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吴伯箫运动
1935年冬，从省教育厅得到消息，校长肖彩瑜要去美国留学，其职务将由吴伯箫接任，大家对吴非常痛恨，曾送他个绰号叫“山贼” 。吴伯箫原为学校训导主任，他竭力推行封建教育制度，要求学生死读书，读死书，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并用各种会考来束缚学生们的手脚，我们曾向他进行过罢考斗争。如果他真的当上校长，学生的政治活动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制。因此，乡师党支部研究后认为，绝对不能让他当校长。谁来好呢？最后确定前任校长钱振东，他虽也有过反动态度，但以后向我们妥协了，后期表现比较开明，钱振东又是教育厅长何思怀的同乡，在教育厅有一定的势力，如果能争取到他来当校长，情况可能好一些。于是我们派人先与钱振东透了一个信，遂在学生中酝酿成熟后，利用住在学生宿舍的训育员徐启周不在宿舍的机会，我们在学生宿舍后院召开了学生大会，通过驱逐吴伯箫的提议，并立即签名，向省教育厅写了报告。结果获得了成功，钱振东真的来济南乡师当校长了，吴伯箫被派到莱阳乡师当校长。钱振东第二次回济南乡师当校长，知道是学生起了作用，当然比以前更开明了。
-秘密会议
我在济南乡师期间，济南地下党召开过几次秘密会议。一次是黄柏山会议，1934 年初冬，济南城北黄柏山集上唱戏，赵健民同志约我去黄柏山以看戏为掩护，在山背后山沟里开会。
当时参加会议的除我们两人外，还有济南师范的刘清录、济南高中的尹贵章，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成立济南临时市委问题，由刘清录同志用世界语做的记录，因为那时会世界语的人不多，即使被敌人抓住，也认不出是什么内容，也研究了分工联系的单位，当时确定我的联系单位是正谊中学的马全章同志。
1936年暑假，马全章毕业时，介绍给我个姓谭的同志，暑假后那个谭同志没有回校来，便断了联系。
第二是1935年的四里山会议，我记得这是黄柏山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也是赵健民同志约我去的。我先到济南师范找刘清录同志未找到，后到济南高中找到了尹贵章同志，我们当即去济南高中西南的四里山上开会，主要是谈谈前阶段的活动情况，并研究了成立济南市学联的问题。当时赵健民同志还谈了上海有个人来济南说，上海要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联络济南学联的人参加，当时济南还没有学联组织，所以会上就决定由济南高中的位同志负责成立济南学联的事宜，并决定刘清录去上海参加会议。
第三是撅山大会。1936年5月，济南学联在撅山召开了纪念红五月的学生大会，主持会议的是济南高中的一个同学，好像是梁仞千同志。济南市的许多中等学校的学生参加了会议，会上正式宣布成立济南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在会上有许多学校的代表讲了话，济南乡师讲话的是赛长祥同学（李杰），还有四五位女同学合唱了“五月的鲜花”，第二天，韩复集派特务队在济南乡师校园外面活动，党内通知学生不要单人外出，防止被特务抓去。
-地下斗争
1935年暑假前，赵健民同志在田佩之老师卧室里油印了部分纪念红五月的传单，交给我和王传武同志到城里散发，每人一大卷。我们就把它收好。
一天晚饭后，从白鹤庄学校出发，进小北门，往芙蓉巷布政司街到省图书馆大明湖边，最后到了正谊中学，一路散发。当时正谊中学正好在安排第二天招收新生考试，我们想这正是教师学生集中的地方，就在教室里厕所里操场上都散了些，最后剩了小卷也散到正谊中学后边的大明湖边上了。
这次传单散得比较顺利，第二天城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正谊中学许多人见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议论纷纷，有的学生还把传单带回家里给父母看。
莱芜县的党组织原负责人刘北戈叛变，赵健民刘嘉典同他见过面，刘北戈知道他两人是济南乡师党的负责人。刘嘉典的哥哥刘盛田事先得知刘北戈要带人来济南抓人，便星夜跑到济南乡师告知刘嘉典，我们立即在小北关车站附近的菜园里开了支委会，参加会议的有赵健民、刘嘉典、张元修、景慕达（景晓村）和我，当即决定赵健民、刘嘉典立刻离开学校，支部书记由张元修同志担任，我和景慕达仍是支委。
因为情况紧急，决定赵健民刘嘉典两同志不要再回校了，他们的行李由张元修和我给他们送出来。以后，叛徒刘北戈带着特务来济南乡师抓他们，听说赵健民刘嘉典已经不在学校了，没有抓到人就走了。由于当时措施果断及时，没有受到损失。我们一直想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始终未能如愿。
一次，我们班里的党员郭海容回家时，知道家乡小学的刘宴春与河北地下党有联系，便想通过他联系河北党再找北方局。汇报给赵健民同志后，他非常高兴，第二天骑上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直奔刘宴春同志的小学，找到刘宴春同志相谈之后，刘没有明确态度，只答应帮助联系。没有几个星期，接到了刘宴春同志的来信，是以恋爱信的形式写的，有这么几句话：“你如果不忘旧情的话，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你能再来起谈谈吗？” 赵健民同志接到此信高兴极了，第二天便骑上车子又赶到刘宴春同志的小学，在那里见到了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当时，黎玉同志叫严先生，赵健民向他汇报了山东党遭受破坏后的恢复发展情况和几年来失掉上级党关系后的苦衷，并写了个详细报告交给黎玉同志。赵健民同志回来后，当即找到我们济南乡师支委的同志报告了这个大喜讯，并按照黎玉同志的指示，筹办了省委印刷机关。以后黎玉同志又派章士劳同志来济南帮助建立党的机关，这就是山东省委机关建设的前身。1937年年中，我从济南乡师毕业后，就回到家乡羊流小学教书，我的党的关系，也就转到家乡的县里了。
