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赴延安报告团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是革命的人们直向往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学习生活了五年零八个月，这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因此，我对延安人民有种特殊的感情。1985年8月，华东政法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赴西安参观，我也参加了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之后，我同几位同志趋车到了延安旧地重游，心潮更加澎湃，几十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省委仅在1938年这短短一年里，就拉起了3、4万多人的抗日队伍，组成了10个支队，以沂蒙山区为中心展开了抗日游击活动。后又成立了山东纵队，不断开辟和扩大解放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中央希望进步了解山东党的工作情况，总结山东的经验，于是指示山东分局组织个报告团赴延安向中央作全面的汇报。
山东分局赴延安报告团的组成人员，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地方干部。是从分局组织部长到县长、县委书记，军队干部是从支队政委到团、营连干部。我当时是营教导员，所以也有幸参加了汇报团。全团60余人，团长是程照轩，副团长是郑耀南，大队长是赵锡纯，支部书记是刘仲华，支部委员由张文通任宜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此外还有随团去延安学习的干部。
我们团于1938年4月2日从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出发，经过蒙阴新泰到达莱芜的地委机关驻地已是五月份了，再往前进就要通过津浦铁路敌人的封锁线。
津浦铁路是日寇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沿途都有封锁墙封锁沟铁路西侧的村庄都有维持会的联保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为了安全穿过铁路，我们只有依靠联保组织中的地下党做工作。
第一次穿越铁路时正逢铁路西芦房山区鬼子扫荡，我们只好返回，跟随泰山地委机关活动半个多月以后，我们才在窑瓷北的个地方过铁路。
过路时，正好遇到八路军115师的685 团也从这个地方到路东来，有这样的正规军同时过路，我们胆子壮多了。这一夜我们跑了一百二三十里路才到达山东纵队六支队机关驻地。我们住在芦房山区南的个较大的村庄。
到了6月，我们在肥城西南的尚庄，遇到从延安来的朱瑞、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他们带了大批干部来山东，帮助进步开拓山东地区的工作。朱瑞同志向六支队机关干部作坚持冀鲁豫皖游击战的报告，我们也随之听了在报告中，我们得知山东分局将改为苏鲁皖豫中央分局，朱瑞任分局书记，115师政委罗荣桓也参加分局领导。山东纵队改为第一纵队，徐向前任纵队司令。这说明山东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了。
我们在泰西地方部队的护送下，顺利地向鲁西南129 师部队活动地区前进。
过了泰西，直到冀南都是冀鲁大平原黄河在花园口决堤。以后，这里的黄河故道也没有水了，成了大片沙滩．我们报告团的成员，都是在山区打游击的，学的是山区游击战的一套，不熟悉平原作战的一套，到这个大平原，几百里望不到个山头，在这里行军，心情不免有些紧张。
这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漆黑夜晚，我们准备从泰西地区转到冀南地区，但必须通过从汶上到东平两县之间的公路。这一条公路，是日寇控制较严的交通线，白天有巡逻队，路旁的小镇还有驻军，我们要通过是很危险的。离公路只有几千米的地方，护送部队叫我们先就地休息下，他们去公路布置警戒，我们团的大队长赵锡纯也跟去了。我们等了个把小时，还不见他们回来，大家沉不住气了，七嘴八舌，弄得团长也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向支书刘仲华和团长程照轩提出，我愿意挑选个人摸进村里，找个老乡带路，他们同意了。我和张文通的警卫员老宫摸进个老乡家，叫醒了正在熟睡的老乡，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请他带路帮我们穿过公路，并知道这个村子原驻有伪军，昨晚才走的．于是我们团的几十个人就在这个老乡的带领下，迅速穿过公路天亮以后，护送队伍也来了，我们的队伍也全部会合了，心情才完全平静下来。
-刘伯承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报告
7月中旬，我们到达冀南的清丰南乐带，这是冀鲁豫军区机关所在地。这里虽是冀普大平原，但几个县都在我们手里，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们住下以后，军区领导特别是129师师长刘伯承同志专程来看我们，并向我们作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报告。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从山区来的游击健儿真是上了生动的课。
