哩。
交公任务完成了按规定可以自己安排生产，我们就从合作社买来了几斤陕北土羊毛，自己在延河里淘洗干净晒干，用树条子在地上打松，用脚踏纺车纺成羊毛线，织毛衣毛裤穿，也解决了供衣不足的间题。有的同志把毛线同桑树根或槐树根的皮起用水煮下，染成黄色的或驼色的毛线，打成毛线衣，还真漂亮。有的外国驻延安的观察组人员还买了带回国当纪念品呢!
1943年冬，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纺车展览会和生产成品展览会，不仅展示了我们制造生产工具的聪明才智，也展示了我们生产自给的伟大成绩。据当时统计，1942年我们生产了粮食68万石，土布10万匹,到1943年，农业畜牧业和工业又有了进步发展，边区的军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衣服粮食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已能够全部或大部自给，军民生活已逐渐达到了丰衣足食。有的干部战士在供销合作社还有储蓄，有的在合作社人股，每股30元，最多的有二三十股的，从而保证了边区军民渡过了抗战时期物质上最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锻炼了干部，加强了军民的团结，使陕甘宁边区更加繁荣和巩固，并给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