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傥八十回首》二、徂徕烽火(上)

志明与春娇 发表于2018-01-05 16:02:12

-发动武装起义

    徂徕山起义,是山东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即将打到黄河,在兵临济南的前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徂徕山发动次武装起义,创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这支徂徕山起义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山东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直接参加了这支队伍的发动和起义。

    1937年“七七” 事变发生时,我正在新泰县羊流小学任教,并负责新泰县西区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参加县委)。记得就在这一年暑假,山东省委派交通联络员刘嘉典同志(现名刘莱夫)来到我家,传达省委关于准备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我们积极发展“民先队”作为党的外围骨干和利用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如抗日后援会、小学教师联合会等,做好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还交给我一本油印的红军游击战术小册子,叫我在新泰党内传阅,认真学习,做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不久,游击战术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四大原则,在新泰党组织中已广为流传。

    1937年冬初,日寇打到鲁北禹城一带,济南形势危急,敌机不时飞到新泰上空盘旋扫射,许多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教职员工已纷纷回乡。东北四省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这时,山东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见大势已去,也在纷纷准备南逃,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新泰广大人民迫切要求解决出路问题,是逃?是降?是抗?投降,从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看,大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抓住这有利形势,大力宣传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号召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举起抗日的义旗保卫祖国,抗击日寇。

    我们利用李树兴(已发展为民先队员)家的收音机,天天收听时事广播,并以抗日后援会名义油印时事传单,散发给附近的农村小学,藉以进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联络活动,同时团结了不少新泰教育界的进步分子,开展了抗日救国的集市宣传和募捐工作。

    同年10月,省委又派交通员孙汉卿同志来新泰县委,传达了省委关于立即行动起来,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敌人已经迫近黄河北岸,济南难保,国民党的军队不日即将溃逃,我们一定要抓住在国民党溃逃,日寇尚未站住脚的混乱时机,立即组织当地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到军队去,脱下长衫,拿起枪杆投笔从戎,坚决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寇汉奸,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

    当时新泰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是王宪廷、王迫悟、王德一、刘少境、刘子军(此人在抗日艰苦时期投敌被杀),经县委仔细研究后,决定按照原来分工负责的地区,动员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各个救亡团体和社会关系, 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发动群众,联络人员,收集枪支弹药,找铁匠锻打长矛大刀,以待时机到即可集结起来举行起义。

    12月底,孙汉卿同志又奉省委指示前来新泰,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工作,并告知济南已经失守。省委已撤至泰安,此地不日也将沦陷,同时传达了山东省委已决定在泰安的徂徕山发动起义,要求附近各县党组织立即响应武装起义,前往徂徕山会师,并说省委那里已来了不少红军干部,正在分配到各地,指导各地党组织发动游击战争。

    大家听说有红军干部来了,信心倍增,立即检查了各地人员与发动筹备枪枝弹药的情况,决定了集结地点:一是在西南乡的刘杜村单照洪(现名单洪)同志的医院;二是在城西的董家庄董毓辰同志的家或董超同志教书的地方,并要我立即去省委组织徂徕山起义的联络地点山阳村程照轩同志的家,找省委负责同志严先生(即黎玉同志)汇报发动起义的准备情况,请示起义后的会师地点,要求派几个红军干部来新泰帮助领导武装起义。

-会师光化寺

    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日寇飞机每天都来新泰县境内低飞盘旋,并在泰安县投过几次炸弹,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也都纷纷搬家,韩复集三路军的军队也大批大批的向南撤退,到处抓壮丁,拉牲口,局势混乱至极。根据这一情况估计,新泰县的沦陷也不过三五日了。组织决定派我立即赶赴徂徕山约会地点,找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8 年1月1日,天未亮,我便骑上脚踏车,拼命赶往徂徕山南麓的山阳村去驱车50多华里,不到10点钟就赶到目的地,见到了省委留下负责联络的金明同志。