刘伯承是有名的红军将领，在抗战前就听说过，这次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报告，感到很荣幸他身材高大魁伟，话音宏亮高昂他的报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论述，堪称是足智多谋，文武全才，真是名不虚传。他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发挥得淋漓至尽，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能坚持游击战争，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日寇是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人民需要我们来保护他们。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救亡团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敌人的举动，我们就了如指掌，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跑，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保护下，如鱼得水，可以自由飞翔。日本人不懂得中国话，只靠几个翻译和少数汉奸，是不能占领中国这样大片国土的，只能龟缩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据点里，有时白天出来扫荡一下，晚上还要回到据点里。平原虽然不像山区有密林和山洞作掩护，但是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在战争实践中，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等克敌的招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开始时敌人来，我们就组织群众起跑反，跑不掉就钻地窖。以后敌人知道翻地窖了，我们就领导群众把房子的墙打通，把地窖也打通连起来，可以溜走，也可以借打通的房子或地窖袭击敌人。以后发展到地道战地雷战，有时打得敌人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加上我们把工作做到敌人心脏里去，是可以控制局势的，这里与山区游击战不同的，是不能在个地方住得太久，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听了刘伯承师长的报告，我们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这个大平原的土地很肥沃，群众生活比较富裕。该地区的唐照哲专员还为我们团举行了次丰盛的会餐，有十来道菜。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参加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次享受。因为日寇在扫荡太行山区，我们难以穿过平汉铁路到太行山地区去，在这里住时间比较长，等到太行山区扫荡结束后，我们才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护送下，穿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顺利地到达了冀西林县山区根据地。
-朱德总司令的亲切会见
我们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后，便直奔太行山区。太行山与山东的泰山沂蒙山不一样，山上的土层很厚，石头生在半山腰里，山头都是黄士崖，山涧也是干枯的，山上的泉水很少，老百姓吃水要到几里以外的山沟里去取，这里用水是很节约的。壶关县东门外有个很大的蓄水池，据说那是国民党县长募捐修建的，群众为纪念这位县长，还专门立了一块功德碑，表彰他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解放后，听说平顺县在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倡议下，植树绿化，修水库，全县笼罩在一片绿色中， 并解决了吃水问题。
9月份我们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机关所在地的武乡县蟠龙镇，司令部将我们安排在离野战政治部驻地砖壁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专门前来看望我们。朱老总还为我们作了八路军建设问题的报告。两位大名鼎鼎的高级领导，是那样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见了倍感亲切，兴奋不已朱老总的报告结束，我就急忙走上前去，怯生生地递上笔记本，请他在我笔记本上题词，他微笑地看了我一眼，欣然写了“坚持华北抗战”几个苍劲有力的钢笔字。以后我把它装贴在我心爱的照相簿上，一直珍藏在身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照相簿抄走了，至今未找回来，每念及此，痛惜之极。
我们在蟠龙镇附近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还未破裂，司令部决定我们以十八集团军后方人员的名义从淹池坐火车去西安，再由西安去延安。这样不仅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也不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于是，我们全部换上了八路军的服装，戴上八路军的臂章、胸章，补充了急需的生活用品，于10月下旬从砖壁出发，直奔淹池乘火车去西安。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刁难，前总还派了129师的一位旅长随我们一道去。
火车驶得很快，几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已在车站等我们，送我们去西安北门里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下。
