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陈谢大军挺进中原，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黄河以南大片新解放地区，急需大批干部接管。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从山东老区抽调万名干部开往新区。
一、告别故乡
当时，栖霞抽调了30多名干部南下．其中县级干部1名，正副区委书记5名，正副区长6名，区委委员和县直正副科长9名．以及其他干部11名。这批干部全部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大都是多年的中共党员，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群众工作锻炼．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
1948年3月6日．栖霞县委发出调令．要求应调干部3月8日前交接完工作．9日到县城报到．11日离开栖霞奔赴新区。3月9日县委组织部长开会送行，决定组成行军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王良和柳星三两位同志任支部委员。11日，我们告别了故乡开始奔赴新区。
没有报到的干部有四五人．这其中有一段小插曲。当初县委下发的通知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抽调干部时应优先考虑那些出身不好、不适宜在本地工作的同志，这就给不少被挑上的干部造成了心理压力：我是不是因为“不适宜在本地工作”才被打发走的呀？有几名干部因此闹情绪，认为自己并非地主、富农出身，不在抽调范围，拒绝报到。由于当时栖霞县还没有正式开展划成分工作．所以即将南下的这些干部们心里都有些嘀咕：“文件里都这么写了，会不会等我们走后划成分时给我们划个地主、富农什么的？”于是在组织部长送别会上这个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大家要求县委给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个明确答复，甚至有的同志要求把这个问题定下来以后再走．免得到新区后背上个出身不好的大包袱。
出身问题．在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但老同志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再回到40年代．出身问题就更是至关重要了。因此，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顾虑可以说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土改还未结束．给谁定什么成分不是县组织部有权决定的事。组织部只能答应日后定成分的时候实事求是、不委屈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支部的三位同志议了一下后，给大家做工作：首先，大家的要求是合理的：第二，时间不允许等到定了成分后再出发：第三，要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处理好我们这些“上前线”的同志的问题的。因此，应当按规定时间出发，出身问题等土改时划定后再由县委通知我们。经做工作，同志们服从了大局，遵守了组织纪律。准时于11日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这批土生土长的干部．有个突出的弱点，就是乡土观念浓厚。要一下子离开从小就生活的家乡、父母妻儿．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更何况要去的还是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熟悉的地方：这个“新区”具体在什么地方、离家乡有多远、到那里去要走哪条路线、路上会不会遇到土匪或国民党部队、那儿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到了那里生活能不能习惯、能否听懂当地的方言、会不会受到当地人排外的不友好态度等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活到30几岁还没出过远门的农民干部来说．可以说是个难以估摸的未来。再说，当时还在战争时期，不要说电话电报不方便．连寄封信都不大可能。离开家乡就意味着一下子割断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因此，当时我们的思想斗争、心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出发后走到栖霞与黄县的交界处休息了一下．想到这下就算是离开了栖霞，也许一辈子也回不来了．大家的心里都非常难受，个个表情严肃。一个同志学着话剧《血泪仇》中逃荒老太太的语调念道：“我的家呀，你让我看你最后一眼吧！”一句话让不少同志的眼圈都湿润了。
