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入党
我是山东省新泰市坡里庄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偏僻农村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教育落后，全县只有两所完全小学。我15岁时初小毕业，才到离家12华里的羊流完小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老师和学生出于对民族危亡的激情，纷纷组织起来到附近农村和集市宣传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我每次都积极参加。
此后，老师经常向我们谈论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还向我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看。鲁迅的《阿Q 正传》、《呐喊》、《傍徨》， 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等书籍都看过，对我的思想启发和影响很大，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都看，特别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杀富济贫的浩然正气，逐渐养成了我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喜欢主持正义的思想。
我的学习比较好，在学生中享有一定威信，年年被选为学生班班长。
由于不断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遇到不平之事爱提意见，对于封建刻板的教学方式教学制度，我也带头组织过学生闹学潮、罢课。最痛快的一次是1931年冬，我们把当时那位孔教派的老学究、不称职的校长刘庆九闹走了。
第二年春天，县教育局另派了一位曲阜师范毕业的张种玉来当校长。张校长来后，带来几位年轻的赵传钵、王宪廷、李冰若来当教师。后来知道，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来校后，学校面貌确实焕然一新。赵传钵任训育主任，王宪廷任事务主任（管财务），李冰若任高年级班主任，他们都担任一定的教学课程，行政管理也有了变化。每次周会，除讲一点行政管理外，还要讲一些时事政治，同学们很感兴趣，学生们看进步书籍的气氛也浓厚起来了，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着学生。老师在上公民课中也不完全讲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那些课程内容，而是夹着讲一些人生哲学和共产党的事情，使学生逐步关心起政治来了。
有一次，我们高年级学生中进行了“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 的大讨论，我当然是站在赞成“共产党好” 的这边。通过这次辩论，引起了王宪廷、李冰若老师对我的注意，他们经常找我。问长问短问我经常看什么书，喜欢看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体会等等，有时还约我和几位同学到郊外散步谈心，介绍一些苏联人民生活和中国朱毛红军打仗的故事，还介绍我看于右任的《苏联视察记》，而在了解苏联人民生活确实好的同时，想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萌发了中国也应走苏联道路的想法。所以，在一次与王宪廷老师郊外散步时，我就向王宪廷老师提中国能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他说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能真正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讲了一些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在南方苏区进行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走苏联一样的道路。
此时，我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郑重地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王宪廷和李冰若老师找我谈话，他们答应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4月的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
从此，我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历程。
不久，泰安特委来了一位鲁同志（后来知道是鲁宝瑛同志）。他约我到学校后操场墙根的一个地方谈话，他除了问我家庭情况和对党的认识外，还讲了些搞农民运动的事，介绍其他地方如何发动贫苦农民抗债抗租的斗争经验。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代表上级党对个新党员的进步审查。自此以后，我即编入与王宪廷、刘瑞庆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考入济南乡师
1932年暑假，我在新泰县羊流完小毕业后回到家里，父亲认为我已经能为家里解决写信记帐等问题了，不打算再叫我升中学。我当时却认为，我已经是党的人了，将来做什么还得听听党的意见。
我回到家后，不料生起疟疾来，发高烧50天，中学的考期也错过了。病痊愈后，我去羊流母校找老师问间情况，到了学校门房，问赵传钵、王宪廷老师的情况时，门房的老校工小声地对我说：“他们是共产党，区里裴之三区长带人来抓他们，他们事先跑掉了，你不要找他们了，赶快走吧！” 从而我的关系断了。
此后，我只好呆在家里帮父亲种田，可是我总觉得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就这样呆在家里呢？我的家是个很偏僻的农村，离县城60里，离羊流镇也有12里，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我考虑来考虑去，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争取升学。我原来的功课基础较好，只要再认真复习一下，考取学校还是有把握的。
经过多方努力，父亲的心动了，决定让我去省城济南考一次济南乡师，若考不上就死心塌地在家种田。
到1933 年暑假，济南的各个中等学校都相继招生了，我约同邻村的一位同学去济南报考济南乡师师范学校，每月有5元钱的伙食津贴，这对我们穷苦学生来说是最合适的。我被录取了，可是当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报喜，提出第一学期入学注册需要24元钱学杂费时，父亲有些发愁了，说一下哪里拿出这么多钱呀！直到临启程的前一天，父亲才凑了12元的铜板给我，还差半哩，怎么办？强烈的求学和寻找党组织的愿望使我不管怎么样也要去济南上学。我带着家里省俭下来的12元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踏上了去济南的路程。
在济南，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两个亲戚家借到了12元，凑足24元。在学校规定注册期的最后一天，勉强交上了学杂费，得以进到济南乡村师范读书。当时， 我深深感到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 真是不容易啊！
到了济南乡师以后，我开始寻找党的组织。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一个失去联系的党员，没有经过一定的工作考验、没有忠于党的表现是不容易找到党的。于是我就主动团结了几个同学，搞一些抗日救国活动。
我一面读书，一面以学校为阵地，争取几个要求进步的同学组织作文会（即读书会），搞些时事学习和读书活动。在与同学们交谈中，终于与本班同学刘嘉典（刘莱夫）及上年级同学赵健民接上了党的关系。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总庆幸决心争取升学这一举动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一生中重大的转折。当时济南乡师的党组织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学校的政治空气依然很浓，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政治书籍已成风气。我与刘嘉典、赵健民接上组织关系后，编在一个党小组，由赵健民任组长，计划在校内开展党的活动。以后又知道三四年级的姚梦龄（姚中明）、王传武（王文轩）、张元修（张振一）、王学荣（王迫悟）都是该校的老党员。当时还没有上级党的领导，但我们接受了山东党屡遭破坏的教训，懂得一定要在严守党的秘密的前提下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组织的作文会，就是促进大家多读点课外书，关心些时事政治。作文会从三五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每人每周写一篇作文。后来又发展到组织讲演会、辩论会，学生壁报组等活动。我们在作文会中发展了党员，如李相三、郭海容、马希圣和廉尚等。我们还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这是全校性的时事学习活动，是团结学生进行时事教育的阵地，有时还请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师参加指导。
1934年夏天的几次讨论会上，我们曾与托派分子崔希贤之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崔希贤当时是四年级同学，参加过上海彭述之等人召开的托派会议，抗战后当了汉奸）。他们的论点是：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初期，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先发展了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叫不断革命论。
我们的论点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在斗争方法上我们讲究点策略，开头由我和刘嘉典、张元修做了一般性发言，最后由赵健民同志针对崔希贤之流的观点，条条进行了驳斥。第二次时事讨论会崔希贤本人不参加了，只叫王阿猛、王贯道参加听听，也没有发言。托派分子最后看到没有群众基础了，索性就不参加了，只在背后散布些流言蜚语，说我们是干部派、斯大林派，他们是取消派，托洛斯基派，在暗中捣鬼。后来，我们在时事讨论中又与乡建派（梁漱溟派）作过斗争。梁漱溟派个秘书长来济南乡师讲演乡建救国的问题，原计划在济南乡师讲演一个星期，我们组织学生当场向他提出质询，结果一堂课没有讲下来就被哄走了。（鸣谢陈学友前辈后人对ocr文本义务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