西安是我国有名的古都，从秦汉到隋唐有十三个朝代建都于此，名胜古迹很多。可是，当时西安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日寇不时地派飞机来轰炸，国民党特务也在进行晴害活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围国民党也安插了不少特务据点，监视来往行人。所以，我们到西安后哪里也没有去，蹲在办事处等着去延安。
-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由于西安政治形势紧张，我们没有住几天，办事处就准备了两辆大卡车送我们去延安。我突然发疟疾，没有随团同行，在办事处多住了几天。
11月初，我乘车去延安。由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乘的是最后一趟车，以后，西安再也没有车去延安了。
我们到达延安，按当时规定，军队来的干部住大便沟军委招待所，地方来的干部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里没有高楼洋房，而是黄土窑洞，也没有棕棚床，而是土坑上铺着厚厚的一层干草的集体床铺。窑洞比洋房有独特的优越性，就是冬暖夏凉。11月已是冬天了，在窑洞里不生火炉也不觉得冷，我们把各自带来的被子铺在草铺上，小包袱做枕头，睡得甜甜的。我们从敌后战场来到大后方延安，从沿海农村来到黄土高原，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总想到处跑跑看看。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约几位同志向延河边跑去，只见延安群山环抱，延水长流，延河两岸山坡上的窑洞鳞次栉比，山下河滩平原，依山面河，粉墙的平房排列山下，别有一番风光。只是延安旧城于1938年已被日寇飞机轰炸成片瓦砾，剩下南门和北门的半月城墙和凤凰山麓，毛主席朱总司令住过的参谋部小院，也已搬走，屹立在嘉岭山的唐代宝塔，隔着延河与清凉山上的宋代万佛寺遥遥相对，镶嵌在蜿蜒曲折的延河两岸，显得格外宏伟壮观。常年清澈潺潺流淌着的延河水，吸引着许多延安人在那里洗衣散步叙谈，人们尽情地放声歌唱。
宝塔山与延河水是延安的象征，我们也迎着初升的太阳漫步在延河边，饱尝着它的精神甘露。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环视延河两岸层层叠叠的窑洞灯火，更是壮观，俨然像黄浦江边的高楼大厦，又像是青岛海边的十里长街。我们从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来到了革命摇篮延安，环视着延安的这一切，不由地哼唱起《延安颂》来：“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啊！延安！延安！你这宏伟壮丽的古城”。
-向中央领导汇报
我们报告团是10月底和11月初分两批到达延安的，当时，已是初冬季节，而我们还身穿夏季服装，确实感到有点冷了。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灰色的棉军装，这使我们感到分外的温暖，真有种回娘家的感觉。
我们的汇报工作是军队与地方分开进行的，程照轩同志是团长，军队与地方的汇报他都参加，我与张文通、郑耀南、赵锡纯等都是山东纵队各支队的代表，向军委参谋部和政治部汇报。我们的汇报地点是王家坪军委参谋部。汇报会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王若飞和总参谋部局局长郭化若主持，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尚荣、参谋部局长伍修权、副局长边章伍、钟人仿、军委办公厅主任黄欧东等同志，加上秘书参谋等约十几个人。
我是第一次向中央这样高级的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开始有些紧张。当我们跨进汇报会议室时，领导同志起立与我们握手，热情让坐，紧张气氛顿时消失。
王若飞宣布开会，并将参加会议的同志介绍给我们。我们的团长程照轩也将我们做了介绍，我们由山东来时，已带来了详细报告。所以我们先将报告交出，再做一些补充汇报。在这个补充汇报中，领导同志不断插话，问这问那，我们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作个说明，领导也点头称是。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在汇报中越谈越自然，话也就越来越多，好像在自己家里样，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
我们的汇报工作分两处进行，历时将近个月才结束，最后领导找我们去谈话，评价山东的工作是好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大的，发展也很快，部队生活也比其他根据地好些。但也指出了我们工作的问题，这就是重视政权不够，在统战工作中存在某些问题，要我们对抗战的艰苦性、长期性有充分认识，要准备迎接敌人的残酷扫荡，环境也可能向坏的方面转化等等，批评不多，但非常中肯。
-与王若飞同志一起工作
《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大家都读过，看过这本书的人更加敬佩他，实是革命青年学习的楷模。我 1939 年到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出版这本书，这次的直接接触使我对他敬佩之至。他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关怀下级干部的领导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们完成了报告团的汇报任务后，就在等待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学习上作安排。突然接到团长程照轩同志的通知，要我去军委参谋部帮助搞材料工作，阅读前方各部队和军区送来的工作报告，为总结工作、编辑战报做些准备。