记得还在报到时．因为家离县城比较近．我就抽了点时间跑回去取点钱物什么的。半路上正好碰到我父亲往邻村走，去赶龙王庙会。老人听我一说，吃了一惊。我家三代单传，拿我似宝贝，现在宝贝儿子要背井离乡．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了．可是老人毕竟是受过多年党的教育的老区人，而且自从我参加革命工作后．老人耳濡目染，更从儿子的身上增加了不少对党的政策的了解．知道儿子是党的干部，要听党的指挥。所以他什么也没说，跟着我立刻回到了家。全家知道了这件事后都很紧张，但大家都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
中午吃饭时，我担心自己家的成分问题．就装作闲聊般地拐着弯问爷爷：“爷爷，你年轻时咱家有多少房子、多少地，是不是租地给人种．有没有雇长工？”开始爷爷还不当回事，慢慢地和我聊，但渐渐我问多了后．老人警觉了，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老问这些干什么，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我实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好难受地低下头去。爷爷仿佛明白了什么，眼泪慢慢流了下来。祖孙二人泪眼相望，再也说不成一句话了。
我的告别如此．其他干部也大都差不多，家家伤心，个个难受。现在看来虽然没什么，甚至我们这些人再聚到一块时还会自己笑话自己当时的压抑心情，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回想起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虽然有这么严重的思想顾虑，但我们还是坚决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离开了家乡奔赴新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接到通知到离开故乡，这其中只有短短的三四天时间，不少同志因家离县城比较远，连回趟家的机会都没有，去找近处的亲友帮忙筹措资金和衣物。毕竟我们都是接受了多年教育，有这么多年党龄的“老”革命了。想到这里．我们也感到派老区干部到新区开展工作真是党中央的一项英明决策。有这样一些具有较高党性的“老”干部到新区开展工作，一定能够很快地打开局面。
二、奔赴新区
到达北海地委以后．我们这30几人和来自蓬莱、栖东、黄县、北招、南招以及福山等县抽调的干部合并一起，编成了一个大队，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砚农任大队长兼教导员。经过简单的集训，大队向新区开拔，大家肩负行李徒步行军。由于当时交通沿线还没有完全解放．我们虽然也有一部分枪支，但毕竟不是作战部队，在没有军队护送的情况下，不敢冒险，只好选择虽然远一些但比较安全的路线绕道而行，经招远、掖县、昌邑、潍县等边远地区，由利津过黄河，再走滨县、惠民、临邑、平原、高唐、聊城、冠县、莘县和范县等地到达濮阳。
一离开故乡，踏上征途，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生活不适应。有一夜大约走到潍北的瓦城某个地方．因为临近海边，井水是苦的，当地人只好吃池塘的水。那个塘里不但鸡飞鸭游的，而且还有不少牛粪狗屎漂在水面．一下子让大家恶心极了，端着用这种水做出来的早饭，谁都没胃口．可为了行军还不得不强忍着把它吃下去．别说有多难受了。幸好刚走了十几里路就见到一条大河，水清得一眼见底。所有的人都大叫着扑了过去．那个一通猛喝啊，直到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一点也灌不下去时才停下来。那天早上的恶心和后来河边的痛快都成了至今难忘的记忆。
在濮阳，队伍进行了整编，来自各地老区的8000名南下干部被编成一个支队，下分为4个大队。就在这次整编中。几位栖霞同志被抽调离开了大队。说到这次抽调还有个笑话。5月13日大队开全体会．大队长亲自动员，要求各支部选拔一批同志随军南下．到长江以南开辟新解放区，条件是身强力壮、每天能跑40里路。结果，会后没人报名。队里感到很纳闷，怎么一个报名的也没有呢？一调查．原来大家都认为：“每天走40里路没问题，可‘跑’40里咱可不够条件。”大队长哭笑不得，赶紧解释：“我是南方人，说的是方言，‘跑’就是山东话‘走’。”这可让我们这些没出过门的山东人乐了，原来“跑”就是“走”啊！这一下没了问题，很快就完成了报名任务。有五六个同志随军南下了．不过后来他们没能按原计划到长江以南工作．队伍走到豫皖苏交界处被冲散了，结果就留在了地方．以后落脚在安徽、上海等地。
在这次整编中，我被调离了栖霞县支部，到三大队一个支部任书记。这个支部是一个新编成的单位，大部分成员是从皖南、苏北一带撤到山东来的同志．还有一些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对于我来说，这可以说是平生第一次一下子和这么多异乡人生活、工作在一起，既感到有些不习惯，又觉得大开了眼界。就拿生活习惯来说吧．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们是东北人，喜欢吃高粱米，皖北的同志愿意吃馍．而我们山东人最想吃的是煎饼和窝窝头。这就出来问题了。因为没有专门的炊事员，连队的所有同志都要轮流做饭．结果每顿饭都会“旗帜鲜明”．临时炊事员的同乡高高兴兴地吃家乡饭．其他地区的就只好委屈自己的嘴巴和肚子．心里盼望着快点轮到自己的老乡下厨房。