    省委已上山集合于徂徕山西首的大寺。吃过午饭,金明同志派人送我上山会见了黎玉同志,并介绍与支队长洪涛同志认识,老战友林浩同志正好也在那里,黎玉同志忙于各方事务,简单交谈后,便安排林浩同志与我详谈。林浩同志听了汇报之后,当即介绍了赵君玉同志(后改名赵玉,抗战艰苦时期妥协回家)同我起回新泰,帮助指导武装起义他说:“赵君玉虽不是老红军,但是参加过 “一. 二八” 淞沪抗战的党内同志,有相当的军事经验” 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并约定新泰的队伍起义后于1月4日到徂徕山东头的光寺会师。

    当天下午,我与赵君玉同志吃了几个冷馒头,一齐下山回到山阳村的联络点睡了一宿。第二天太阳还未出山,我们就各骑了一辆脚踏车赶回新泰到我家。吃早饭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羊流镇,根据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的情况估计,新泰县城已沦陷了。原来决定起义队伍到城区集结,我们必须先赶到西乡的集结地点与单照洪同志取得联系。我与赵君玉当天晚上赶到单照洪同志的医院,发现只有张民医生在医院,单照洪同志已不知去向。我们向张民讲述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道理和打算,他非常兴奋,也很激动,要求同去参加抗日。我们问医院怎么办?他说:“可以带去,反正部队也是需要的”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便齐动手把医院的所有仪器药品进行了整理和分类。轻便珍贵的我们随身带上,粗重的装进箱子,寄存房东家里,以便日后来取。大家边整理边谈论,越谈越投机,一直到深夜,还不见单照洪同志回来,便把药品和器械包了两个大包袱,三个人轮流背着,星夜兼程,赶往城区集结地点---董家庄。从东塘峪到董家庄约有六七十华里,还要趁天不亮穿越新坟公路和附近三华里宽的大沙河柴泣河。当时最担心的是在公路上遇到日寇的汽车,大家手无寸铁难以对付。我们三个人边走边商量。

    快到公路时,赵君玉同志先跑到公路边侦察了一下,看两头没有汽车灯光,就大声叫我们快步走过,不一会,这两道天然的封锁线顺利通过了。等到大家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才觉得身上已出了一身大汗。

    中午赶到董家庄,找到董毓辰同志时,知道起义部队已转移到新泰北山的山后去了,只留下董毓辰同志等着联络。我们大家商量之后,决定赵君玉、张民两同志先随董毓辰同志去新泰北山找部队去,由我个人先去光化寺安排队伍到达后的食宿问题。

    光化寺在地图上是看不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整整摸了大半天,直到黄昏时分才找到。光化寺在一个群山环抱翠松密林的山谷里,这个幽静而宽大的寺院,有两个主持和尚,东侧不到半华里还有个小院,住一二百人不成问题。

    4日上午,队伍陆续到达了光化寺。因为队伍穿泰新公路时,被敌人的汽车冲散了,这次到光华寺集结的只有二十几位同志。大家稍事休息后,把各自带来的仅能维持三天的干粮全部集中起来,交到部队统一安排,吃了一顿集体饭,虽然无菜无盐,但大家吃得特别香甜,因为这是在部队里集中吃的第一顿饭。

    夜晚,大家把山草厚厚的铺在神台上边,三四个人挤在一条被子里,香香甜甜地睡了觉。约摸午夜时分,省委直属队也来了,大家从梦中惊醒,一跃而起,真是欣喜若狂,与省委直属队的同志握手欢呼。有的同志从来没有见过省委的领导同志,还特地跑到支队部看看黎玉同志和洪涛同志,兴奋之情难以形容。昨天虽然跑了100多里路,有的甚至几宿没有睡觉了,但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一直闹到天亮。

-扩军整编

  我们与省委直属队会师后,进行了重新编队,并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成立“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支队长是红军干部洪涛同志,副支队长是赵杰同志,政委是黎玉同志,我们新泰来的几十位同志与直属队的同志合编为第一中队。中队长是李怀英同志,当时提出,以扩军为主要任务,凡是在地方上有群众基础的同志,要回到地方继续组织扩军工作。当时新泰县委研究之后,决定王宪廷、王迫悟、董玉举(即董林汉)等同志仍回到新泰方面,收容过路时被敌军汽车冲散而回去的同志。另一方面继续组织扩军工作。