我虽然是个师范生，当过一年多的小学教师，自感文字功力不够，到中央机关工作也有点胆怯。在1940年元旦前的十几天，我赶到王家坪参谋部报到了，接待我的是王若飞同志的秘书史坚同志，地点就在史坚同志住的隔壁窑洞里，那是他的办公室。史坚见到我，立即站起来让坐倒开水，表示欢迎阵寒喧之后，史坚同志说：“王若飞参谋长就在隔壁，我带你去看看他如何？”我十分高兴地点点头。王若飞住的是有套间的黄土窑洞，只是四壁用石灰粉刷过，光线好点，他见到我非常热情，立即站起来握手让坐。经史坚同志介绍后，我就说：“我文字能力较差，这方面工作也没有经验，怕不能达到领导的要求”他说：“不要紧，主要是帮助史坚同志把各地送来的报告看看，为总结工作和编辑战报准备材料，有的问题把它摘出来，具体搞法由史坚同志告诉你”。
王若飞同志又问了一些前方情况和我个人的些问题，谈得很随便。任务接受下来了，回到史坚同志的办公室窑洞里，史坚同志做了具体安排，拿出了许多前方送来的工作报告给我，并告诉我在看的过程中把报告中的新情况和所提的问题，先用红篮铅笔标出来，以供领导同志审阅或批办。因为我是山东来的，他先给了我一批山东地区送来的报告。我对山东的情况稍微熟悉些，看起来比较容易，也感兴趣，看得比较快。开始不知道哪些需要标注，哪些应该摘抄，史坚同志在军委工作时间较长，这方面工作很有经验，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经过三五天就渐渐会做了。王若飞同志也经常来看望我们，顺便提些要求和做法，以后还把华北地区的部分报告也给我看，工作便逐步入门了。王若飞同志是我到延安后所直接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有点拘束，由于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很快就消除了顾虑，便积极主动地向他求教和请示问题了。他虽然身居军委副总参谋长的高级职位，但没有大首长的架子，有时还主动跑到我们窑洞里来聊天，问长问短。
我是第一次到延安来，以前所想象的中央首长一定是身材高大，威严庄重，理论高深，难以接近的人。这次在王若飞参谋长这里工作过程中，完全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是同志战友，是平等相处的弟兄。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忘，那是1940年春节前一太的晚上，也就是年除夕，我刚要下班回招待所吃饭，史坚秘书忽然从外面进来告诉我，王参谋长的风鸡烧好了，要请你在这里吃饭，并拿来了一瓶汾酒，说：“王参谋长有事不能来陪我们了，就叫我同你两人吃。汾酒是山西的名酒，牧童遥指杏花村嘛，这就是杏花村的酒。”
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在延安，部长以上首长最高津贴五元边币，买只鸡也要花块把钱，吃到风鸡就很不容易了，再加上汾酒更是特别的招待了。我虽不会吃酒，但在史秘书的再三劝说下，特别是王参谋长的盛情款待，我一口喝了半杯，杏花村的酒确实名不虚传，开酒瓶塞就香气扑鼻，喝到嘴里更是香甜可口。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同志之间的饮酒吃饭，这表现出中央领导对于下级干部关怀和爱护的温馨之情。
-进马列学院学习
延安马列学院当时是延安的最高学府，它成立于1938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地址在延安的蓝家坪。
这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专门学校，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即张闻夭）兼任副院长王学文是党内的经济学专家。院部设总支，总管党务和行政，没有另外的行政机构，总支书记是谭启龙，下设教育组织行政等科，主要工作人员有邓力群、王光伟、柯柏年等。学员按入校前后编成支部，不设行政班。支部书记委员都在学员中产生，由支部负责组织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山东报告团的同志，在完成了汇报任务以后，领导上就决定把我们分别送到马列学院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我被分到马列学院，同时分到马列学院的还有张文通、赵锡纯、郑耀南、何风池、陈少卿、牟子芳等。学习马列主义是我渴望多年的宿愿，早在济南乡师读书搞地下党工作时，就深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迫切需要多看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充实自己。每逢星期天都要抽点时间跑到济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找点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看，对张心如的《唯物史观》，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都爱不释手。在敌后游击战中，参加了八路军就更难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战争环境中马列主义书籍在部队里很少，有一次我搞到了本斯大林编著的《列宁主义基础问题》，还没有看完就被其他同志借去了，再未看到。
现在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不但马列主义的书籍多，还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马列主义理论专家来院讲课做报告，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呀！所以，我到马列学院不久，就制定了个人的学习计划，计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通读一遍，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个脱离实际的空想。学院规定要学的课程虽然只有五六门，但指定的参考书却很多，有最低的参考书目，也有最高的参考书目，按时间计算光参考书也难读完，还有中央首长的报告，时事政策学习等等，那里还有时间去实现自己另外的学习计划呢？我原来订的计划，只能说明我当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渴望程度罢了。