说到皖北人好吃馍．有一个皖北女同志很有名．她把什么都叫“馍”。有人开玩笑地问她：“这也‘馍’，那也‘馍’．你们家乡到底有几种馍呢？”她回答说，有蒸馍、油馍、菜馍（包子）、烙馍、炕馍（大锅盔）等等，等等。再问她“那么什么是‘馍’呢？”她想了想说：“凡是用面做的、可以用手拿着吃的都可以叫馍。”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以后这个女同志就有了个“馍专家”的外号。
还有一件与饮食习惯有关的趣事。那时在休整期间，一天大队部召开支部书记会研究工作。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新来的通讯员进来问：“大队长，炊事员请你喝罢汤再开会。”大队长回答说：“我不喝汤。”过了一个小时，通讯员又来说：“汤快凉了，请首长喝汤吧。”大队长有点不耐烦了：“不是说过不喝汤么！”过了有几十分钟，天已晚了下来，大队长肚子饿了，喊来通讯员问：“怎么回事儿，到现在还没做好饭？”通讯员委屈地说：“不是问过你两次都说不用吗？”大队长奇怪地说：“哎？我只说不喝汤，可没说不吃饭啊！”通讯员笑了：“我们这里吃饭就叫喝汤，喝汤就是吃饭啊。”就因为一个“喝汤”，让大队长饿了半天肚子，一时在队里传为笑谈。
我们笑话大队长，可结果自己也闹了笑话。一次，几个山东干部到老乡家里走访，老乡热情地张罗着说：“快坐快坐，我给你们倒茶去。”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咱们山东老家，除了地主家，一般人哪里喝得起茶呀？这家主人当然是贫农了，让人家这样破费，给我们准备昂贵的“茶”，可是太不应该了。所以我们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按住主人不让动．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倒茶。主人哪里肯依：“进了门哪有不喝茶的道理，非倒不行。”争了半天，我们让步说：“如果这样的话，茶就免了，给几碗开水喝就行了。”主人愣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里‘茶’就是开水啊。”原来是叫法不一样。这一下子把主人、客人都搞得很尴尬。出来以后，大家都说，来到外地，真是应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和说话习惯，否则，尴尬一些倒是小事，万一造成误解，影响了党的威信，给工作带来不便，问题就严重了。
6月11日，整编后的队伍继续前进。因为当时陇海路还没解放，我们仍然要绕道。于是由濮阳北上清丰、南乐、大名，再西折到邯郸、武安、黎城、潞城、长治、高平和晋城。从河南省的博爱、孟县和孟津冒着暴风雨强渡黄河．连夜穿过洛阳市向东南进入临汝、宝丰的魔冢营、路寨住下。
7月12日，刘伯承和陈毅来到南下干部支队做动员报告。刘、陈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接着分析了全国和中原的形势．介绍了新区工作的任务及特点．要求我们加强团结，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注意培养当地干部，巩固中原．为打过长江去打好基础。
8月16日至18日的3天中，邓子恢给我们作了名为《论群众运动》的报告．中原局刘子元介绍了新区情况。9月1日分配方案公布。到达的同志中除一小部分到陕南、江汉和桐柏地区外，其余大部分人都留在豫西。9月3日，豫西区党委书记张玺和行署主任李一清前来驻地作报告，主要讲解了豫西的情况、特点，当前工作的要点以及注意事项。9月10日，金明向我们作了发动群众的报告，内容是进村后如何调查研究、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9月12日宣布了具体分往各县的人员名单．禹县和鲁山分配得较少，而临汝、宝丰和郏县作为重点实验县，配备干部较多。金明任地委书记，直接掌握这3个重点县。夏如爱任临汝县县委书记．带领我们150多人前往临汝。我被分到实验区任区委书记。半年后，因为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出现大量比这里更新的新区．于是绝大多数南下的干部又二次南下奔赴湖南新区，而我则被留在临汝县任县委副书记。
9月14日下午，我们到达临汝县城．听了县委关于该县情况的介绍，学习了有关文件后，大家各就各位．分头前往各自的农村开展工作。
在长治时有一天开大会，陈毅作报告，讲了全国的斗争形势后，他强调说：“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要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八百万的军队和干部，大家要做好到新区吃苦、甚至流血牺牲的准备，不要考虑如何享乐。”陈毅的这番讲话说得很直率．我们有些同志对此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会后出现了悲观情绪，信心发生了动摇，甚至有极少数人开了小差儿离开队伍想跑回老家去。但是因为新区情况复杂，还有不少土匪等反动势力，我们一般干部又不配枪．所以这些开小差的同志不敢乱闯．只能顺着我们来时的路往回走．结果没回去多远就被后面的收容队给截住，又被送了回来。