    第三天单照洪同志带来了十几个人和枪,也编入第一中队。这时队伍已经是一百多人了,这样多的人挤在两座庙里,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临上山时每人带的三天口粮也吃得差不多了,到附近村里去买也难以买到许多粮食。我们没有政权,也没有上级的供应,只好把每个同志离家时带出的点零用钱凑在一起,作为队伍的生活费。

    这能维持多久呢?正好赵杰同志和封振武同志在徂徕山南的朱庄良庄一带,也发动起来了近百人的队伍,准备前来会师。从工作来说,我们也需要立即下山,向群众宣传我们的抗日锄奸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

    于是,1月8日,我们正式下山,举起了抗日锄奸的大旗,浩浩荡荡向徂徕山南的大官庄带挺进。这一支高举敌后抗日大旗的巨龙正式与徂徕山人民会面了。当时,因为队伍成立还不到十天,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没有军服,衣服都是长袍短袄,也没有多少枪弹,都是各地共产党和抗日志士从自己家里或亲友手中借来的武器,这些武器多半是长矛大刀,步枪不到三分之一,短枪更少。

    平地诞生这样支队伍,在下山后的短时间里,由于豪绅地主的反对,骂我们是土匪。群众又不了解是什么军队,在活动和生活上不免要遇到一些困难。就在刚下山住在大官庄的时候,部队只有百余人,宣传队下乡,地方政权不准开圩子门。供给队下乡,乡保长不见面。

    有天下大雪了,大家住在破庙里学堂里和看场的草屋里,衣服棉被都很少,几个人挤在条被子里,有的还光盖着自己的棉袍睡。雪下了尺把厚,寒风呼啸,冻得大家睡不着。后来住在草屋的同志想了个好办法,把牛草弄个洞钻进去,草盖在身上,光露个头,倒怪暖和的。早晨没有热水洗脸,大家跑到河边把冰砸开,舀起冷水来洗脸,洗过后两手一直搓到发红,干粮也奇缺,得每人去募集。

    有一天,催给养的同志回来,催来的给养和以前剩的合起来才够每人一张高梁煎饼。最可敬的是,洪涛队长把分给他的一张煎饼,又分半给了新来的同志。这种官兵之情,激励大家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后来,大家分头出发,多找关系,解决吃饭问题,也解决军民关系问题。第二天不到中午,一批批的煎饼陆续送到,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一亲身经历,我们真正体会到红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的实际意义。

    抗日支队派出了宣传队到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抗日歌曲根据抗日十大纲领的规定,提出了“卫国抗日,人人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 的口号。我们的募给队以抗日军队的名义开条子,向当地的地主富农借粮借钱借枪,以解决我军的供应困难。

    在我们队伍开到大官庄的第三天,赵杰封振武等同志所带的队伍也来会合了,编为第二中队,封振武同志为中队长。接着莱芜的刘居英刘莱夫等同志也带来百多人的队伍,编为第三中队,程绪润为中队长。

    正在这个时候,忽有泰安的同志报告,在徂徕山后的北王庄来了32 名三路军的掉队士兵,全副武装,还有两挺机枪。我们就派出得力的干部对其做了认真细致的争取工作,使他们一致同意接受了与我军合作抗日的主张,便把他们合编到我们队伍中来,与我们部分同志合编为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刘国栋,指导员是林浩(兼)。至此,从泰新莱各地零散来参加的队伍已发展为三四百人了。

    徂徕山起义时,我一直忙于安排新泰起义部队和省委直属队会合事宜,没有来得及把由我亲自发动的人和枪带上山来。部队于1月8日到大官庄员外庄带后,我得空回新泰,我请示支队领导同意后,就匆匆忙忙回到了新泰我的家乡果都一带,先找到民先队员李树兴,要他协助我动员其祖父李振统捐献出汉阳造的步枪三支,由他和他的侄子带上山去。我又把事先联系好的果都区民团区中队的陈能水(现改名为陈海亭) 陈义忠、陈仲三、陈能泰五个人带了五支步枪上山,他们都编在中队。另外,我还将起义前动员我亲戚花50块大洋买的一支20响手枪和我在韩复集军队南撤时捡来的20多颗手榴弹,叫我二弟刘新(刘士荣)和族兄刘士诚送上山来,我把这些事办完之后,又回到徂徕山支队部。这算是我三上徂徕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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