我是马列学院第三期学员，这一期来的学员大部分是从前方或大后方回到延安来的党内同志，也有少数是陕甘宁边区的地县委领导干部和边区驻军的团营干部，共100余人，编为两个支部。我分在六支部，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五支部住在山下的平房里，都是集体宿舍。三支部四支部都是上一期学员，每期学习时间是一年。另外还有研究室，学习时间稍长些，是专门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的，柯柏年就是该研究室的负责人。
普通班的学习课程是六门，教师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担任。“党的建设”课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党的战略与策略”课是院长洛甫同志，“马列主义理论”课是吴亮平同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课是杨松同志，“哲学”课是艾思奇同志，“政治经济学” 课是王学文同志。还邀请了许多前方回来的领导同志来院作报告，或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的报告会。如彭真同志讲晋冀察边区的政权建设问题，彭德怀讲坚持华北抗战问题，马原讲保卫国家机密问题，冯文杉讲青年运动，朱理治讲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等等。这些报告都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的，对我们的思想修养和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过去理论基础较差，工作经验又不多，更是收获不小。
毛泽东同志专门来学院作过次 《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我还聆听过他的两次演讲，一次是在延安的讨汪大会上的演讲，另一次是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的演讲。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特别感兴趣，他虽然湖南的乡土口音很重，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群众语言很多，而且语句幽默诙谐，很是引人入胜。如在对宪政问题的讲演中他说：“宪政问题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讲到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教条主义的领导时，他说：“教条主义的领导比猪还要盆，猪嘴碰到墙上还知道转弯，教条主义者碰了墙也不会转变。”真是既幽默诙谐又深刻无比。张闻天同志的治学风度和教学方法也堪称楷模，他讲课不是填鸭式满堂灌，而是先提出问题要学员考虑并回答， 第一个学员答不出来，再要第二第三个学员解答，以启发学员们思考问题，最后由他再归纳大家的意见做综合性的讲解。他常以“研究研究看”为口头禅，来启发学员思考问题，人们对他的印象好像他不是个党中央的书记，学院的院长，而是个学者教授。这就是无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
马列学院的学习空气很好，读书的氛围很浓。教员每星期来做两次报告之后，由学院党总支领导支部组织讨论外，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大家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书，学习中提出的问题，由支部学习委员归纳交给总支，请教员或本院的辅导老师解答。学校提倡学术自由，允许不同意见争论。
学院图书馆的书籍种类虽然不太多，但各方面的书都有，课余时间任你选择阅读，报刊也比较全，共产党各根据地出版的报刊，都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也有，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时报》《民意》等。王明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及《布哈林传》《考茨基传》等也陈列在图书馆内，任你借阅。共青团中央办的《轻骑队》中的讽刺性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等文章都在马列学院的墙报栏里刊登过。当然学院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列主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说：“延安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种说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证明，许多党的理论工作干部如于光远、邓力群等，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如杨秀峰、陶希晋、左齐、刘型、倪子良等，都是马列学院培养出来的，家公认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是革命的大熔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