这第一批南下干部，大都是青年或中年．婚姻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来得及成家。极少数年龄大一些的同志家中已有封建家庭包办的妻子．既下不了决心离婚．南下时又无法带走，左右为难。还有少数人新婚不久，迫切要求夫妇双双到新区工作，即使是吃苦受累也心甘情愿。又有一些正在恋爱中．他们的理想是到达新区后能以最快速度把对象也调过去。至于那些“一无所有”者，则希望一到新区能速战速决，恋爱成家。于是爱情与婚姻成为这些干部行军中的主要话题。尤其几个正在恋爱中的同志，成了大家的议论中心。其他同志都为他们惋惜，认为把对象一个人扔在家里既感情不舍又不放心应该先把婚结了再走．至少也该想办法和对象睡一觉，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免一走几年，最后“鸡飞蛋打”。有一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想不开，思想包袱沉重，以至于经常头痛．走到濮阳时已经疼得难以忍受了。不得已，请示大队后我们把他介绍回了栖霞。
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一路上逢到有陈毅等领导同志作报告的机会，就总是有不少人递条子，请他们答复什么时候可以调动爱人、到新区后是否允许谈恋爱这一类问题。刚开始陈毅耐心地解释政策，请大家以工作为重。但这类问题越问越多，最后陈毅严肃地回答说：“大家想老婆，可惜我口袋里没有。如果有的话，每人发给一个不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到新区来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找老婆，而是怎样全身心投入新工作，怎样打开新局面。”从此以后，干部慢慢地端正了态度，不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分心了。
三、剿匪反霸
临汝是豫西的土匪窝。陈毅司令员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称：“我党足迹走遍全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可以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川、郏县、禹县为代表”，可见临汝土匪之盛。解放前，全县大队以上建制的土匪就有30多股。他们多活动在县境附近的边远地区．跟新生的人民政权打游击。1947年10月3日，宋慰然部数十名土匪把解放军留在观上村的11名伤病员全部用刺刀戳死．还把尸体埋到了县城。12月12日，匪首王宗法纠集外县土匪共200多人打进官庄街，杀害村干部和民兵21人，打伤8人，拉走牲口127头，烧毁房屋10间．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要想搞好土地改革．打开新区局面，就必须首先剿灭土匪。县政府紧密配合主力部队．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政策．向大股土匪展开了进攻。经过前后20余次作战，在观上村将保安团长王景全击毙：解放夏店街，击毙匪首平文正，俘虏匪徒500余人：围剿半礼街．将孙凹斗部土匪250余人全部消灭：奔袭土匪据点黄庄，活捉匪首黄万镒以下300多人。
消灭了大股土匪之后，野战军主力陆续转移。上级决定，留下一个主力团，再加上地方部队，合编为临汝县独立团，负责主力转移后继续剿匪的任务。县委决定，把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打一场军民齐动员、剿匪反霸的人民战争。1948年9月19日凌晨，在临汝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场统一大清查，共逮捕土匪、特务523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的反动气焰。县政府又趁热打铁，将土匪头子黄万镒等公开枪决，并布告，对隐藏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等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们限期到人民政府自首。一个月内，投降自首的土匪共有400余人。
1949年春．临汝农村发动了参军热潮．全县2650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残匪郭老六、张文宪等贼心不死，趁机造谣生事，诬蔑参军是过江当炮灰、要“填平长江”，并威胁群众说．谁参军就杀死他的全家。他们虚张声势，声称还乡团要杀回来了．要把华北来的老干部一律杀光，把新干部拉到龙门山上活埋。他们拉拢了一些动摇分子，欺骗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于3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围攻王堂等6个乡政府．杀害了乡指导员杨树德、乡长范中光等干部，一时气焰嚣张。3月17日，乡政府派公安局长带领县独立团和公安队．再加上15区的民兵，对匪徒进行了