-恢复新泰地下党工作
1934年暑假，济南乡师党支部分配我与王学荣（王迫悟）同志（我们俩是新泰县人），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做一些恢复新泰县党组织的工作。
我回到县里后，听说我在羊流小学读书时的入党介绍人王宪廷同志回来了，于是就与王学荣商量先找他谈一下。
我住在距新泰县城六十里的坡里庄，王学荣住城西南关，王宪廷住城西关，相距不远。我先骑车子到县城找到王学荣同志，一起去看了王宪廷同志。
当时他回来不久，还没有职业，在家闲住，家里有个老母，没有多少积蓄，城关有几间平房，已把正房租给人家，每月收几元租金，母亲帮人家缝洗衣服，挣点零用钱，日子过得相当困难。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几年没有见面了，见面特别热情，晚上留我住在他家，同床而眠，直谈到深夜。他说他在组织龙须尚暴动失败后，与朱概夫、崔全法、刘子军等许多同志就失掉了联系。他流露出怕新泰的国民党分子给他戴红帽子，暂时还不敢出头露面，所以我们没有谈恢复党组织的问题。
1935年寒假，我和王学荣再去找他，这时他已当上了小学教师，我们正式谈了恢复新泰党组织的问题。他说老党员刘子军、王德一同志也回来了，家在县城附近。
接着，我们就个别访问了刘子军和王德一同志，并征得他们同意，在县城东南的一个大树林里、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专门商谈了恢复新泰党组织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王宪廷、刘子军、 王德一、王学荣和我五个人，决定以他们三人为基础，逐步恢复新泰县党组织的活动，并决定了以下几件事：迅速找好一种社会职业作为掩护， 务求能站住脚， 便于活动； 逐步创造条件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界人士。
那次会议上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不太一致，只决定由王宪廷同志负责召集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没有正式成立县的领导组织。
会后不久，我同王学荣就回济南继续上学。此后，在新泰县的王宪廷、王德、刘子军同志根据自己的条件，都自动地做了些党的工作，王德、刘子军同志也找到了社会职业，都是短期小学教师，王宪廷同志被任命为城西南关小学教师。由于都有了正式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就方便多了。
1935年暑假，我和王学荣回到了新泰县，又共同找到了王宪廷同志，经过商谈之后，找来王德一、刘子军（他们任教的学校都离城十多里）开会，决定正式成立新泰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王宪廷同志任书记，刘子军任组织委员，王德一任宣传委员，我和王学荣同志因为暑假后要回到学校读书就没担任什么职务。我们暑假后回到学校，向赵健民等同志汇报了新泰县党组织的恢复情况。不久，赵健民代表山东省工委到新泰县视察新泰县党的工作，住在王宪廷同志任教的西南关小学里，视察后充分肯定了新泰县党的工作。
1936年暑假，王学荣和董毓举从济南乡师毕业后，回到了新泰县第一完全小学当教师，新泰县的党组织增添了生力军。
新泰县地下党鉴于历史上多次遭受破坏的教训，这次恢复始终坚持隐蔽精干的方针，但也不放过有利时机一下的斗争，同时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我知道他们在这个时期发展的党员有小学教师夏云峰,西南关中药铺的刘志才城里第一完小的工友老郅（名字忘了，即郅云清同志的父亲)等。管毓均（管戈，在曲阜师范读书时因涉嫌被捕过）也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的工作。1937年春我也回到新泰县教书，党员又发展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也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扩大了，经过大家商量，在王宪廷同志的小学里，开会决定成立正式的新泰县委，仍由王宪廷同志任书记，王迫悟、王德一同志任组织委员，刘少傥、刘子军同志任宣传委员。我因为住在羊流小学，也负责新泰西区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11月，董炎、李美庆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经过审查也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参加组织生活。到这个时候，新泰县委组织不仅恢复了，而且迅速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获得承认，日常工作也一步步地走上正轨，抗日救亡活动，在这里又蓬勃开展起来了。
（鸣谢陈学友前辈后人对ocr文本义务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