大规模的围剿，将匪首张文宪以下70余人活捉．缴获步枪74支。接着在展开的政治攻势中．30多名匪徒携带武器到乡政府自首．60多名被胁迫的群众先后归来，经政府教育后从宽处理。
四、发动群众
像临汝这样一个曾经土匪横行的新解放区．之所以能够在半年之内完成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参军、支援前线、征收公粮等一系列繁重任务，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这里的群众苦大仇深，除受国民党的统治之外．还要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受土匪的欺压。许多贫雇农地无一分、房无一间，全靠向地主乞求几分薄地糊口．除缴纳地租外，还要随时为地主出工拉煤、送地主全家看戏走亲戚等等。有些妇女甚至被迫把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扔在家里．到地主家为他们的孩子喂奶。
这里农民的生活很苦。比如，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他们把吃晚饭叫做“喝汤”，因为穷，晚上只能用玉米糁儿加上几块红薯熬点汤喝来对付肚子。这里还有一个在其他地方不多见的习惯，纸烟可以拆包卖，农民们一次只买三根五根的，很少有买一盒的。他们自己根本舍不得抽昂贵的纸烟．可遇到下乡的保丁，催粮要款的保甲人员，或是自己到乡保机关办事，还非要有纸烟招待不行。可是家里穷，没钱多买，结果就出现了卖零烟的现象。
这里更可怕的一个现象是“打孽”，有谁对你有仇和恨时，可以出钱雇人把你全家杀掉。就算有人漏网或逃掉也不敢告状，只要一露面，就会被斩草除根、一网打尽。所以漏网者只好出逃到陕西或是伏牛山里，隐姓埋名地苦干几年，等赚上一笔钱再回来，用同样的方法去花钱雇人把对方一家“打孽”杀掉。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最吃苦头的还是穷苦老百姓。
正因为人民群众苦大仇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内心深处必定会拥护为穷人谋利益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多年的残酷压迫．土匪们猖狂的威胁，造成了他们很大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很大的不坚定性，胆小怕事，前怕狼后怕虎，经不起风吹草动。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经过讨论和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发动群众时注意了以下几点：首先，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反复讲清大好形势：全国即将全面解放，河南已基本解放，本县土匪在几次剿匪运动后已山穷水尽．国民党反动派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这样，从根本上消除敌人的谣言．解除群众“会不会变天”的顾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坚决镇压眼前的土匪恶霸，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我在一区进村之初，经县委同意，把监狱中已经判死刑的罪大恶极的犯人提出6个，然后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状．宣判他们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一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振奋民心的作用。同时，我们人村的干部每人都配枪一支．除了防身之外．既可给敌人一种无声的震慑，又可以安定群众之心。
第三，发动群众的要点是扎根串联。我去的试点村是一区的安洼村，刚进村时由于群众对我们不太了解，又有反动势力暗中监视，所以群众不敢贸然接近我们。远远看到有人在村头晒太阳，你想和他们聊聊天、做做工作，可等你走过去刚打个招呼．他们就这个说去喂牛，那个要回家担水，说话的工夫就全溜走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也要办！我就查看土地册，找那些家里人多地少的贫雇农户。记得最穷的两家农民叫朱世六和杜信．我就悄悄登门走访．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到朱世六家里时，正赶上他发烧躺在床上，我就把自己的感冒药送给他，帮他治好了病。经过这样的接触，这些贫雇农对我们有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再加上我们反复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最后使他们成了我们的积极分子。这之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由他们再去动员其他群众就容易多了。他们既了解情况，知道该去动员谁，相互之间又容易信任，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是本乡人，走家串户时不扎眼，家长里短地唠着嗑儿就把工作做了。最后．他们两人串联了八九个积极分子，按照本地习惯对枪盟誓：“谁三心二意就叫他子弹穿胸，不得好死。”以这几个人为核心，大批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农会也成立了。在这之后，斗地主、分田地就水到渠成了。
但是，在动员积极分子时，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正儿八经的农民常常比较老实．不仅难发动．就是态度积极时也活动能力不太强。而有些兵痞、流氓一类的二混子倒是既好事又胆大，有个活动什么的常常跑得比真正的贫雇农还快。这时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把根子扎到他们身上。一、五区有过一次土匪暴动，5个骨干都是曾经混进基层组织的不纯分子，被清除出去后怀恨在心，勾结土匪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第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把握好斗争的尺度。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在向地主开展斗争时．往往容易为心中的怒火所左右，对地主做出过火的惩罚。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个农民控诉得怒火满腔时．脱下鞋子抽了地主几个嘴巴。这本来在斗争会上也是常见的事，虽然有些违反政策，但还不算太出格．但是那个地主一下子哇哇大叫起来。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在装腔作势，后来越看看不对劲．赶紧上前查看．原来那个农民上台前悄悄在鞋子里塞了一块石头．怪不得地主被抽得直叫呢。像这样的情况就必须及时加以制止，不能因为会被说成是立场不坚定等顾虑而违反党的政策。但是也有一个时机与方式的问题．做得不好就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引起他们的误会。因此，首先要向群众讲清政策并组织他们讨论，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注意政策。其次，斗争会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对那些苦大仇深或是性子火爆的积极分子要通过其他骨干分子首先加以说服，以免现场出现失控局面。
第五．大规模的反霸运动过去以后，要有领导地进行复查，发动群众检查有没有地主恶霸未被真正斗倒．有没有不纯分子混进了基层组织。1949年4月我们经复查发现．斗争进行得不彻底的村子有77个之多。于是我们重新发动群众，再次斗争了144个不法地主，清除了105个混进基层组织的不纯分子．清洗了128个不纯的农会人员和52个不纯的民兵。与此同时，挑选了92名积极分子到基层组织的领导岗位，发展新民兵110人，纯洁了基层队伍。
第六．要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试点村产生了积极分子，组织了农会，开了地主的斗争会后，接着要趁热打铁．组织这些骨干分子到其他村子去走亲访友．传播这里的工作经验．点燃那里的斗争火焰。一般几个积极分子进到一个村子，各自分头发动自己的关系，再通过这些新种子在乡亲中串联．往往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村庄的群众动员起来。我曾经用这种办法在20天之内把火种从一个乡发展到5个乡，还受到了县委的表扬。
五、完成土改
1949年10月．许昌地委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要求全地区普遍开展土改运动。临汝县考虑到自己的具体情况，先试点培训干部，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因为新区普遍存在干部缺乏的问题，新培养的当地干部对土改了解不足．一下子全面铺开恐怕欲速则不达。所以由领导亲自主持，经调查研究、贯彻政策、认真扎实地把点上的工作搞好，总结出经验与教训，然后再用点上的经验教训来训练干部，最后才全面展开。临汝县经过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的5个月时间，胜利完成了全县的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中，划出地主3335户、富农212户，没收其士地103639亩、房屋3753间、牲口3046头、粮食199383斤，较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县夏粮单产比1946年提高了30%。
1950年春，完成土地改革后，我被调到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土改组工作。（完）
